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魯：改革40年與中國經濟的未來

CFIC導讀：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本文回顧了中國改革40年的歷程，分四個階段分別對其間採取的主要改革措施和取得的經濟成果進行了分析。探討了當前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改革建議，對中國經濟未來走向分三種情況進行了預測。

01

改革40年與中國經濟變化

（一）中國經濟主要變化

1977年改革前一年，中國人均GDP按當時匯率折算是198美元，2017年為8836美元。如果用人民幣不變價衡量，人均GDP增長了25倍。用美元不變價格衡量，增長15倍。1977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官方匯率是1.7：1，當時人民幣是高估的，實際上高於15倍。總體上，改革期間中國經濟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77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只有17.5%，即80%以上中國居民是農民，而且當時農民的生活狀況很差。2017年城鎮化率58.5%，農村居民下降到少一半。

關於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增長，1953-1977年這25年GDP年均增長率是5.9%，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率只有1.7%。這兩個數字可能還有一定程度的高估。改革以後1978年到2017年這40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是9.6%，居民人均收入年增長率是7.4%，大幅度高於改革以前。

關於貧困人口，按2010年的貧困線標準（不變價格人均2300元人民幣），1978年農村貧困人口占到97.5%，當時的農村人口幾乎都是貧困人口。2016年這個比例下降到了7.3%，90%以上的農村人口脫貧了。

關於經濟總量，1977年中國GDP折算成美元遠低於很多中小型人口規模的發達國家。改革以後，經濟增長加快，先後超過了俄羅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日本，現在居世界第二位。雖然人均GDP還比美國相差幾倍。

（二）改革40年的主要進展

第一，從低效率的計劃經濟轉向效率更高的市場經濟，總體上中國可以說是市場經濟國家了。

第二，從封閉轉向了開放。改革前中國對外貿易非常少，既沒有對外投資，也沒有外來投資，和世界經濟幾乎是不連通的，人員和世界各地之間也幾乎是不交往的，現在變成了一個總體上開放的經濟，而且發展到對美國有兩三千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以至特朗普要和中國打貿易戰。

第三，從過去的國有經濟一統天下轉變為混合經濟，實際上民營經濟已經佔了一大半。改革開放前，農業以外基本上是國有經濟，在工業產出中，1977年國有企業佔比77%，其餘部分是集體所有制企業。現在這個比例倒過來了，2017年非國有經濟佔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已達78%，國有控股企業只佔22%。

第四，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改革以前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和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是有保障的，基本上終身就業，看病可以報銷，退休後可以領養老金。但這些保障其他城鄉勞動者和居民都不能享受。農民更不用說了，生老病死完全是自己的事情。現在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基本上有了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農村有低保、養老保險、新農合（合作醫療），保障程度較低，但是基本上都能夠享受。現在的主要缺口是農村進城務工人員。

（三）40年改革的實現方式

以上成就的取得可以形象地概括為“摸著石頭過河”，即走一步看一步的漸進式改革。這種改革方式和世界上其他轉軌國家，如前蘇聯及當時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比，有非常大的不同。俄羅斯在上世紀90年代推行“休克療法”式的改革，一夜之間廢除原有的國有經濟，計劃全部取消，價格控制全部放棄，企業全部私有化。隨後俄羅斯GDP跌掉將近一半，盧布大幅貶值。1988年時盧布官方匯率是0.5盧布換一美元，黑市價格是5盧布換一美元。實行休克療法以後，貶到5000盧布換一美元，經歷了惡性通貨膨脹，經濟幾乎崩潰。中國漸進式的改革儘管每一步都不徹底，但是基本平穩地度過來了，而“休克療法”式改革帶來了嚴重的危機。

中國的改革道路當然也不是十全十美，在改革中出現了很多問題。改革期間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腐敗盛行，這種情況只在最近幾年有所改變。經濟體制改革仍然是不完整的，政治體制改革可以說無限向後推了。

02

改革全面展開的80年代

（一）主要改革內容

第一是農村改革，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或者叫包產到戶，廢除了原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低效率體制，恢復了農戶個體經營的方式。這個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第二項改革是對外開放。1980年建立四個經濟特區，吸引外資，逐步開放自由貿易。80年代中期把特區的一部分政策擴大到天津、上海等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隨後逐步把這些開放政策推向全國。

第三是取消限制性政策促使鄉鎮企業迅速發展。農村改革以後，家庭經營提高了效率，出現大量剩餘勞動力。農民在政策允許下開始辦自己的鄉鎮企業，從事非農業生產，包括服裝、玩具、日用品等大批消費品和部分生產資料。當時的國有企業完全按照政府計劃進行生產，結果是生活消費品嚴重短缺，這時候鄉鎮企業根據市場需求進行生產，迅速滿足了市場需要。開始時鄉鎮企業都是集體所有制，隨著發展，漸漸出現了很多個體經營者和私營企業。這些企業的發展填補了市場空缺，打破了原來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

第四是國有企業改革。1978年，四川省率先推行國有企業擴大自主權試點，從幾家企業開始，給了企業幾項自主權，如果超額完成了國家的生產任務，超產的產品企業可以自行銷售，價格可以浮動，不納入國家計劃。試驗很成功，因為企業有了自主權，生產擴大了，利潤增加了，職工可以多發獎金，大家都看得到利益，激勵國有企業向市場靠攏。改革以前企業按政府任務生產，全部產品由政府調撥，利潤也全部上交給政府，企業缺乏積極性。80年代改革中國企開始進入市場，在市場上求生存。四川的試點隨後擴大到全國6000家企業試點，再後來擴大到所有的國有企業。

