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珍院士（2016年12月31日姚琴攝）

人物簡介

王志珍，女，1942年出生於上海，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家。1959年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生物物理系，1964年畢業，同年9月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至今。200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05年當選為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曾任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第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訪談時間：2016年12月31日

訪談地點：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王志珍院士辦公室

受訪人 | 王志珍

訪談人 | 劉銳、姚琴

整理人 | 姚琴、熊衛民

責 編 | 程莉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　●　●

王志珍說，她是時代的幸運兒，但她始終懷揣一種忐忑不安的感覺。機會到來的時候，彷彿最後一班火車在她面前呼嘯而過，她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趕緊向它奔去，用力向上攀爬，最後總算爬上了火車。這些火車不會停留在站臺靜靜等她，而她的貴人，為她贏得了一次次機遇。她的貴人是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是從小到大的求學經歷，是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所生物大分子國家重點實驗室大好的研究環境，還有許多幫助過她的領導和同事以及和她一起工作過的學生們。

求知的經歷

劉銳（以下簡稱“劉”）：王老師，咱們先從您從小到大的讀書經歷說起，可以嗎？

王志珍

解放前我國各地結核病猖獗，我的家人幾乎都被染上結核。小學升初中時，我哥哥考慮到我年齡小，抵抗力差，不適宜與家人一起生活，就讓我報考上海市的上海中學。上海中學歷史悠久，解放前是省立高中（解放前使用過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江蘇省立上海中學等校名），解放後是上海市示範性高中，教學質量高。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它是寄宿制中學。那時中學都是全國統招，上海中學的入學競爭相當激烈，女生尤其如此，因為學校每年不多不少只招收72名女生——這個數字是由宿舍的床位數決定的。幸運的是，我在稀裡糊塗中考上了。再後來，初中升高中時，每個畢業班有兩個直升高中部的保送名額，我在稀裡糊塗中不僅獲得了保送名額，還獲得一個在杭州參加夏令營的獎勵，這於我而言真是天大的“升學禮物”。

劉：是按照成績排名，選取前兩名的學生來保送的嗎？

王：不知道，大概吧。從上學起我始終是班上年齡最小的學生，尤其在初中階段，班上同學的年齡差距非常大。我入初中11歲，但同班同學中有的已經16、17歲了！後來才知道，這些大齡同學多半在解放前因家境貧窮而中斷了學業，解放後只要他們能通過考試，就可以在上海中學學習。這個政策好！他們能獲得在著名中學繼續學習的機會，體現了共產黨讓窮人在新社會翻了身。

初中時代的我個頭還沒長起來，始終坐在教室第一排，直到畢業我都沒認全坐在後排的同學。也因為這樣，我一直沒有當學生幹部的份兒。

父親的過世讓我們在一段時間內失去了經濟來源。我沒有新衣服，常穿家裡舊衣服改的衣服；我沒有零花錢，便不吃零食。但有一點，我從來不羨慕富裕同學的生活，而是沉浸在自己的學習中。

姚琴（以下簡稱“姚”）：您的成績很好，選擇學校的空間很大，什麼原因讓您最終報考了中科大？

王：與我的哥哥、姐姐有關。我上大學前，我的姐姐已進入北大生物系，她是新中國第一批生物化學專業的學生。受她的影響，高考時我一心報考北京大學，在志願欄中也填了清華大學的幾個系。我哥哥在中國科學院（以下簡稱“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所工作（他在我上大學的第二年被科學院越級提拔為副研究員）。1958年，科學院舉全院之力創辦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這是一所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大學，是在黨中央發出“向科學進軍”號召的背景下成立的。中國最頂尖的一批科學家親自擔當“設計師”和“園丁”：錢學森、郭永懷、華羅庚、貝時璋等先生不僅擔任各系的主任，還親自為學生授課，為新中國培養新興、邊緣、交叉學科的尖端科技人才。我哥哥希望我未來能像他一樣從事科研工作，建議我報考科大。最後我把第一志願改為科大生物物理系。

►上世紀八十年代，王志珍（右）與哥哥王志勤和姐姐王志美在美國費城合影。（圖片來源：2011年05月23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科大的獎學金

