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9月15日至16日，第三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将在中国武汉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传统文化与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重要观点。此观点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并延续至今。围绕“轴心时代”话题研究和讨论的专家、学者众多，为了让社会各界人士更深入地了解轴心时代，把握论坛主旨，现将“轴心时代”相关文章辑录，发布在本头条号，以飨读者。

轴心时代螺旋式回归视阈下的敦煌哲学

蔺海鲲

蔺海鲲

【摘要】轴心时代理论自提出至今已成为人们研究世界思想文化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话题，对轴心时代的质疑和深入探讨也从未间断。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轴心时代的文明体现了人类精神对其生存环境和自身的巨大突破，规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而且其自身内在蕴涵着多元融合及螺旋式上升的思想基础。敦煌哲学发展中吸收并融合了中西方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并在演变中对其他文明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螺旋式回归的新轴心时代对敦煌哲学的深入研究必将推动敦煌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的重大进步。

【关键词】敦煌哲学；轴心时代；螺旋式回归；精神突破

甘肃省敦煌哲学学会虽然成立于一年前的2013年1月19日，但对敦煌哲学的研究却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范鹏、杨利民等学者对敦煌哲学的学科属性与研究价值、建构敦煌哲学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敦煌哲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敦煌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敦煌哲学的研究要更进一步地以多元文化为基础来展开，因为多元文化是哲学发展的丰厚土壤。而在多元文化的意义上来看，人类轴心时代的多元文化大繁荣有螺旋式回归的现象。因此，本文拟从轴心时代螺旋式回归的视阈探讨敦煌哲学研究的价值及在新的轴心时代的深刻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敦煌哲学与东西方哲学和曾经存在于敦煌的不同体系的文明形态的相互关系。

一、轴心时代的哲学意义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500年左右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可以称之为“轴心期”现象。“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这一观点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各学科领域的广泛关注，对它的质疑和讨论也在不断进行。“轴心时代这一历史现象很早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但在雅斯贝尔斯之前，并没有专门的、系统的研究；今天，轴心时代已成东西方史学、人类学和哲学等学科的一个无法绕过的课题。事实表明，‘轴心时代’既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也是一个思维的‘建构’。”在人类社会飞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思想文化交融激荡的当今时代，以不同视角探讨轴心时代及其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影响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轴心时代是人类精神对生存环境及人类自身的巨大突破

产生于轴心时代的各地域文明是不同文化形态的轴心或枢纽，在这一时期都以对其原始文明的重大突破为前提，并在发展中内在地积蓄力量，由此奠定了各古代文明后来的基本态势，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从轴心时代的影响来看，这个时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转折。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各种人类哲学文化尽管对宇宙、社会和自身思考的问题及方式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但它们都是对前历史时期积淀的思想形态的巨大突破。可以这样认为，“人类觉醒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轴心时代’的中国在历史上大放异彩，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一时期人们的精神觉醒。……充分表明了人类精神的觉醒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形成于这一时代的文明形态促使现实生活中人对自己及群体展现的力量和光明前景充满了信心。这一时期的先圣先哲们普遍抛弃了原有的天命鬼神观念，深入现实生活积极探寻蕴藏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相互关系及其规律中的内在力量，以实际行动践行并鼓励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实践活动，并力求创建一整套庞大的理论体系，以此按自己的认识和意志改造现实社会。

（二）轴心时代的文明形态规定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发展态势

在新航路开辟以前的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有代表性的文明体系在时间和地域上基本处于相互隔绝的态势，各地区文明之间的交流是极为有限的。在同一的世界历史进程出现以前，人类文明都在各自发生的区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发展着，并为本地区的持续发展积累了巨大的潜力。中国、阿拉伯和西方社会由于不同的文明体系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和发展路径，进而使这些地区的人们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思想文化观念。14、15世纪兴起于地中海沿岸的“文艺复兴”是西方文明的第二个“轴心时代”。欧洲通过这个轴心时代，先于其他地区迈入了工业文明时代，开始了人类相互整合的全球化进程。