第五是促進了城市化。過去城鄉之間是隔離的，城鄉居民兩種戶口，農民不能隨便進城市，改革期間開始允許農民工進城打工，逐步開啟了城市化的道路。

第六是雙軌制價格改革。當時為了避免大的經濟震盪，計劃價格沒有取消，但同時允許國有企業超額完成任務的產品按照市場價格自行銷售，鄉鎮企業從一開始就沒有納入計劃，它們的產品都按市場價格銷售。隨著市場導向經濟部分的發展，市場價格調節的範圍逐步擴大，政府定價的範圍逐步縮小，通過這種雙軌制的方式基本平穩地過渡到市場價格佔主體地位。

第七是財稅體制改革。過去地方財政收入全部上交，支出由中央核定。80年代初為了調動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實行了叫做“財政分灶吃飯”的改革。地方財政收入按一定比例留給地方支配，不再全額上交，使地方政府有了一定的財權。1983-1984年又實行了兩步利改稅，從過去全部企業利潤上交政府變成了交所得稅，稅後部分歸企業支配。後來又經過幾次調整，使各類企業稅負均等化，稅制基本上和市場經濟國家相銜接了。

第八是金融體制改革。80年代初已經有工、農、中、建四大銀行了，但起初是嚴格按業務領域分工的，每家銀行在自己的領域都具有壟斷地位，其後逐漸允許商業銀行間業務交叉、有限競爭。再以後各地方商業銀行都出現了，外資銀行也進來了，大體形成了金融市場。

第九是建立資本市場的改革。過去這是個意識形態禁區，80年代一些企業開始試行了股份制，後於1990年建立了深圳和上海兩個證券市場，於是中國有了資本市場。

80年代改革內容相當豐富，這些只是其中一些主要的方面。

（二）取得的經濟成就

第一，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改革前全國糧食產量一直沒有超過2.8億噸，農村老百姓吃不飽飯是普遍現象，推行包產到戶改革後1984年超過了4億噸，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變化，農民能夠吃飽飯了。加上提高糧價、開放市場，幾年內很多農戶拆掉了土房、草房，住上了磚瓦房。

第二，城鄉差距縮小。農村改革先行，而且取得了重大的進展，農民收入增長加快，城鄉間的收入差距縮小了。1977年城鄉收入之比2.6倍，80年代中期縮小到2倍以下。以後有所反彈，到1990年是2.2倍，仍然小於改革前。

第三，鄉鎮企業快速發展和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到80年代末，超過一億人在農村從事非農就業。

第四，建立特區和沿海地區開放吸引了外資，促進了對外貿易，促使外貿迅速發展起來，成為推動增長的一個因素。

第五，地方政府通過財政分灶吃飯，有了積極性，開始參與市場競爭。這在市場經濟國家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政府不是企業。但80年代民營經濟還很薄弱，國有企業局部改革只帶來了有限變化，市場仍然短缺，地方政府參與競爭，根據市場需要進行投資，對於改善市場供應、促進地方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不過隨著市場發展壯大，政府需要退出。如果繼續參與資源配置，用行政權力干預市場運行，就會干擾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就是一個不完整的市場經濟。實際上這些年在這方面也確實出現了很多負面的情況。

最後，從70年代末到整個80年代改革期間，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增長進入了快車道。1978-1990年，年均經濟增長率9.2%，居民收入年均增長8.8%，是中國有史以來老百姓收入增長最快的時期。

03

90年代的改革

（一）兩個標誌性事件

90年代有兩個標誌性事件對改革有重要意義，一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二是1992年召開了中共十四大。1989年以後，有幾年出現了改革的停滯和局部倒退，有些已有的改革措施在往回收，有些地方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受到打壓，有一股力量要把經濟向改革前舊體制的方向拉。1988年全國鄉鎮企業就業9500萬人，1990年減少到9200萬人，減少了約300萬人。企業減少了38萬戶。個體私營企業更受到打擊，但缺乏具體統計。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講話”，其中有震撼力的兩句話是：“只有改革開放才能救中國”、“誰不改革誰下臺”。這得到了大部分地方政府及民間各界的廣泛支持和積極反響，促使改革重上軌道。1992年下半年召開了黨的十四大，明確了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二）1992年後的積極變化

第一，1992年以後對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障礙、政策障礙減少了，民營經濟重新獲得了較快的發展，市場經濟以其自身的邏輯繼續擴展。

第二，1994年實施分稅制改革。80年代財政分灶吃飯、利改稅等改革給了地方和企業很大的自主權，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中央財政收入比重下降，政府財政收入在GDP中佔比越來越小，造成政府財政緊張。1994年推行了分稅制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按照稅種劃分收入，建立了一套較規範的稅收體制，解決了中央財政緊張的問題。但事後看這一改革也有考慮不周之處，財權上收比較多，地方政府一度財源比較緊張，有些地方政府連工資都發不出去了。為解決這個問題，給了地方政府徵地賣地和支配土地收入的權力，以補充地方財源。但這一體制後來負面影響越來越大，帶來了諸多問題。當時的分稅制改革，在更大程度上是政策和制度的調整。

第三，住房改革。改革前城市居民沒有自己的房產，從80年代開始試點，90年代推廣，把企業職工、機關幹部住的公房以很低的價格售出，從此城鎮70%-80%的居民有了自己的財產。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

第四，國有企業改制。80年代國有企業進行了有限的改革，還有很多體制問題沒有解決。到90年代中期，中小型國有企業全面虧損，成為嚴重負擔，只有大型國企還有少量盈利。當時中央決定“抓大放小”，對大企業加強管理，並推進了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對經營不善的中小型企業採取租賃、重組、出售、直至關門倒閉等措施，很多殭屍企業被淘汰掉或改製為民營企業。從1996年到2000年，國有工業企業總數從11萬戶下降到5萬戶，但改革後經營狀況大幅度改善，利潤總額從400億上升到2400億元。改製為民營企業的大多數都扭虧為盈。這一改革對提高企業效率起了重要作用。改革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有些地方的改制過程透明度低，不規範，出現了低估國有資產、幕後交易、利益輸送、對待下崗職工不公平等情況，值得總結經驗教訓。但總體上90年代後期的國企改制對經濟起了積極作用。