劉：你們班的王溪松老師曾提到過，當年在科大，貧困生可以申請獎學金。您申請過這筆獎學金嗎？

王：不是獎學金，是助學金，分甲等、乙等，我沒有申請過。那時我的哥哥已經在有機所工作了，他從每個月幾十元的工資中分出十幾元給我，用於支付必要的生活費，當然我還是沒有零花錢的。我記得在我們班，有多位同學獲得助學金。王溪松是我們班的支部書記，他寫過一篇講述他完全靠助學金完成大學學習的文章，非常感人。

劉：聽聞您班上有幾位高幹子弟，他們與大家相處得很好。是這樣的嗎？

王

北大姐姐與科大妹妹

姚：您和您姐姐的專業相近嗎？兩所學校在學科設置上有什麼區別？

王：相近，她學的是生物化學，我學的是生物物理。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在50年代末期，北京大學生物系率先在國內設立生物化學專業，我的姐姐是北大生物化學專業的首屆畢業生。科大則於1958年在國內最早成立生物物理系，十分注重數理化基礎教學，相對來說，這三門基礎課的內容比北大生物系開的要多。科大的數理化課程分三個等級：A類、B類、C類，我們和高分子專業的學生一起學習B類數學和B類物理。這種配置非常好，不僅為我們打下了紮實的數理基礎，更為我們之後的科研工作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我們班五十位同學，後來在神經生物學、細胞生物學、生物化學、結構生物學、分子生物學、航天醫學、生物信息學、大型儀器、科學管理等領域都做得很好，這得益於紮實的數理化基礎。

劉：您是受您姐姐的影響而選擇的生物物理學，還是在報考時就心儀於生物物理學？

王：高三時，我對自己未來的規劃並不清晰，儘管我有當科學家的夢想，但是不知道該念什麼專業，因為我對數學、物理、化學都感興趣，而且每門課的成績尚可，所以我很難在這幾個學科之間做取捨。我曾跟著班上幾位參加數學競賽的同學一起做競賽題，自我感覺良好，這還一度讓我產生念數學專業的衝動呢。但我哥哥認為我的思維能力還沒有達到學數學的層次，便告誡我不要讀數學系。關於這一點，後來我的同班同學華陵與我聊天時也談到，他的爸爸華羅庚先生曾說數學是最最艱苦的腦力勞動，對此我是絕對相信的，猶如攀爬珠峰，連6000米大本營都到不了又何談衝刺珠峰頂呢？於是哥哥建議我讀生物物理系。生物物理系的招生手冊介紹道，生物物理學是一門交叉學科，要以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等知識來揭示生命的基本規律。我覺得這門學科果真適合我，就欣然接受了哥哥的提議。

姐姐也贊成我讀生物物理專業。我的姐姐在北大生物系讀書，到決定專業方向時，她選了剛成立且非常時髦的生物化學專業，我倆的專業都是當時生物學領域的新興專業，算是“姐妹學科”吧！

劉：從你姐姐入學後，沈同和王鏡巖先生是不是就開始教生物化學了？

王：對，沈先生和王先生是我姐姐的老師，王先生也是我姐姐的好朋友，沈先生還是鄒承魯先生當年在西南聯大讀書的化學老師。沈同先生是出名的好先生。鄒先生告訴我們，當年昆明的物質條件很差，他們考完試意外驚喜地受到沈同先生熱騰騰的包子的犒勞。北大是新中國最早開設生物化學專業的，現在中國大學的生物化學教材基本上就是沈先生和王先生編的，已經出了好幾版，成為經典教科書。

我姐姐北大畢業後留校，教酶學，所以現在有些北大畢業生遇見我會說：“呵，原來你是王老師的妹妹”。在北大生命科學學院成立國家重點實驗室時，我曾有幸被翟中和先生邀去做學術報告。翟先生介紹我的時候說：“從今天起，咱們就稱呼她王志珍了，不叫她王志美的妹妹了”。

