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964年，共有1164人被授予开国将帅的军衔，在中国军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英名。但是还有许多人却因各种原因，在解放后未能授衔，时至今日，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声名已远不及那些开国将帅。其实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也曾驰骋在疆场上，身经百战、战功卓著。
中央军委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公布了三十六位军事家的名单，包括了十大元帅和十员大将。其它十六位，除了在解放前牺牲的叶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权、彭雪枫、罗炳辉、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十一位烈士以外，还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五位。其中毛、周、邓当列元帅，杨尚昆历史上是三军团政委并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李先念则在授衔之初，曾名列开国大将的候选人之一。
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三位，也曾进入大将候选人的行列，谭震林和邓子恢因是国务院副总理，张鼎丞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而未参加授衔。另外，曾任红军、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领导平江起义并出任过八路军参谋长的滕代远，参加秋收起义并出任过红军大学校长和红9军团政委的何长工，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并出任过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的程子华，领导黄麻起义并出任过新四军5师政委和中原军区政委的郑位三，也未参加授衔。他们几位都可称得上是我军元老，对人民军队的创建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别说授衔即使是军事家的行列中有他们的名字也不为过。
有几位在中国军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然而他们却十分遗憾地与授衔擦肩而过。解放后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杨立三于1954年早逝，历任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八路军115师代师长的一代战将陈光受迫害也死于1954年，都没能等到授衔的那一天。权倾一时的原新四军政委、第三野战军政委饶濑石，因“高饶事件”在授衔时已经下台，曾任红4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早靠边站了，新四军四支队政委戴季英也是特殊的问题人物。而原红4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以及曾任新四军5师副政委的陈少敏，却因为是女性被排挤在外。
解放后，出于对外交往的需要，有一批将军出任驻外大使，因而他们也与授衔失之交臂。这些将军是南斯拉夫首任大使伍修权、瑞典大使耿飙（曾任19兵团副政委）、印度大使袁仲贤（黄埔一期生、曾任3野8兵团政委）、民主德国大使姬鹏飞（曾任3野7兵团副政委）、匈牙利大使黄镇（曾任2野9纵政委）、巴基斯坦大使韩念龙（曾任3野33军政委）、保加利亚大使曹祥仁（曾任4野副参谋长）、罗马尼亚大使王幼平（2野5兵团政治部主任）、越南大使罗贵波（1野7军政委）。其中伍修权和耿飙两位，逝世后还被冠以军事家的称号。
在革命战争年代出任过军事要职，在1955年起码可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还有很多。
曾任2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张际春，曾任129师政治部主任的“独臂将军”蔡树藩，曾任山东野战军政委和华东军区副政委的黎玉，曾任新四军7师政委的曾希圣，抗日名将周保中，二野后勤部司令段君毅，20兵团政委李井泉，以及早在1945年就曾被授予中将的叶季壮，都极可能被授予上将军衔。
琼崖根据地创始人冯白驹，曾任新四军五支队政委的郭述申，曾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马背书法家”舒同，曾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吴溉之，曾任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的王维舟，1野2兵团政委兼4军军长的王世泰，曾任3野7兵团政委的谭启龙，曾任华野6纵政委江渭清，曾任2野5兵团副政委的张霖之，曾任华北军区18兵团副司令员的陈漫远，曾任华北军区19兵团副司令员的葛宴春和副政委的潘自力，曾任359旅政治部主任的袁任远，曾任新四军苏中军区司令员的管文蔚，如果授衔可能是开国中将。
在解放战争年代担任过3军政委的孙志远、4军前后任政委的张仲良和高锦纯、8军政委的高克林、9军政委的张仲翰、10军政委的王维纲、14军政委的雷荣天、17军政委的赵健民、先后任20军政委的陈时夫和张震球、26军政委的王一平，40军政委的卓雄、49军政委刘随春、51军政委杨春甫、59军政委刘建勋、61军政委徐子荣，64军政委王昭，原总后副部长宋裕和、空军副政委王弼，还有起义将领35军军长吴化文、36军军长刘万春、37军军长徐世珍，51军军长张轸、52军军长王劲修、53军军长彭杰如、4野的邓世通，只授予大校军衔的16军军长尹先炳，以及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67军军长李湘、50军代军长蔡正国、39军副军长吴国璋，早逝的9军军长赵锡光等，如果授衔起码是开国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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