第五，社會保障體系自90年代開始建立，90年代後期國有企業改制導致大批員工下崗，有些生活陷入困難。此後加快了社會保障體系的形成，覆蓋面逐步擴大。建立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形成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有重大意義。

04

2000年代的改革

2000年代的改革中特別重要的有如下幾件事。

第一，中國於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從此中國成為國際分工體系的平等成員，世界大門對中國打開，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

第二，取消了農業稅和農村相關收費。80年代農村改革後，又出現了很多新問題，導致苛捐雜費越來越多，農民負擔日益加重。2006年國務院取消了農業稅和相關收費，又增加了對農民的種糧補貼，對農村居民是非常重要的改變。

第三，政策調整促進了城市化發展。以前的城鎮化政策強調“積極發展小城鎮和小城市，嚴格限制大城市的規模”，2000年左右進行了政策調整，變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2003年又發生了孫志剛事件，導致廢除針對城鄉流動人口的收容遣送制度。此後城市化速度明顯加快，城鎮化率在此10年間從36%上升到了50%。

第四，擴大了社會保障覆蓋面。2000年，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覆蓋1.3億人，到2010年擴大到3.6億人，城鎮基本醫療保險覆蓋4.3億人，覆蓋面擴大到非就業城鄉居民。

90年代和2000年代的改革和80年代改革相比，內容相對減少，但並不意味著改革已經完成。不過已經推出的這些改革仍然發揮了重大作用。

在2000-2010年這十年間，經濟繼續保持了年均10.6%的高速增長，居民收入年增長率8.2%。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加入了WTO以後，出口增長加快，10年間年均出口增長20%，強有力地拉動了經濟增長。另一個原因是城市化發展加快對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的帶動作用。

在這10年間，民營經濟繼續快速發展。2000年非國有工業企業佔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50%，到2010年達到72%。民營經濟在此期間繼續保持為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在這個期間，政府加大了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快速發展，也對經濟增長做出了一定貢獻。

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若干嚴重的問題：

第一，腐敗越來越嚴重。第二，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基尼係數從0.41上升到0.48，進入了世界上少數收入差距特別大的國家行列，差不多可以那些收入差距極大的拉美國家相比。第三，國有投資大幅度地增長，政府配置資源強化，對市場的干預在增加，影響了經濟效率。第四，貨幣政策保持了持續寬鬆，導致債務槓桿率大幅上升，金融風險加大。第五，投資率上升，消費率下降，投資效率顯著下降。第六，產能過剩越來越嚴重，經濟結構失衡變成一個突出的問題。最後，政治體制改革一詞在此期間也變得更加敏感。

05

2010年以來的改革以及當前經濟狀況

十八大以後加大了反腐力度，對腐敗蔓延起了顯著的遏制作用。2013年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 “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該決定包含60項改革措施，具體有300條以上。這些改革措施具有重要的意義，但目前看來進展仍不理想，只有部分領域的改革有推進，還有大量的改革措施在等待落實。

這期間的一個積極的變化是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有所抑制，基尼係數最高的時候（2008-2009）達到了0.49，近幾年略有下降，在0.46-0.47之間波動。這期間推進結構再平衡有所進展，但更多地還是處在治標階段，還沒有實質性觸及深層次的體制原因。

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的37年間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長。但2010年以後逐漸下降，過去3年都在7%以下。這意味著結構失衡給經濟增長帶來了困境。這期間民營經濟的增速也在明顯放緩，在工業中去年首次低於國有企業增速，是一個不太好的信號。長期以來積累的產能過剩、房地產庫存過大、槓桿率過高、效率持續下降等結構失衡的因素在這個期間起了主要的作用，拖累了經濟增長。最近幾年雖然推進結構再平衡有進展，但是很多政策還是靠行政手段落實的，並非靠市場實現的。例如去產能，是靠政府定任務、下指標實現的，而導致產能嚴重過剩的一些深層次體制問題還沒有解決。

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結構失衡造成全國的資本生產率從2000年以後逐漸下降，而且降得很快。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在80年代和90年代平均在0.5左右，2016年已經下降到0.14，投資效率明顯降低。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過度投資、低效率投資和消費不足。在2000-2010年期間，消費率大幅度下降，資本形成率（投資率）大幅上升。2010年消費率從過去的60%多降到48%，投資率從30%多上升到接近50%。2010年以後略有回升，投資率小幅度回落。但是現在的投資率比過去80到90年代仍然高10個百分點，消費率低10個百分點。

消費率和投資率的變化原因何在？過去十幾年間政府投資大量增加、加上寬鬆的貨幣供應不斷刺激投資，是主要原因。有些人認為政府投資多了是因為老百姓儲蓄太高，不消費，拉不動經濟增長，政府不得不用這些儲蓄來擴大投資。這個解釋對不對？我們來看一下數據。在總儲蓄結構中，從2000年到2015年政府部門在總儲蓄中所佔比重從-3.6%上升到正的9.5%，上升了十幾個百分點，金融部門的儲蓄佔比也上升了五個百分點，而非金融企業部門和住戶部門的比重都有大幅度的下降。由此可見，儲蓄率和投資率提高的原因並不是老百姓提高儲蓄、不消費了，政府才被動地進行投資以拉動經濟增長，相反政府在擴大投資中扮演了一個主動的角色，在提高投資率的同時也提高了政府的儲蓄率。從可支配總收入的佔比變化，也可以看出是政府部門和金融部門的比重上升，而居民收入佔比是下降的，從2000年的67%降到2015年的61%。因此可支配總收入的分配在這些年發生了一些不利於居民收入和消費的變化。

