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964年，共有1164人被授予開國將帥的軍銜，在中國軍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英名。但是還有許多人卻因各種原因，在解放後未能授銜，時至今日，他們中大部分人的聲名已遠不及那些開國將帥。其實在革命戰爭年代，他們也曾馳騁在疆場上，身經百戰、戰功卓著。
中央軍委曾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公佈了三十六位軍事家的名單，包括了十大元帥和十員大將。其它十六位，除了在解放前犧牲的葉挺、許繼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權、彭雪楓、羅炳輝、黃公略、方誌敏、劉志丹十一位烈士以外，還有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楊尚昆、李先念五位。其中毛、周、鄧當列元帥，楊尚昆歷史上是三軍團政委並時任軍委常務副主席，李先念則在授銜之初，曾名列開國大將的候選人之一。
譚震林、鄧子恢、張鼎丞三位，也曾進入大將候選人的行列，譚震林和鄧子恢因是國務院副總理，張鼎丞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而未參加授銜。另外，曾任紅軍、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領導平江起義並出任過八路軍參謀長的滕代遠，參加秋收起義並出任過紅軍大學校長和紅9軍團政委的何長工，率紅二十五軍長征並出任過晉察冀軍區代司令員的程子華，領導黃麻起義並出任過新四軍5師政委和中原軍區政委的鄭位三，也未參加授銜。他們幾位都可稱得上是我軍元老，對人民軍隊的創建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別說授銜即使是軍事家的行列中有他們的名字也不為過。
有幾位在中國軍史上曾經叱吒風雲，然而他們卻十分遺憾地與授銜擦肩而過。解放後時任總後勤部部長的楊立三於1954年早逝，歷任紅一軍團代軍團長、八路軍115師代師長的一代戰將陳光受迫害也死於1954年，都沒能等到授銜的那一天。權傾一時的原新四軍政委、第三野戰軍政委饒瀨石，因“高饒事件”在授銜時已經下臺，曾任紅4方面軍政委陳昌浩早靠邊站了，新四軍四支隊政委戴季英也是特殊的問題人物。而原紅4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張琴秋，以及曾任新四軍5師副政委的陳少敏，卻因為是女性被排擠在外。
解放後，出於對外交往的需要，有一批將軍出任駐外大使，因而他們也與授銜失之交臂。這些將軍是南斯拉夫首任大使伍修權、瑞典大使耿飆（曾任19兵團副政委）、印度大使袁仲賢（黃埔一期生、曾任3野8兵團政委）、民主德國大使姬鵬飛（曾任3野7兵團副政委）、匈牙利大使黃鎮（曾任2野9縱政委）、巴基斯坦大使韓念龍（曾任3野33軍政委）、保加利亞大使曹祥仁（曾任4野副參謀長）、羅馬尼亞大使王幼平（2野5兵團政治部主任）、越南大使羅貴波（1野7軍政委）。其中伍修權和耿飆兩位，逝世後還被冠以軍事家的稱號。
在革命戰爭年代出任過軍事要職，在1955年起碼可授予少將以上軍銜的還有很多。
曾任2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張際春，曾任129師政治部主任的“獨臂將軍”蔡樹藩，曾任山東野戰軍政委和華東軍區副政委的黎玉，曾任新四軍7師政委的曾希聖，抗日名將周保中，二野後勤部司令段君毅，20兵團政委李井泉，以及早在1945年就曾被授予中將的葉季壯，都極可能被授予上將軍銜。
瓊崖根據地創始人馮白駒，曾任新四軍五支隊政委的郭述申，曾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的“馬背書法家”舒同，曾任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的吳溉之，曾任西北軍區副司令員的王維舟，1野2兵團政委兼4軍軍長的王世泰，曾任3野7兵團政委的譚啟龍，曾任華野6縱政委江渭清，曾任2野5兵團副政委的張霖之，曾任華北軍區18兵團副司令員的陳漫遠，曾任華北軍區19兵團副司令員的葛宴春和副政委的潘自力，曾任359旅政治部主任的袁任遠，曾任新四軍蘇中軍區司令員的管文蔚，如果授銜可能是開國中將。
在解放戰爭年代擔任過3軍政委的孫志遠、4軍前後任政委的張仲良和高錦純、8軍政委的高克林、9軍政委的張仲翰、10軍政委的王維綱、14軍政委的雷榮天、17軍政委的趙健民、先後任20軍政委的陳時夫和張震球、26軍政委的王一平，40軍政委的卓雄、49軍政委劉隨春、51軍政委楊春甫、59軍政委劉建勳、61軍政委徐子榮，64軍政委王昭，原總後副部長宋裕和、空軍副政委王弼，還有起義將領35軍軍長吳化文、36軍軍長劉萬春、37軍軍長徐世珍，51軍軍長張軫、52軍軍長王勁修、53軍軍長彭傑如、4野的鄧世通，只授予大校軍銜的16軍軍長尹先炳，以及在朝鮮戰爭中犧牲的67軍軍長李湘、50軍代軍長蔡正國、39軍副軍長吳國璋，早逝的9軍軍長趙錫光等，如果授銜起碼是開國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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