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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界奧斯卡”
作家王安憶一開始是《世紀》雜誌的讀者，因為不久前去世的學者趙昌平的引薦，繼而成為它的供稿者。在這個過程中，她逐漸加深了對這本由原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翻譯家蕭乾創辦於1993年7月的雜誌的瞭解。在日前於上海科學會堂舉行的 “世紀迴響——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暨《世紀》雜誌創刊 25週年座談會”上，王安憶對其作為一本文史雜誌，相較於其他歷史著作或書籍刊物，在記錄歷史上表現出來的開放性，表示了由衷的讚賞。
以王安憶的理解，開放性一方面體現於該雜誌尊重小人物的歷史，因為很多正史偏於記錄重要事件和大人物的言行舉止。但不能忘記的是，在一些重大事件的褶縫裡面，有被我們忽略的小人物的生活。正因為中國經歷過100年甚至100年以上的動盪，中國歷史尤其需要很多人來一起講述。“一些地位不那麼高，社會身份不那麼重要，甚至於很長時間裡被遮蔽的人物，也能在這本雜誌上發表他們的認識，記錄他們的生命足跡，這一點難能可貴。”
另一方面，在王安憶看來，該雜誌的開放性在於，對歷史不做機械的劃分。嚴格說來，等到了明天再回過頭來看今天，就是看的過往的歷史，但歷史在很多人眼裡很遙遠，很多雜誌也正是記錄和講述遙遠的歷史。“《世紀》不是這樣，它沒有太強的約束，也不大講究年代，哪怕是十年、五年前發生的事情，都可以納入到它的追憶當中。”王安憶正是基於這一特點，成了雜誌供稿者。“因為歷史是一個那麼巨大的紀念碑式的存在，活著的人總覺得自己離歷史很遙遠，只有把它拉近了，我們才能真正靠近它，並提供我們的材料。”
《世紀》雜誌創刊號刊頭
讓我們得以記錄和留存歷史的當然不只是文字，所以眼下興建起各種各樣的紀念館。王安憶調侃道，這種建館的熱潮可能與現在水泥鋼筋生產過剩有關。在她看來，需要文字來承載的東西未必適合建館，因為從裡面很難得到直觀的感受。“歷史是時間的，而時間是動態的，總是流失的，我們很難把它固定下來變成物質化的存在來直觀它。所以，我認為，保留歷史最好的辦法不是建館，而是用文字把它保留下來。”
無可替代的印刷品
王安憶由此聯想到法國作家雨果寫的長篇小說 《巴黎聖母院》裡的一個場景：修道院裡幾個長老級的人物在討論，最好用什麼來記錄歷史事件。在文字產生以前，歷史多是用石頭來記錄的，像教堂、修道院，還有一些大的建築，它們記錄了國王的時代、歷史和王朝，但建築也是非常脆弱的，一場大火、一場戰爭、一場革命就能把它摧毀。“印刷術誕生以後，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複製和傳播，就讓記錄變得很堅固。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小看我們的文字和印刷品。不要來了什麼新媒體，出現了什麼電子版，就可以從此替代紙張了，文字的記錄是無可替代的。”
文字之於記錄歷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什麼樣的文字記錄歷史更其重要。《世紀》雜誌原主編沈祖煒在刊於該雜誌“世紀遐想”的專題文章中坦言，批閱各類史書，常常覺得言人言事過於簡略，重於“宏大敘事”而輕於細節真實。不少史書只有抽象的趨勢論述，缺乏生動具體的社會文化心理描述。這種把包括人物和事件在內的歷史對象的具體環境、個性特點、過程細節都抽象掉的結果，難免使歷史真相蛻化為形式化和公式化的杜撰。 由此，他強調文史工作須要從故紙堆裡發掘遺篇真本，從回憶雜談中體察真情實意。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該雜誌主編沈飛德表示，《世紀》在選擇稿件上注重原創性的文章，披露第一手史料，摒棄炒冷飯和無新意的文章，拒絕雖然有可讀性卻缺乏史料價值的文章，在不斷挖掘文史館館員和社會諸多重大歷史事件的參與者或見證人的第一手回憶的同時，也刊發大量文史界專家學者尋訪海內外史料基礎上的最新研究成果。與此同時，沈飛德表示，該雜誌還通過口述歷史豐富歷史細節，以其真實性更近一步體現文章的價值。“《世紀》比較早關注口述歷史，進入新時期後開闢了口述與回憶欄目，2013年7月，上海文史館正式成立了口述歷史研究中心，請專家學者掛帥，編撰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口述歷史叢書。”
改革開放路上的“雙子星”
葉永烈/著
上海雖說是一座年輕的城市，畢竟有一個半世紀的歷史。我寫長篇小說“上海三部曲”的時候，追溯“冒險家”們生活的年代，可以寫到外灘2號的英國總會，寫到南京路上的華懋飯店、沙遜大廈、國際飯店，寫到衡山路上的國際禮拜堂，也寫到上海典型民居石庫門房子，算是有一點歷史感。
我來到深圳，發覺深圳是一座沒有古蹟、沒有名勝，也沒有舊房的城市。深圳是在一張白紙上建設一座新城。深圳人以“大手筆”的氣魄，建造大型樂園，成為深圳的“人造名勝”。我記得，一次次到深圳，每一次都有大型新景點“冒”出來:
先是在深圳參觀“中國民俗文化村”──這是展現全國56個民族生活的大型樂園；接著，過了些日子，又參觀了剛落成的“錦繡中華”──這裡微縮著中華大地的最著名的名勝，遊覽這裡如同周遊全國；然後，我遊歷了“世界之窗”──這裡微縮著世界各國最著名的名勝，遊覽這裡如同周遊世界。