用固定資產投資數據看，國有控股單位（包括政府投資和國有控股企業投資）投資與GDP之比在1990年是15%，2000年是18%，2010年25%，2016年達到28%，是不斷上升的。在此期間政府的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衛生支出佔GDP的比重雖然也有上升，但是幅度有限。公共教育支出在這些年份從2.5%、2.2%，上升到3.6%、3.9%，公共衛生支出從1.0%、0.7%上升到1.4%和1.9%。和世界上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相比，2010年我國公共教育支出佔3.6%，中等國家平均水平佔4.1%；我國公共衛生支出佔1.4%，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佔2.7%，都比我們高。我們各級政府過度熱衷於固定資產投資，但在改善民生方面做得不夠，這是導致結構失衡和經濟增長乏力的最突出原因。事實上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並不是無條件的，在投資率過高的情況下，投資效率下降，消費受到擠壓，反而會拖累經濟增長。

06

未來改革著力點和中國經濟展望

（一）政府改革

過去有一種說法，所謂中國模式或者說中國特色，就是由政府來集中力量辦大事；我們的政府是強政府，可以把全社會的資源集中起來辦大事，所以比市場經濟國家發展更快。這個道理對嗎？改革以前政府幾乎集中了全部社會資源，但只換來了中等速度的發展，而且老百姓的收入是長期低增長的，二十幾年生活沒有明顯改善。改革以後轉向了市場經濟，放手讓民營經濟發展，增長才進入了高速軌道。所以，把中國特色或者叫做中國模式概括為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一個片面的概念。在改革期間，對經濟增長最主要的貢獻是市場的貢獻，是民營經濟快速發展做出的貢獻，這是第一位的，政府也起了作用，如基礎設施投資，修了高速公路，建了高鐵網，這些對經濟確實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不能把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當作中國的主要或唯一特點，否則中國就不是市場經濟國家。

第一，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目前我們面臨的很嚴重問題是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沒有理順，各級政府常常還是GDP導向，為了提高GDP增速用行政的力量擴大投資，替代市場，干預市場，干預資源配置，造成過度投資，帶來了低效率，反而影響了經濟健康增長。這是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沒有擺清楚造成的問題。因此政府需要推進改革，首先需要改善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第二，政治體制改革和建立反腐敗的制度基礎。反腐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體制弊病沒有根本消除，權力過度集中，行政透明度低，缺乏民主監督，腐敗仍然有制度基礎。這是需要改變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現在有一些小的進展，但還沒有看到重大突破。未來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仍然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

第三，政府職能轉變。政府在物質基礎設施投資方面進展迅速，但是社會基礎設施建設仍然嚴重不足，比如公共醫療、教育、戶籍制度、收入轉移支付等制度建設，也包括建立一套法治體系。突出的問題是政府改革長期滯後，即政治體制改革長期滯後。近期需要做的是政府職能轉變，向服務型政府轉型，把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理清楚，把資源配置交給市場，在市場失效的那些領域政府要承擔主要責任，包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收入再分配、基礎設施建設、法治建設、推進科技進步等。

（二）宏觀政策

貨幣政策長期寬鬆的狀況必須改變。近期有好轉，2017年M2增長率終於從過去的每年百分之十幾降到8.2%，雖然仍高於GDP增長，但比以前顯著放緩了，這是一個積極的變化。這個改變如果能夠持續下去，未來有望避免重大的金融風險。否則，中國經濟增長還將繼續面臨爆發金融危機的危險。

（三）產品市場的改革

在這方面，雖然市場早就在發揮主導作用，而且民營經濟對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仍未充分實現公平競爭。一些產業部門壟斷程度還高，競爭性企業負擔還偏重，政府的審批、干預偏多。近期在減少政府審批這些方面有進步，但還有很多沒有解決的問題。例如在不同類型的企業間，如國企和民營企業之間，大型企業和小企業之間，還沒有做到事實上一視同仁、公平競爭。因此在產品市場上所需要的改革，首先是要實現公平競爭。

（四）要素市場的改革

未來要素市場的改革要解決股市到底是資本市場還是賭場的問題。在房產市場上，要解決房子是用來住的還是炒的這個問題。目前土地市場是由各級政府壟斷，獨家徵地、獨家賣地，抬高了地價、房價，對收入分配有嚴重的不良影響。土地制度改革需要推進，要解決政府獨家徵地獨家賣地，還是由市場來配置土地資源的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說了，要形成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可以直接入市，農民宅基地可以流轉。但是這些方面還有種種限制，改革進展非常有限。在銀行體制方面，現在還是大銀行主導，行為還不完全市場化，進入門檻太高，小型民間金融機構沒有發展起來。這妨礙了小微企業融資和發展。在投資領域，政府參與過多。整體來看，要素市場發育仍然不良，影響了資源配置效率，也影響了收入公平分配。

（五）國有企業改革

過去國有企業職能定位不清楚，比如在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應該是扮演一個平等競爭者的角色，還是單獨強調國有企業要做大做強？國企在管理制度方面，政企分開沒有完全解決，現在又出現了一個黨組織和企業之間應有什麼關係的問題。黨領導企業是在大政方針方面領導，黨組織起的作用是監督企業依法依規經營，還是由黨組織代替企業的董事會進行決策或干預企業經營決策？競爭性領域的關鍵問題就是實現公平競爭，優勝劣汰，誰做得好誰就有理由做大做強，誰效率低就需要改革，再不行就淘汰。

在天然壟斷性領域，國有企業要發揮重要作用，但並不是說國企壟斷就不是壟斷了，國企如果不能擺正企業和公眾利益之間的關係，同樣會造成嚴重的問題。因此，不光需要政府監督，還需要社會監督。此外還要防止和減少行政性壟斷。