（三）轴心时代的人类文明内在蕴涵着多元融合及螺旋式上升的思想基础

与轴心时代的文明相呼应，当时的社会政治秩序和思想文化发展进程呈现出显著的“交替”和“循环”的特征。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向人们展示了世界不同地区的灿烂文化景观，这种景观一方面展示了文化的民族性、国度性、地域性、差异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各个特殊的文化传统仍然具有许多类似的、相近的、共同的观点、理念和价值，这些类似的、相近的、共同的观点、理念和价值正是文化普世性的根据和资源。当历史的车轮进入新轴心时期，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政治国际化，文化真正进入到全球观照、多元互动的时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越来越成为当代文化应有的重要特性。”即使受到与其异质的、无论是外部还是外来的文化思想的冲击，其内在的文化精神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内引力，以包容的态势与之融合，并以固有的本源继续前行，表现为看似循环往复实则螺旋上升的兼容并蓄的历程。流传至今的古代文明发展的历程就如同极其巨大的磁场，无论外在思想的力量如何大，形式如何多样，最终都会被吸引到其中来。

二、轴心时代敦煌哲学的发展及其影响

(一)轴心时代敦煌哲学发展的基本状况

敦煌作为中西交通的门户，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地区，有鲜卑、吐谷浑、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民族统治经营，从而使敦煌文化在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又有少数民族文化加入其中。自佛教传入敦煌后就与敦煌原有的思想文化不断交流融合，形成了以蔚为大观的佛教思想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发展史。西晋时敦煌即出高僧竺法护，其弟子竺法乘又在敦煌建寺延学，传播佛教。“自西晋以来，敦煌已成为僧侣向往之地，佛教文化一时兴盛，故高僧辈出；同时，也有外地高僧慕名前往敦煌者。”当时著名的高僧如于道邃、谢庆绪、郗超、支遁、孙绰、单道开、竺昙猷及游巡于敦煌的乐僔、法良等，“无论是敦煌高僧的南巡，还是外地僧人的西来，皆可说明两晋时期的敦煌已成僧人云集向往之地”。自此以后的历朝历代统治者，无论是中央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都对敦煌地区的佛教及其他思想形态给予了大力的扶持和强化，藉此巩固统治秩序。佛教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统治阶级治理社会、教化民众的思想武器，并通过世俗化、社会化的进程影响了当时乃至以后广大地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二)敦煌哲学的多元文化性特征

季羡林先生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精辟地总结道：“世界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敦煌地处亚洲腹地，属于中亚或古西域范围，长期以来就是中国与西方各国进行经济贸易、实现文化交流的历史重镇，是中外历史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带。“敦煌历史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来自东南西北各地的优秀文化所形成的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加之敦煌又有效保存了这种文化，所以敦煌被看作人类古代文明的中心，敦煌文物被视为人类古代文明的结晶。”人类生活发展史中曾经存在的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两河文明以及中华文明等在敦煌完成了独一无二的思想交汇和文化融合，形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中极为独特而鲜明的、汇集东西方古代文明为一体的思想历程，被誉为人类古代文明的中心。

丝绸之路的开通，敦煌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来自西域、中亚、南亚、西亚的文化又深刻地影响了敦煌，与中原和西方各国、各民族的往来和交流中能够不断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合理部分。“

敦煌对于佛教、道教、摩尼教和火祆教等宗教问题具有很大的价值。从两晋时期开始，敦煌地区佛教流行，寺庙普遍修建。藏书中佛典多数是手写本，少数为刻本，有的还有题记。有的佛经已经失传，有的译本与现存的不同。这些古老的刻本和写本，对于研究佛经的版本有积极的意义。另外也有道教的经典，如《太玄真一本际经》《道德经》《老子道德经序诀》《老子道德经义疏》、河上公简注和释文等，还有《老子化胡经》等一些佛道争衡的材料。《孝经》、北齐写本《春秋左传集解》和唐写本《春秋谷梁传集解》《尚书》《论语》等儒家经典也是数量众多。此外，还有少量过去曾一度流行过而现已绝迹的摩尼教和火祆教经典，对于研究这些宗教在中亚一带和中国境内流传的情况大有裨益，弥补了宗教史研究中的空白。