這些人造景觀，規模一個比一個大。據當地朋友告知，深圳採取“滾動開發”，即先造一個遊樂園，賺了錢，造第二個。再賺了錢，造第三個。那天，我在“世界之窗”參加晚會，環顧四周，偌大的廣場，座無虛席，足見深圳遊人之眾。這樣次第推進，逐步建設，“新名勝”吸引了無數遊客。
上海與深圳這“雙城”，上海開埠早，最初處於領跑的地位。深圳崛起之後，開始跟跑。深圳大步流星，從跟跑到與上海並跑。上海在開發浦東之後，開始加速跑。這時，深圳緊跟緊追，大有後生可畏之勢。深圳彎道超車，正在瞄準上海，奪取領跑的地位……
但不能不看到，即使是修史亦如沈祖煒所說，常見選擇性的失憶，即該寫的不寫。個人回憶錄、口述史更不可避免有其侷限性，比較多選擇性的記憶，即誇張個人興趣之所在。這多半是出於各自的立場和觀點——
“
所以歷史研究應當是一個不斷修正和重構的過程，而基礎就是不斷髮現新的史料。對於現當代史而言，歷史過程參與者的親歷、親見、親聞的資料，文史工作者提供的掌故筆記、訪談雜錄，都可以為正規的歷史撰寫起到補充細節、提供佐證、解釋內情等作用。
如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熊月之所言，存史之真、正史之誤、糾史之偏，減少文獻記錄之遺漏與訛謬，是《世紀》的一大特色，諸多回憶、紀念文章，均具此特色，而補史之缺更是其長項。
在堅持史實正確的前提下，上海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曹旭建言，《世紀》有必要從“史”向“文史”靠攏。“我們記錄歷史向來只偏重史，但文史館的特色正在於文史，有必要把文和史結合起來，兩者融合，才能真正體現出歷史的厚度與深度。所以，上海文史館有必要立足於自己所長，開闢一些新的欄目，比如才藝錄什麼的，讓館員從各個方面來談談自己的一些觀察和體會。”
事實上，正是來自各個領域的館員，給這本由中央文史研究館和上海市文史研究館主辦的雜誌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上海文史館自1953年建館以來先後聘請了1000多位館員。其中，書法家、畫家在不同時期的館員當中佔30%以上。會上，國畫家、88歲的汪觀清館員和104歲的顧振樂老先生題款，贈予上海文史館《牛犢情深圖》。而從1993年 7月創刊至今，每年6期，該雜誌迄今共出版了151期，總字數近 2000萬字，歷史圖片近萬張。其中，該館館員在不同時期為該雜誌撰寫或口述了部分重要文章。
出於讓一些重要文章得以更好留存和傳播的考慮，該雜誌編輯部在創刊時就提出，每逢5和10週年紀念日都要將發表於雜誌的優秀欄目的文章結集出版。2004年 12月曾經出版了 《目擊 20世紀叢書》，2006年 7月曾經出版了《〈世紀〉筆記掌故叢書》，今年 7月出版了《世紀遐想》，該書薈萃了刊載於雜誌內“世紀遐想”欄目 148篇短小精悍、思想深邃的文章。葛兆光、陳思和、陳平原、俞吾金、劉心武、張汝倫、鄧偉志等眾多學者都曾為該欄目賜稿。會上還舉行了《世紀遐想》一書的首發儀式，並將該書捐贈給上海圖書館、新聞出版博物館、靜安區圖書館和閔行區圖書館等單位，使之發揮更大的社會效益。
《世紀遐想》
誠如上海市檔案館副館長、《檔案春秋》雜誌原總編輯邢建榕所說，《世紀》之所以辦出了一定的成績，先後兩次入選華東地區優秀期刊，很重要的原因在於，縱使時代風雲變幻，歷任領導人和編輯都對出版宗旨一以貫之，編輯風格也是一脈相承，不因人事的變化而變化。事實也是如此，25年來，該雜誌始終遵循“積累史料、傳承文化”的辦刊宗旨，堅持“親歷、親見、親聞”的特色，不斷挖掘重大歷史事件的珍貴細節，刊載文史學者利用稀見檔案材料潛心研究的最新成果，以第一手資料披露百年中國歷史變遷，發掘歷史真相，搶救史料，積極發揮存史資政、以史育人的社會功能。與此同時，該雜誌不斷拓寬視野，近期又新增了“文化自信大家談”“口述歷史”及 “改革開放40週年”等一系列特色欄目。
當然，在互聯網技術革新的大背景下，作為一本文史雜誌，《世紀》也和很多傳統紙媒一樣面臨同質化競爭，讀者群日益老化等問題。也因此，該雜誌有堅守，也求新變。從 2006年第六期開始，該雜誌就加強了同網絡媒體的合作，並於2016年推出微信公眾號，節選當期或往期雜誌中的精華內容刊登。為適應讀圖時代的需求，從2016年第一期開始，該雜誌也實施擴版，新增16頁彩頁。會上，該雜誌還與澎湃新聞網、觀察者網舉行新媒體戰略合作簽約儀式。
國務院參事室黨組書記、主任王仲偉出席座談會並講話。中宣部原副部長龔心瀚，上海市第十四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上海市宋慶齡研究會會長薛潮，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王珏及其他有關單位領導，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文史界、新聞出版界的專家學者，作者與讀者代表等八十餘人出席大會。座談會由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黨組書記、館長郝鐵川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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