在公益領域，像醫療、教育，還有很多課題需要破題，要讓公益性企業或者公益事業單位迴歸公益，但同時還要防止官僚化、行政化的趨勢。這些領域也需要引進競爭機制，讓民營企業進入，兩條腿走路。這可以推動公立機構提高效率。

（六）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

這方面已形成了一個大體上全面覆蓋的體系，但要注意城鎮裡仍然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沒有城鎮戶口。這些新城鎮居民，即“農民工”，長期在城市裡打工，但多數不能入籍，大部分沒有納入到城鎮的社會保障體系。這是重大缺失。戶籍改革有些進展，但需要加快。目前與新進城的人數抵消後沒有減少多少非戶籍人口。而且有些大城市還在驅趕農民工。

目前公共服務和再分配體系仍然還有很多缺失，對減小收入差距作用很有限。公共服務均等化還有待推進。這些方面如果不推進的話，就沒有辦法實現一個公平、有效、合理的分配。

（七）財稅體制改革

在稅制改革方面，需要實現更公平的賦稅。如居民的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稅是累進的，從3%到45%，而資本所得、財產所得、偶然收入稅率都更低。我們一直要說實現所得稅的綜合計徵，但這一點到現在沒有做到。公共資源的管理有待改善，政府支出結構有待改善，特別是政府支出的重點需要從投資轉向服務於民生。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也要轉到民生方面。

（八）改革的落實

現在有很多改革雖然已經寫在文件裡了，但沒有實現。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在很多方面很多地方還沒有落實。如果改革只有頂層設計，沒有基層創造和社會各界的廣泛參與，難以獲得成功。依法改革道理上是對的，但是改革如果沒有先行先試，依法改革能走得出去嗎？法律不改，改革可能走不出去。可是如果先改法律，沒有社會實踐，沒有社會各階層的積極參與，光靠頂層設計和少數法學家參與，這樣的改革能夠推進嗎？

（九）未來的增長趨勢

我們在考慮若干制度和政策因素影響的條件下對未來增長進行了預測。根據模型分析的結果，設定了三個場景。一是常規場景，基本按照過去幾年的趨勢進行外推，假定仍然只有局部的、部分的改革，貨幣政策只有小幅度的調整，但做不到去槓桿。二是危機場景。假定像前幾年那樣槓桿率還在繼續大幅度地上升。第三場景假定加快幾個關鍵領域的改革和政策調整，其一是貨幣政策恢復中性，經過幾年時間轉向去槓桿，其二是通過改革和政策改變引導消費率和投資率調整，使消費率回升到66%左右，投資率逐步降到34%左右。其三是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干預和政府膨脹趨勢受到約束。三種場景模型演算得到的結果差異非常大。

按照改革和調整的場景，我們到2030年人均收入可以達到兩萬美元，中國可以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

按照常規情景，未來只能達到中速增長，2030年我們還處在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間的邊緣地帶，可能仍然低於中等收入國家上限。

按照危機場景，未來平均增長至多保持在3%，到2030年仍然是一個相對偏低的中等收入國家，這期間和其後可以說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這三種不同的情況都與未來的改革和政策調整有密切的關係。如果改革推不動，實際上還有可能向反市場的舊體制倒退，社會有可能兩極分化，使得結構失衡常態化，增長逐漸停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改革能夠推進，中國還有巨大的增長潛力，2030年以前中國可以順利加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也可以成為一個更加公平、和諧、充滿活力的社會。總之，改革是大家的事，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才能推進。

本文作者：王小魯（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本文來源：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ID：SIFL2002）

吳曉波跨年演講：激盪四十年

2017年12月30日，“預見2018”吳曉波年終秀在無錫靈山梵宮舉行，財經作家吳曉波發表了跨年演講。吳曉波以一個寫作者，以及和中國一起成長的親歷者，深入解讀改革開放史（1978-2018），回溯了讓中國發生鉅變的激盪四十年。

在過去四十年裡，西方學者們多次認為中國就要垮了。“但直到今天的年終秀，中國經濟還是沒有垮。那麼問題來了，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獨特性是什麼？我們究竟做對了什麼？”

吳曉波認為，中國經濟變革有四大動力：一、制度創新，中國的制度創新不是頂層設計的結果，所有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二、容忍非均衡，中國從集體貧窮到讓容忍一種非均衡的發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三、巨國效應，中國的人口紅利讓很多企業形成了巨大優勢；四、技術破壁，技術革命不可逆，是一種新動力。

此外，吳曉波還攜手吳伯凡、沈曉衛、劉加隆、管清友四位專家，從人、技術、資本、經濟四大維度進行了預測。

以下為吳曉波演講節選，經創業家&i黑馬精編，未經其本人審閱：

人生有各種各樣的相遇方式，有一種叫偶遇，人生的拐角處，突然遇到你；有一種叫奔赴，雖千里萬里，你一定要找到那個人。還有一種是等待，我在這片草地下、這片星空下，一定要等你出現。第四種相遇就是年終秀，此時此刻在靈山·梵宮遇見大家，非常感恩。

這是我的第三場年終秀，前兩場都在上海舉辦的。年終秀的常規節目是兩個預見：預見過去的一年以及預見即將到來的一年。今年的年終秀有點特殊，因為我們處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

我是一個寫作者，也和中國一起成長的親歷者。今天我們讓一起回顧一下改變中國命運的改革開放四十年——1978到2018。

激蕩四十年

1978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全佔球1.8%，當時的中國是一個極其貧窮和微不足道的國家。今年中國是全球的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佔到全球14.8%。