劉：您姐姐畢業後一直在北大工作嗎？

王：她畢業後留校任教，直到1978年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赴美訪問學者，她還是這批訪問學者的副團長。這是由時任北大校長的周培源先生和美國有關方面達成協議促成並組織的。周先生深愛祖國，對中華民族大有擔當，敢說敢做，在“文革”後期發表了要重視基礎研究的意見，這需要何等的勇氣和遠見！他是改革開放政策最堅定的執行者，促成了中國首批訪問學者成功赴美，這種殷切的民族責任心令我敬佩不已。1978年聖誕節前夕，我去機場送我姐姐，見到了專程來為訪問學者送機的周培源先生的夫人王蒂徵女士。我至今清楚記得她和我姐姐談到這次公派赴美訪問學者成行時說的一句話，“That’s too good to be true”，這也是我學會的一句以後經常說的英語。

調幹生與“一幫一，一對紅”

劉：您在科大讀書期間，哪些人或事令你印象深刻？

王：對我來說，印象深的是我們的課程多，安排得非常緊。除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這四大門（每門又包括好幾門有關學科）佔比最大的課程外，甚至還學習了機械工程類的課程，當然還有體育課。聽說第一屆（1958級）學生入校後就有一場摸底考試，有多人不及格。王家槐的成績最突出，他來自數學出名的上海格致中學，是非常聰明的學生，後來他先後在生物物理研究所、哈佛大學做蛋白質結構分析，工作非常出色。

劉：摸底考試非常難嗎？

王：1958級有個特殊情況，學生中有一定比例的調幹生，他們部分來自於工農速中，文化程度參差不齊，需有摸底考試。1959級基本沒有調幹生了。你對工農速中瞭解嗎？

劉：不瞭解，願聞其詳。

王：工農速中即工農速成中學。解放前參加革命的一些同志在戰爭年代得不到充分的教育，為適應新中國的建設任務，國家需要迅速培養有一定文化和技術素養的幹部，於是開辦了一批工農速成中學，選擇一批對黨的事業忠誠且有一定文化基礎的、較年輕的幹部進行快速教育培養。其中有些人經過工農速中的培養，被推薦上大學。還有一些人已經參加工作了，但他們較年輕且具備一定的文化水平，也被推薦上大學。這兩種類型就是我所講的調幹生。

劉：他們在學習上能跟上大家嗎？

王：有的同學可能有一定困難，但他們學習十分努力。

劉：我曾聽沈鈞賢老師提到這件事。

王：沈鈞賢、陳潤生是我們班上成績優秀的同學。我們班組織過一個 “一幫一，一對紅”的活動。我和我們的班長於世文結成“一幫一，一對紅”。班長是一位特別好的同學，那時已經是一名共產黨員，幫助我這個比較幼稚的同學提高思想，我們一起討論功課，相處得十分融洽。

畢業時，他作為一名受過科學技術高等教育又具備良好政治素養的畢業生，被分配到中宣部工作。“文革”中他進入幹校，改革開放後被挑選去香港華潤公司。我曾和他開玩笑，說：“你現在當紅色資本家了”。他說他是工人家庭出身，哪裡會做生意，一切不過是從頭學起罷了。後來我去香港出差，受到班長和他當高級記者的夫人的熱情接待。

1958級、1959級都有一批像於世文這樣的同學，畢業後進入政府部門或科學院的各個機關工作，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同學進入科學院系統做管理工作。我相信有過科學思維訓練的人做管理工作肯定效率會高。

