登基之初的乾隆
一
感性選人
乾字，代表宇宙無窮力量，隆字，往往被形容成偉大、繁榮。二十五歲登基的弘曆將“乾隆”二字作為帝號，可知早年雄心遼闊的宏大願景。
與精神充沛相伴隨的是高效率運轉，帝國龐大的機器在乾隆的操作下，乾綱獨斷，尤其在管理龐大的官僚隊伍。與其父雍正相比，早年的乾隆也可謂勤勉認真。在選人用人方面，乾隆親力親為。“每於引見時必執筆標記，詳視熟察”，這一選人辦法，乾隆非常重視：“記名道府，用硃筆記載，乃皇考世宗憲皇帝留意人才，以便隨時錄用，實屬法良意美，所當永遠遵守。”《清實錄》
從乾隆三年（1738）開始，就下令各部向他推薦官員，並明確要求：“有出身不明者，按例參劾。其有品行端謹，或才具優長，所素知者，即據實舉出，交部隨時登記。”乾隆很重視官吏履歷情況，他會在引見後的官吏簡歷中寫下批語“注於履歷之下，恭候簡用。”
乾隆手跡
在選拔官吏時，乾隆延續了其父選官的路數，大體還是停留在第一印象上的觀感，常以自己所謂的面相術和以往評判人的經驗評價官員，並隨手批註在引見的“履歷片”上。
在看了江西官員後，乾隆寫下：“身材瘦，健康，有武將風”，陝西人宋攀隆：“老實人，漢仗，去得”。當看到叫周琬時還說他有點可憐：“瘦長，人可憐見的，中平，好，漢仗”《清高宗實錄》有的官員還被他形容成：“碎相貌卑微、小材料”在其點評的字眼中，多見“似”或“似好”在語氣上有不確定的成分存在，這些帶有濃烈的感情色彩，在給龐大的官僚隊伍面試時，這種“以貌取人”顯然缺乏合理根據。
在選拔武官時，乾隆更在意對方的身高甚至體重，以此定義能否被使用。在看了韓良鄉後，覺得非常不錯，但是由於不託底，只好這樣批註：“總兵中不多見的，在譚行義何勉之間，將來可用提督，須慢些更好。”查郎阿在面試時，乾隆看後給出：“中上，人有福像，識字”，這一模糊評價。有的被乾隆看過後，覺得面相不好，人樣子也不好，便草率下結論說：
“中平，無甚出息，只可參將而已。”有時乾隆也要將當朝重用人物將面試對方進行類比，在看了一個姓錢的官員時這樣說：“貌似富德傅魁之間，人似有為，爽快，若不用巧，大有出息，再看。”乾隆十三年（1748）十月內用陝西守備，“出力，好人，平常，像回子巴得明，人鬼些，小材料，不識字，中下。”
在以貌取官後，乾隆隨著經驗積累，逐漸也看內在特質，有時甚至以識不識字，或是文化程度高低來評判，比如“少識字、中上”和“人平常、相貌好，識字，看下文書”、“糊塗人，膽量似好，不識字，中下”等等評判。《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
此外，當時能夠掌握少數民族語言的官員印象很好，有時這些都能在面試中加分，“此人似可，滿洲話尚好”。乾隆早年風度較好，收穫許多“寬仁”的美名，對於督撫們推薦的大員，即使看了不滿意，也都留有情面，加以使用。如在看了補授陝西略陽營守備時說：“麻子，人甚平常，怡親王說好，似夯出力之人，中中。”乾隆四年三月，在按了張良弼後，在評語中這樣寫道：“中平，人去的，將來副將可用，亦止可到將而已，策楞寶具，一等才技兼優，辦事強幹，惟覺逞才管兵過嚴。”因為有些官員不懂禮數，乾隆看了非常反感，在看了甘肅後營守備後很不滿意，“中平糊塗，不曉事，引見時低著頭，全不懂” 這樣的評價讓此人徹底劃傷仕途終止符號。
乾隆以貌取官有時自己也會發現這種短板侷限，如以前看到幾個副將很滿意，覺得他“人明白，去得，很少識字，中等人。”過了幾年再次引見時，竟覺得非常不滿意說：“粗夯無能，竟不滿意，引見時未細看，錯了。”