（三）敦煌哲学多元文化演变中的思想融合与社会化倾向

敦煌石窟的存在本身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没有中外文化交流，就没有敦煌，它成了文化交流的见证者。敦煌、吐鲁番和新疆其他地区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孔道，沿着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痕迹，像石窟、古庙、古城到处可见。流传于敦煌的“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史迹等都应该是敦煌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肯定，敦煌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在敦煌地区形成并发展的由中原汉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和境外传入的外来文化融合交汇的独特文化形态，是中原传统文化在西北边陲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中形成的具体形态。“发掘敦煌哲学，实际上也就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补充和丰富。敦煌文化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因此也就必然有其独特的精神。……敦煌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或基本精神就是‘大众化’。这种文化通过最普通的传播途径，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敦煌大众的思想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随着敦煌和内地经济社会交流的增加，中原文化也逐渐传入敦煌，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精通儒学的名士。并且，在中原地区的大混乱中，敦煌和河西走廊却相对安定，因此保存了汉晋以来的儒家文化传统，建立起深厚的汉晋文化根基。“从敦煌文书中可以看出，敦煌寺院林立，僧人甚多，法事活动频繁，佛教呈现出一派兴盛的景象。另一方面，属于中原文化的儒家和道家、道教在敦煌有着更为深厚的基础……佛教和道教两种宗教文化也在历经数百年的冲突和交流之后，渐渐走上以融合为主要方向的发展道路。”主要表现为：敦煌高僧与佛、道义理沟通，敦煌普通僧众融佛、道信仰于一体的宗教行为，敦煌世俗信众宗教信仰中的佛、道融合等方面。从已有的文献资料反映的事实来看，在当时的敦煌宗教界，体现高僧名士学识渊博精深的重要素养之一就是研习、兼通儒释道三家之学。这是历代有识之士和高僧名士在长期活动中努力实现三教融合的必然结果，是与两晋以后尤其是隋唐以来文化交流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规律相适应的，也是与统治阶级推行的三教融合文化政策相一致的。高僧名士有关融合佛、道义理的研究和宣扬、普通僧众从事的具有世俗化倾向的法事活动及世俗信众对佛道诸神尊奉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敦煌佛教哲学与现实社会生活交融的同时，进而从信仰到世俗生活完整体现的佛教哲学乃至敦煌哲学的社会化、大众化态势。

三、以敦煌哲学的研究推动新的轴心时代人类精神的再次突破

(一)从近现代敦煌学的发展看敦煌哲学的新轴心时代性

20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极不平凡的时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令人惊叹，各领域的技术进步已经并继续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基本态势，而科技发展的巨大负面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严重地危及到了人类自身的持续发展。这些人类发展中造成的自身局限性迫使人们开始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尤其是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发展中致命的缺陷和不足，引发了人们对人类发展中新的“轴心时代”的探索。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由于人类社会诸领域交流的加深，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增强，传统思维中单一的、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已不再被奉为圭臬，许多传统文明体系包含的价值系统无法完全应对新的社会变革引发的新趋势和新问题，极有可能像轴心时代一样，在内在文化潜力推动和外在文明形态潜移默化又无孔不入的强势影响下产生类似于帕森思所说的“哲学的突破”那样的精神变革活动，创造出适合自身文化特质又不违背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思想文化体系。“这种兼具多元化和同一性特点的文化格局或许会成为未来世界的基本面貌，它将超越‘泛西方化’浪潮所导致的强权主义国际秩序，开创一个更加平等和更加和谐的国际共同社会。”

从敦煌文化自身的系统来看，自敦煌石窟和藏经洞发现以来，敦煌学和敦煌文化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敦煌学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显学。自从1900—1909年敦煌学发轫始，中国敦煌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敦煌学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敦煌哲学的提出和学科研究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建立敦煌哲学和开展敦煌哲学的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表现为敦煌学自身提升完善发展进一步走向未来的需要，敦煌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发展进一步走向现代化的需要，甘肃建设文化大省为中华文化传承创新走出去作出独特贡献的需要，中国哲学继承创新进一步走向繁荣的需要，中华文明在更高层次上进一步走向世界的需要和人类文明深度对话进一步走向整合融合的需要。”