劉：我曾聯繫過王溪松老師，向他詢問大家的畢業工作情況，他對此比較熟悉。

王：沒錯，王溪松是學生幹部，畢業後留校做行政領導工作，對這些情況如數家珍。

科大的恩師

姚：王老師，資料上顯示，學校創立之初，各個系的系主任給大家親自上課，當年確實是科學家們親自為你們上基礎課嗎？

王：在科大，系主任都由相應學科的研究所的所長擔任。一級教授、學術大師親自給學生上課是正常的，像華羅庚、郭永懷、錢學森、趙忠堯先生等等。貝時璋先生親自給我們生物物理系的同學上課。貝先生講話帶有濃重的寧波口音，很多同學聽不懂，我便為他們做翻譯。童第周先生的夫人葉毓芬教授也是寧波人，她給我們講授胚胎學。葉老師上課時的氣度我至今印象深刻，她穿著漿洗過的雪白筆挺的白大褂，胸前彆著一枚漂亮的胸針。葉老師說一口寧波話，許多同學聽不明白，我卻很享受。數學課（微積分）是大課，我們與高分子專業的同學一起上，楊紀珂老師講得特別好，而且頗有謙謙君子風度。一般生物學的基礎課並不多，生物化學和生物物理則由所裡來的老師主講。林治煥老師當年三十多歲，是一位十分優雅的女士，她用帶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話講生物化學，極其清楚。她是王綬琯先生（中國現代天體物理學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南仁東先生的博士導師）的夫人。後來王綬琯先生為培養青少年中的科學苗子，創辦了“大手拉小手”，我也積極參加了其中的活動。講物理化學課的是魯陽老師，畢業於復旦大學，好像在“反右”中受到一點衝擊，但科學院聘請他來科大教書。事實上，在“反右”運動中，科學院的右派打得最少，聽說這得益於張勁夫書記向毛主席的諫言得到毛主席的同意，科學院的一大批專家因此得到了保護。張勁夫院長的女兒張佩華也是我們上海中學和中國科大的學生。

劉：張佩華也是科大1959級的學生？

王：她是1959級1系（原子核物理系）的學生。張勁夫同志是我特別尊敬的一位領導。至今我仍記得 “文革”期間，他被造反派強制在我所在的動物所樓掃樓道。我看在眼裡，痛在心裡。這樣一位受人尊敬，經歷過革命的血與火考驗、為發展中國的科學技術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領導，又是十分理解並幫助知識分子的領導，能找出幾多人呢？現在卻……2015年夏天，我去參加張勁夫書記的遺體告別儀式，我對張佩華說，我們永遠忘不了我們科學院的張勁夫書記，這是我的肺腑之言。

剛才說到魯陽老師，有些同學不喜歡聽他教的物理化學課，常有人在這門課中考試不及格，為此係裡還做過調查，也曾認為是老師的教學有問題。我覺得魯陽老師講課是好的，且有趣。他有一套靈活出題的方法，一部分是必答題，一部分是自由題，對後者，我們可以自由發揮對該問題的看法，我喜歡這種出題模式，也喜歡物理化學這門課。很遺憾，聽說魯老師後來自殺了。

之前我曾提到過，1958級的同學有入學摸底考試，到了我們1959級就取消了。但入學後的第一次數學考試，由於有的同學還沒有適應大學學習，成績差距也較大。我和另一位上海女生黃芬得到了“5-”。那個時候要求“一個都不拉下”、“齊步走”、“全5分”等等，現在看來是不必提倡的，不是真正的啟發式教育和個性化教育。“全5分”不說明問題，“齊步走”也沒有必要，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興趣和優勢可以發展。

姚：老師們普遍提到科大緊抓學生們的理化基礎，大學五年，你們確實上了三年數理基礎課嗎？是不是每個學期都要上？

王：是的，科大強抓學生的數理化基礎。前三年的每個學期，我們都學習不同的數理化課程。

三年困難時期

姚：徐洵院士說，上世紀八十年代，科大的學生上課時是較為自主的，如果一位老師所講的課枯燥乏味，大家就會拒絕聽課並在課下自學，期末仍能考出高分。老三屆的學生有這種做法嗎？

王：我們六十年代的同學都很守規矩，基本不會無故翹課。在當時的環境下，學校有些軍事化管理的味道，學生們是絕對遵守紀律的。現在的大學生有必修課與選修課，可以自主選擇。我們當年上相同的課程，即使不喜歡也沒有人會翹課，我們基本上都是很聽話的好孩子。有一門解剖課由江原生老師講授。他寫過一本“狗的解剖”的書，所以以狗的解剖為主線授課。他有口音，把“狗”發音成“giu”，我們雖然是聽話的好孩子，也難免忍俊不禁。我不太喜歡解剖課，但覺得解剖學是做生物學的基礎，還是要學好的。