這樣的例子還不是一個，甚至出現很多反反覆覆，如在看一個叫杜愷的人，一開始評價相當好：“著是好的，將來可望成人，亦可升用，上中”一年後，再次召見時，乾隆完全顛覆否定了自己當初評價：“人假些，喋喋利口而已，看來無甚出息，向日看錯了”。
總體看來，乾隆的眼裡很少出現讓他眼前一亮的人才，這與乾隆天生的尊己卑人的優越感有關。
二
專制管人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在總結其理政的幾十年裡，對歷史上出現權臣和清朝主政後無權臣現象給予瞭解釋：“我朝綱紀肅清，皇祖皇考至朕躬百餘年來，皆親攬庶務，大權在握，威福之柄皆不下移，實無大臣敢於操竊。”《清實錄》
不光如此，乾隆一朝鮮有名臣出現，這些與乾隆早年“本朝不需要名臣”定調有關。整個官僚團體，更像是他權力的零件，所有人的運轉都是為了乾隆一人服務。乾隆在有清一朝，是最推崇專制主義的，他對此總結說：“蓋權者，威福之柄，不可太阿倒持。”並舉出宋明末代皇帝說：“如果不乾綱獨斷，像宋明兩代庸主，遇到事情就開會，眾論紛紛，毫無定見。”乾隆認為，國家的所有事都該歸皇帝一人說了算，連諮詢和討論也沒有必要，最後只能是貽誤時機。
乾隆小舅子軍機大臣傅桓
不容否認，乾隆早中期非常勤政，有時發現這個官僚系統跟不上其節奏。有一次發現，應召在乾清門們等候奏事的九卿“有因袛候稍久而以勞苦含怒者”，甚至“竟不候而歸”。他非常震怒斥責說：“我日理萬機，不敢半點放鬆，而大臣卻不思國務，悠遊閒適……諸臣思之，當愧於心也。”《乾隆實錄》
乾隆決定要加大對官吏考核力度，把那些混日子的官吏進行清退。乾隆十年（1745）這年被劾為不謹、罷軟、才力不及、浮躁、年老、有疾者共180人，其中不謹官員43人，罷軟17人，才力不及35人，浮躁官13人，年老官40人，有疾者32人全部進行清退。
不光如此，乾隆早期在整治吏治上也頗為鐵腕，尤其對貪官的懲辦十分嚴厲。乾隆二年（1737年）陝西學政喀爾欽在布政使薩哈諒的支持下，賄賣2文武生員一案被揭發。乾隆十分震驚，他說：“登基以來，理解群臣，增加俸祿和養廉銀，以為天下臣工，一定對此感激並更加努力，怎麼也想不到竟然幹出這等齷齪的事來。”、緊接著乾隆感嘆道：“朕做夢都沒想到”並下結論說：“一省如此，他省可知矣”。此後的幾年裡，乾隆又接連處理了一批被揭發的高級官吏，總督、巡撫屢屢涉案。面對日益增多的貪汙案件，乾隆認為，這是因為廢除完贓減等條例，這項條例已經不能遏制官場不正之風，相反給了他們大肆侵貪的保溫箱：“年來侵貪漸多”並明確規定“一犯侵貪，即入實情，且即與勾決。人人共知法在必行，無可倖免。身家既破，子孫莫保。”
雖然早期乾隆在選人上較為用心，儘管有著許多的主觀色彩，但是卻也體現出其要提高整體官僚體系管理水平的良好心願，在此後的鐵腕整治吏治上也表現出了難得的強硬。遺憾的是，進入乾隆中後期，自我陶醉在“十全大夢”的“盛世”，讓早前的努力隨之東流，也沒逃離“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歷史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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