1978年，中國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個國家排在倒數第七位。今年中國人均GDP將達到9281美元，這個數字代表中國是一個如假包換的中等收入國家。

再來看恩格爾係數，1978年，老百姓賺100元錢有60元錢是拿來買食品。今年中國老百姓每月39%的收入用於購買食品，61%用於購買提高美好生活的商品。

1978年，中國高樓沒有超過200米，今天全世界10幢最高的大樓中有8幢在中國。

1978年，中國沒有一傢俬營企業，全都是國營企業且在世界五百強中微不足道。2017年，世界五百強企業中，中國企業數量已經達到了115家，其中有超過25家是民營企業。

1978年，全中國人民一樣窮。中產階層在1978年是一個要被鎮壓和被鄙視的名詞。今天中國中產階級數量從0增加到2.3億人口。這是除美國以外，比所有發達國家的人口都要多。

此外，目前全世界70%奢侈品被中國年輕人消費掉的，而且這些消費者的平均年齡是39歲。美國購買奢侈品消費者的年齡要比中國老15歲，而美國網民平均年齡比中國大5歲。在這個意義來談，中國要比美國年輕10歲。

1978年，中國一年的汽車產銷是10萬輛。今天中國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車產銷國。2017年中國的汽車產銷量將達到2940萬輛，汽車成為了很多中產階級家庭的標配。同時，所有和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相關的基礎生產資料，中國都是最大的消耗國。

水大魚大？

為了今天的年終秀，專門翻了TIME（《時代週刊》）。

40年前鄧小平帶領中國擺脫了階級鬥爭，被TIME定義為當年的年代人物。

1984年，TIME有一期封面是一位中國年輕人拿著可樂站在長城上，封面標題是《中國的新面孔》。1984年中國開始了城市體制改革，中國的馬路上出現了很多的廣告牌、出現可口可樂、中國城市的圍牆開始一堵一堵消失、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個體戶和民營企業……

2013年，TIME出版了以《中國的今天非常危險》為封面標題，孩子吹泡泡為配圖的雜誌。但僅僅四年之後，TIME刊發了一篇文章《中國贏了》的文章——因為美國總統要訪問中國，為了拿我們2000億美金的訂單，不得不討好我們一下。

通過這一本西方的雜誌，我們就會發覺中國的變化並非一天發生。如果靜態來觀察，我們發現所有的變化都非常陌生。中國“這隻船”這麼大，但每天都面對著巨大的不確定性。

改革開發四十週年來中國的每一條街道、每一個家庭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個變化是如何發生的呢？怎麼解釋？幾乎所有的歷史學家都無法作答。

20多歲的費正清博士畢業後來到了中國，他在1940年代中期寫了《美國與中國》這本書。這是西方學者第一次把中美對照起來的一本書。當時費正清認為中國正在發生一場現代化運動。這場現代化運動最基本的特徵是中國決定放棄自己所有的傳統和制度，並將西方的文明和制度以及語言作為一個對應體。他認為中國所有的變革是對西方文明不斷衝擊後作出的反應。在很長時間裡，這個衝擊反應模式是西方學者對中國的現代化的共識。

1990年代初，在費正清去世之前，他寫了《中國簡史》這本書。在這本書中他說“對不起，我錯了。”在經過50年的閱歷和觀察後，費正清認為中國的現代化的發展不是一個衝擊反應的結果，而是自身內在的基因變革和發展衝動的結果。因此，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具有自身的內在性和動力源。但很可惜，他寫完這本書6個月後就去世了。他很不負責任，中國的動力源是什麼？內在動力和需求是什麼？他沒來得及的解釋，那時中國還不像今天這樣發展的讓人恐懼。

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羅納德·科斯（制度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去世前的最後四年寫了《變革中國》這本書。在這本書中他有三個結論：一、197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二戰以後人類歷史上最為成功的經濟改革運動；二、中國的經濟總量在未來十幾年內超過美國是一個大概率事件；三、中國經濟的發展無法用西方的制度經濟學來解釋，中國改革的成功是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

布熱津斯基（美國著名地緣戰略理論家）曾經對中國講過一句話——“西方人關於中國的認識有一半是無法理解的，另外一半我理解了，但對不起，我理解錯了。”這是一個美國最傑出的戰略頭腦對中國的看法。

這些聰明的大腦對中國的發展都有一個巨大的不確定性和模糊的認知。在過去四十年裡，起碼五次西方學者們認為中國就要垮了。但直到今天的年終秀，中國經濟還是沒有垮。那麼問題來了，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獨特性是什麼？我們究竟做對了什麼？

我問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老師，我說我在寫一本關於2008年到2018年中國十年的經濟史，如果你用一個詞來形容這十年的話會是哪個詞？周老師說是

水是指經濟環境、制度環境；魚是企業。他問如果說“水”不好、中國的經濟很差、中國不適合辦企業，那麼115家世界五百強怎麼來的？如果說“水”很好，那麼為什麼那麼“魚”非正常死掉呢？今天很多的企業家在改革開放40年裡在這個國家賺了很多的錢，但他們移民了。2016年，美國的投資移民簽了800個人，很多是咱們中國人。他們為什麼要移民？他們為什麼認為中國不安全呢？這個焦慮是從何而來？這個問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仍是一個問號。

中國經濟的四個動力

到底發生了什麼？這也是我在剛剛過去的一年裡，寫《激盪十年，水大魚大》不斷問自己的一個問題。我在書裡講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四個動力，今天拿來也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第一，制度創新。這四十年變革，是無數多的產業制度、宏觀制度不斷被創新，不斷被重新設計的結果。制度變革，一定是這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源。

但是為什麼那麼多“魚”會非正常死亡？最大的原因是，中國的制度創新不是頂層設計的結果。中國的制度創新，是建立在一句非常可笑的話上，“所有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