事實上，我們不僅不會逃課，而且在困難環境中能堅持上好課。三年困難時期，冬天我們在101教室上課，暖氣供應不足，我們穿的老棉襖不保暖（那個年代沒有羽絨服）。女生每月定量24斤糧食，男生30斤，副食品缺乏，每到上午十一點我們就開始感到餓了，但我們的老師極其負責認真地講課，這段記憶十分深刻。

劉：一個月定量二十四斤？

王：是的。早上二兩，半個窩頭一碗粥。中午和晚上各三兩，一個半窩頭或饅頭，少有米飯。那時大家與黨和國家一條心，一起克服困難，沒有任何怨言，其實這已經是黨中央出於長遠考慮對大學生的特殊照顧。工人農民生產出了全國人民的必需生活品，中央卻首先保證我們。除了感謝他們，我們必須堅持好好完成學習任務。

現在副食豐富，女孩肯定吃不了二十四斤糧食。大學時我是體操隊隊員，有一次走平衡木，頭暈從木上掉下來。醫院檢查報告顯示我的血色素只有7.5g，為此我還在醫院住了幾天，醫生批評我血色素過低怎麼還敢劇烈運動。那時不懂事嘛。後來學校規定不做劇烈的鍛鍊活動，體育課上太極拳。

姚：聽說在三年困難時期，北大的學生為節省體力，節省糧食，往往是上午上課，下午就在宿舍裡躺著休息，科大這邊有相同情況嗎？

王：我們沒有這種情況，大家正常讀書學習。

姚：學習任務重，作業量多，學生是否經常在自習室通宵學習？

王：當時確實有很多人“開夜車”學習。我沒有“開夜車”的習慣，為免給人造成不用功的印象，我也開過一次夜車，結果第二天精神很不好，影響聽課，之後我就再不幹這種得不償失的事。總的來說，我的作息較規律。回國後的二十多年間，我通常早上八點半到實驗室，帶上前一天自己準備的中飯和晚飯，一天分三段時間工作，直到晚上十點半回家，十二點睡覺。基本上一週工作七天，節假日也基本都在實驗室。但我也抽時間打打網球、羽毛球，爬山、練瑜伽。最近幾年，工作時間減少了，工作節奏放慢了，運動也只有走路了。

姚：那時候你們在學習之餘還要參加生產勞動。這些勞動佔據了你們多長時間？功課緊張嗎？

王：我記得一年得外出兩次參與勞動，我們的腳步幾乎遍及北京周邊的所有縣。我剛從美國回來的時候，聽人說要去延慶、密雲、懷柔旅遊，很是驚訝，因為這些地方對我來說都是勞動過的農村。印象深的是延慶，伙食只有玉米貼餅子和鹹疙瘩。沒法想象這些農村或縣城如今已發展成旅遊勝地，近年來還都已發展成“區”。延慶發展得很好，將要承擔2022年的冬奧會；而懷柔則將成為中國最大的高科技城了。

姚：大躍進運動時，北大的學習秩序受到了極大的破壞，同期科大的學習秩序是否受到破壞？在反右傾運動中是否受到了影響？

王：關於“大躍進”運動，你們要去問1958級的同學。我在科大遇到了“反右傾”、“反蘇修”運動，我們確實參與了較多的學習討論。對我個人而言倒是收穫頗豐，因為我以前基本上沒有接觸過國內外時事的學習。但學校始終保證了正常的教學秩序。

“重緊深”與填鴨式教育

劉：我們曾拜訪莊鼎老師，他說科大令他印象最深的是教學特色，可以概括為“重緊深”三字。您對這三個字有哪些感悟？

王：我們的課程中，基礎課程如數學、物理、化學所佔的比重大，難度深。我們還學習許多其他課程，因此學時就被排得很緊。莊鼎老師對我們科大的學習狀態的描述很確切。解放後“一邊倒”，新中國採用蘇聯的教育模式。我認為我接受的基本上還是“填鴨式教育”， 不知我的同學們是否有不同看法？老師們高度敬業，往往一堂課要準備幾十個小時，向學生教授或“灌輸”儘可能多的知識。我記得我的筆記密密麻麻，還創造了自己的“速寫”，整理後的筆記似乎“記錄”了老師的講課。應該說我們打下了紮實的理化基礎，但基本上還是灌輸式教育的產物。有人說，提出問題、發現問題比解決問題更重要，我想是對的。我們那時還是較多關注解決了的問題，即答案；而忽略對問題是如何發現的、問題是如何解決的過程。我最近在看馬斯克（Elon Musk） 的書，我想我屬於“冒險精神沒有，創新能力極差”的人。