(二)以新轴心时代敦煌哲学的发展引领中西方文明

杜维明教授把21世纪看作人类的“新轴心时代”，汤一介教授认为：“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很可能形成若干个重要的文化区：欧美文化区、东亚文化区、南亚文化区和中东与北非文化区(伊斯兰文化区)，以及以色列和散在各地的犹太文化等等。这几种有着长久历史的大的文化潮流的哲学将会成为主要影响世界文化发展的动力。”这个轴心时代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在这个新的“轴心时代”，世界文化发展的状况将不是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将会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新的“轴心时代”的文化将不可能像公元前500年前后那样由少数几个伟大思想家来主导，而将是由众多的思想群体来导演未来文化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下，人类逐步进入了统一的“世界历史”进程，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路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已不可能在隔绝、自发的状态下以已有的模式继续前行。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不断跟进，业已成型的不同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文化体系之间必然会有更广泛、更深入的交流和融合。“敦煌文化是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体而又兼具周边民族及外来文化的总体格局，并由此而显现着一种世俗化和庶民化或者大众化色彩的基本精神；敦煌文化的创造者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敦煌所有民众，其包括了在敦煌地区生活的各个阶层、各个职业、各个民族、各个国别的诸色人等。敦煌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具体表现主要集中在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史迹三个方面。”敦煌历史 上就是东西方陆上交通枢纽，是我国和中亚诸多民族交流的中心地区之一，是我国古代对外开放和人类文明的友好交流的历史见证。其文化的独特性之一就是东西方四大文明即古代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教四大文化的交汇点。“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自汉代时期传入敦煌后迅速发展，不仅使敦煌成为佛教圣地，而且对敦煌地区的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除佛教外，祆教、景教、摩尼教等西亚、中亚地区的宗教也在敦煌传播并对敦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宗教文化是敦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多种宗教相互融合渗透使得敦煌宗教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

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使之更好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提出“20多年来，随着中国同欧亚国家关系快速发展，古老的丝绸之路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把中国同欧亚国家的互利合作不断推向新的历史高度。”“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表明，当今国际社会中，各国普遍认识到文化已经成为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增进团结、凝聚人心和不断创新的重要源泉，成为各国在国际社会和区域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强大力量。因此在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充分发挥敦煌文化已有的和正在发展的思想文化优势，以更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升本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提升敦煌文化在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竞争力、辐射力和影响力。

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潮流使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均不愿也不能走向原轴心时代的完全回归，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回归。对世界各国文明来说至为重要的是在轴心时代文明的基础上如何使本民族的文化更加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连成一片，因而世界文化发展的状况将不是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个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不同文明的交流具有重大意义。“敦煌哲学将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哲学精神”，就中国而言，佛教传入中国后的中国化进程表明，在充分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之上应对一切外来文化的吸收与融合，这个过程应是在其自身发展规律支配下随着时空自然推进而逐步演化的，不可极端地将不同文明的差异绝对化。可以想见，在新轴心时代背景下的当今时代，随着东西方文化的频繁交流，对敦煌哲学的深入研究必将引起敦煌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领域的深刻思考。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对敦煌哲学的深入研究必将迎来中国哲学在新轴心时代的春天，引领和影响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及存在于此的各种文明形态，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认识中国哲学的特质，反思中西方思想文化的不同理路、范式和影响。这些思想成果必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推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

注释

①黑晓佛先生认为：“敦煌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史迹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以敦煌为空间范围而存在的密切关联而不可分割的整体。敦煌遗书、敦煌石窟遗存以及其他敦煌发现物和古遗址统统都是敦煌古代文化的一部分，它们作为复合体混杂在一起自有其内在规律、体系和系统。”参见黑晓佛：《敦煌哲学的独特性、问题域及研究范式》，《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②张堡先生认为：“敦煌哲学毫不含糊的将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不必怀疑敦煌哲学将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哲学追求与建构的方向之一。敦煌哲学的建构自觉的担当起当代中国以至人类世界文化建设的哲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资源，成为当代人类文化建设的一种内在追求与内在精神气质的支撑和资源。一句话，敦煌哲学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哲学精神，这既给敦煌哲学的建设赋予了活的现代精神和理论进路，也给当代文化建设找到了深刻而又深厚的人文精神和哲学底蕴，赋予当代人类文化建设一种内在的终极关怀。”参见张堡：《哲学的多义性与敦煌哲学的建构——对“哲学”“敦煌哲学”及其“敦煌”的哲学精神的讨论》，《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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