1990年代中期，我到溫州去做調研，替中央寫調查報告。當地有一個叫陳定模（1984年任龍港鎮委書記）的人，在溫州螯江圈了一塊地宣佈說：我要做中國第一個農民城。然後他拿了一張圖紙，到溫州到處賣給大家，我賣給你房間，你花5萬元可以圈一塊地，隨你造樓。然後樓造完，前面一條馬路，這邊歸你修，對面歸人家修。我去調研時，他已經做了5年。

我離開時，陳定模請我喝酒，跟我講了一句話，他說：吳先生，你知道嗎，中國改革開放，所有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所以你必須要支持我。我當時聽到這句話非常震撼，後來我把這句話寫進了《激盪三十年》。

回過頭來看，你會想中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改革，稅收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業改革，哪一項是頂層設計的結果？哪一項改革不是基層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斷突破現有法律的結果？所以中國的制度創新，先天的帶有違法的特點。

第二，容忍非均衡。如果時光回到70年代中期，你會發覺，這個國家其實也其樂融融的，每天敲鑼打鼓，每天喊口子，每天餓肚子，每個人都一樣窮。1978年以後發生了什麼？每個人的心都變得很躁動。有的人開始聽鄧麗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大學，有的人到南方開始倒賣盒帶。一個集體主義、平均主義的國家徹底被弄翻了。如果用一句很經典的話叫什麼？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就是開始容忍一種非均衡的發生。

但是你會問，1978年以來是哪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是那些智商最高的，學歷最高的人？不是。因為當年這一波人在政府裡，在軍隊裡，在高校裡，在國有企業裡，大家都挺安逸的，沒有離開。誰先富起來的？是那些不識字的，犯了前科的，農民，“投機倒把”分子。所以，容忍非均衡的結果，不是最優秀的先起來了，而是那些最想致富的人先致富了。

你會發現，過去的四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發展過程中，一個人能不能成為優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麼家庭，沒有關係；跟你智商高不高，沒有關係；跟你所在區域資源豐富不豐富，沒有關係。只跟它有關係——慾望，你願不願意富起來，你敢不敢為了致富而冒險。

與此同時，我們國家開始把平均主義的大平臺徹底打翻，國家提出來“東南沿海優先發展戰略”。然後我們對外企進行了“超國民待遇”。與此同時，我們這個國家有了很多的區，叫特區、開發區、實驗區、自貿區、自由港。這就是一些允許被先富起來的地區和區域。在這些區域中的人和企業，就獲得了優先發展機會。

第三，巨國效應。這個詞是我跟管清友聊出來的。他說中國發展（快）是因為什麼？是因為我們在座各位腦袋比歐美人更聰明？我們是比他們更勤奮，但更重要的是什麼？我們處在一個非常大的國家。

我寫《激盪三十年》時，曾經用過一個例子，1978年月底，北京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柯達膠捲全球總裁看《人民日報》以後，就飛到香港，他在香港遙望對岸就心潮澎湃，自己終於找到一個要發大財的地方，那個地方有10億人口，每一個人買一個膠捲的話，就是10億膠捲。買兩個就是20億膠捲。

我們這四十年的發展跟巨國效應有巨大關係。在1978年的時候，這個國家只有不到1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裡，今天多少呢？將近60%。在1990年的時候，中國還沒有所謂的中產階層，今天有2.3億。

今天中國有兩家互聯網公司，一個叫阿里，一個叫騰訊，（2017年）交替成為亞洲市值最高的公司。馬雲和馬化騰的智商比硅谷、倫敦、巴黎、東京同時代的60後、70後更聰明？好象也不是。隨著互聯網人口增加，中國一定會出現一個到兩個亞洲市值最高的公司，無非他可能叫馬雲、叫李雲、叫張雲。但是一定會出現這個人，為什麼？因為我們有太多互聯網人口。

第四，技術破壁。任何一個國家不斷進步迭代（都依靠）兩種能力。第一種是制度變革。但是有一件事情挺可惜，就是制度是可逆的。現在很多民營企業家抱怨說，政策像個旋轉門，門開進去以後，轉著轉著自己又回來了。（制度還）有天花板，這個天花板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這就是制度的可逆性。

但是，有一個東西不可逆，叫做技術。今天中國很多產業變革，金融產業變革，通訊產業變革，媒體產業變革，是制度變革所產生的嗎？不是，所有牌照仍然牢牢的抓在（相關部門）手裡。但是，技術使得很多牌照變成了一張廢紙。所以，技術“破壁”是一種新的不逆動力。

回過頭來看，這四十年來，中國發展是一輪接一輪浪潮的結果，在1980年代，中國的製造業發展是（基於）全球化背景下，產業大轉移的結果。隨著歐美國家勞動力人口（成本）的提高，能源價格的上漲，白領人口的增加，沒有人願意做工廠，怎麼辦？好，把大量的工廠騰挪到亞洲地區。恰恰這個時候，中國打開了國門。

到了90年代中期，中國勞動力成本也開始提高，製造業開始出現飽和，這個時候出現了互聯網。互聯網經濟，中國趕上工業革命的末班車，同時趕上了互聯網革命的頭班車。從1990年代中後期以後，互聯網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衝擊波，它改變了人和消費的關係，人和商品的關係，人和服務的關係，人和金融的關係。從去年開始，它又改變了人和資本的關係。

在全球製造業產能背景，中國又出現了供需崛起和供需錯配。我們所關注的商業模式，都跟這部分有關。同時，瞻望未來，我們看到了很多技術革命，看到了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基因革命，而這些革命又跟中國的資本和內需的增長，發生了重大應和。

所有這些變化，好象老天爺在幫你。所以，如果講一句開玩笑話，1978年以來，如果有個“上帝”的話，他可能是我們“中國人”。我們真的非常非常的幸運，生活在一個商業好的時代。

所以，我們經歷了恍如隔世的四十年，我記得十年前在寫《激盪三十年》的時候，曾寫過這句話：當這個時代到來的時候銳不可當，萬物肆意生長，塵埃與曙光升騰。江河匯聚成川，無名山丘崛起為峰，天地一時無比開闊。

這就是我們剛剛經歷的四十年。

需要致敬的四類人

這四十年中，我們需要向一些人致敬。向哪些人致敬？

第一個需要致敬的叫做農民工。今天有一個詞叫鄙視鏈，一個階層一個階層的鄙視，農民工可能處在鄙視鏈的最底端。但是如果你要讓我致敬的話，我第一個致敬的是農民工，2.3億的農民工。他們在改革開放的時候，通過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我們的糧食問題，但是他們要進入到城市的時候，發覺這個國家有很多制度（限制他們），然後他們退回去，洗腳上岸辦了中國鄉鎮企業，然後中國城市化以後，他們又以“不真實”的身份進入到城市裡面，付出他們的勞動。今天他們仍然是中國城市化建設的主力軍。

年底了，千萬不要剋扣他們的工資。

第二個需要致敬的人——企業家，他們站在鄙視鏈最高端。在1978年以前，大家在這個270度環屏上看到的每一個人都是不存在的，1978年以前中國沒有一個私營企業，今天多少？2000萬。今天中國是一個擁有2000萬私營企業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也是所謂的中國特色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特徵。他們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同時改變了這個國家。很多人覺得，這一波人血管裡流的血液都是金色的。這是一群熱愛金錢的人，但是當企業做到一定地步的時候，企業家所賺的每一分錢其實跟自己日常消費已經沒有關係。你在相當的意義上承擔著社會責任，你解決了幾十個、幾千個、幾萬個、幾十萬個人的就業，這些就業者的背後就是幾十萬的家庭。（他們）這些不確定的冒險，改變了中國一個一個產業，改變了一個一個城市的面貌。

這些人的出現，以及容忍這些人出現的制度環境，是我們第二個需要致敬的。

第三個需要致敬的人——地方幹

有一個詞叫做“地方政府公司主義”，這個詞是張五常在他的《中國經濟制度》書中提出來的。去過歐美國家的人會發現，只要有知名度的人去，當地的市長、州長都能夠接待你，花半個小時聊一聊。中國的縣長縣委書記、市長市委書記卻忙得跟狗一樣。然後所有的市長、市委書記就是董事長，所有的縣長、市長都是總經理。他們跟我們做企業一樣揹著KPI，我們有營業收入、淨利潤，他們揹著GDP，有財政收入。所以張五常說，中國每一個地方的地方長官都把自己所在的地方當做公司來經營。這就是所謂地方政府公司主義。

大家看到這個很瘦的老頭叫謝高華（1982年4月至1984年12月任義烏縣委書記），我最後一次見他是15年前，在他的衢州老家，他曾經在浙江中部的一個縣——義烏，當過縣委書記書記。今天的義烏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你在中國地圖上看，說要找一個地方，它能夠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你肯定不會想到義烏，那個地方交通不好，旁邊也沒什麼產業基礎，它就是金華中部一個特別小的縣城。為什麼義烏能成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沒有什麼道理！

1980年代初，就是這個老頭，在全中國所有的縣裡面第一個允許老百姓在馬路邊擺攤賣東西。然後下雨、下雪，擺攤的老百姓很可憐，怎麼辦？搭棚子。這個棚搭完以後，就是中國的第一個小商品交易市場。

中國有成千上萬的謝高華，就是這一些人決定性改變了一個地區的經濟面貌。他們手上有比歐美國家市長、州長大得多的權力，但同時他們需要比這些歐美的市長和州長承擔更大責任。對謝高華來講，允許農民在馬路邊擺攤這件事情本身就是違法的，他是需要拎著烏紗帽去幹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要致敬這些拿著自己的前途去賭改革的地方幹部。

第四個需要致敬的人——創業者。今天中國每天有多少個企業創立？一萬個。中國每天有一萬個企業創業，今年誕生了360萬家新註冊企業。但是很遺憾，他們中的95%會在18個月裡死掉。中國是一個年輕人創業非常多的國家，同時也是創業失敗率非常高的國家。

常常有人說，那麼多人創業，那麼多倒掉，消耗了那麼多資源，這很不道德。但是我問他們，你看到這些創業者中，有哪些人是因為創業自殺的？每年中國有很多人自殺，有因為失戀自殺的，有因為抑鬱自殺的，有因為欠債自殺的，有因為創業而自殺的嗎？沒有。這些人都是拿著自己的生命，拿著自己的時間，在創業的過程中成全了自己的人。這一部分人，我們需要致敬。

一切尚未命名

明年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四十週年，我記得二十多年前自己大學畢業，進入到工作崗位時，很多同事比我大十來歲，他們是誰呢？他們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第一批高考的畢業生，也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的一波人。今年，我經常會接到電話說，曉波你來看看我吧，我要退休了。我當年認識的很多老大哥，在這兩年都要退休了。這一波人經歷了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然後再過五年、十年，又有一代人會退休，80後、90後、00後會不斷的崛起。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每個人都在思考一個問題：我跟這個時代有什麼關係？我有沒有辜負這個時代，這個時代有沒有辜負我？

在《激盪十年，水大魚大》這本書中我寫了這句話：這個時代從不辜負人，它只是磨鍊我們，磨鍊每一個試圖改變自己命運的平凡人。有人嘆息青春散場，歷史已經結束了，要寫回憶錄了。但是更多的人開始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謝謝大家。

本文來源：創業家&i黑馬原創（ID：chuangyejia）、中國企業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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