施一公、潘建偉、陳十一、饒毅等人接受了西方的研究生教育，對西方教育系統有較深入的瞭解和思考，現在在辦一所由社會力量捐資的新型高等學校——西湖大學，這是一種新的嘗試，希望為解決多年來困擾高等教育創新發展的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蹚路，為建設更多中國特色現代大學提供借鑑和參考，是值得鼓勵和支持的。

我沒有受過專業、系統的研究生科研訓練，大學畢業時想報考上海生化所的研究生。當年生化所是中國生命科學領域最有名的研究所，所長是王應睞先生，還有“四大金剛”。

劉：我也曾聽過“四大金剛”這種說法。

王：“四大金剛”指鈕經義、鄒承魯、曹天欽、王德寶四位先生，用現在的話來說“大腕兒”。他們從英美留學歸國，學習了西方最先進的生命科學知識，是中國生化界有影響力的人物。龔嶽亭、許根俊、杜雨蒼等較年輕的一批人在合成胰島素工作中也做出了優秀成果，所以生化所有非常強的人才結構網。生物物理所1958年才成立，貝老早年留學德國，楊福愉先生留學蘇聯，除此之外似乎沒有太多在國內有影響的科學家。那個年代，生化所的科研實力比生物物理所強。但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間，生物物理所成為中國生命科學界科研實力最強的研究所之一。最近十年，高校的發展勢頭使全國科研教育形勢產生了新的變化。我們的老師沈淑敏——陳芳允先生的夫人，我們的副系主任，當年跟貝先生從上海來到北京參與籌建生物物理所——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師，但她不支持我們報考其他單位的研究生，勸說我們留在生物物理所，顯然她希望為生物物理所留下科大畢業的好學生。我們班只有沈鈞賢考了植物所湯佩松先生的研究生，其他人放棄了讀研計劃。

差一點上體育學院

劉：很多老師都提到，您擅長體操，關於體操的故事，您是否可以與我們分享一下？

王：高三畢業我差點就去讀體育學院了。1958年我讀高三，正值“大躍進”運動，到處要“放衛星”。上海中學要放一個“體育衛星”，就將我們體操校隊的部分隊員送到上海師範學院體育系進行攻堅培訓（印象中有同學去射擊隊參加訓練，後來成為國家隊的隊員）。高三是大學備考的一年，我不願意脫產半年去訓練體操，這無疑將影響我的大學入學考試。我的哥哥倒是安慰我說沒關係，只要我能堅持白天訓練，晚上自學，高考我準行。我的哥哥是一位共產黨員，他始終覺得服從組織的安排是第一要務。我聽從了哥哥的建議，白天與體操專業學生一起接受正規訓練，晚上堅持自學。半年後我參加了一級運動員考試，但我們去上海師範學院體育系的這批學生中好像只有我獲得了體操一級運動員證書。但也正因此，報考大學志願時我被學校要求報考體育學院。我從小喜歡數理化，一心想要報考著名大學的理科專業，對這個安排我十分牴觸也十分害怕。在全校的一次活動中，我們班還出演了一個《幫助王志珍服從分配》的節目。但後來，我又突然被通知允許報考一類（理工科）大學。我毫不知情學校改變主意的原因。幾十年後，我見到中學班主任白宰理老師，和他談起這件事情，他只說了一句：“你是三好學生嘛”。白宰理老師於上海中學高中畢業，隨後被留校工作。“留校”通常是被組織信任、培養和期望，但也失去了讀大學的機會。他後來擔任學校的領導工作，是一位受學生尊敬和佩服的好老師。

劉：幾位老先生還曾提到，您來科大上學後，一直沒中斷體操訓練。

王：體操校隊每天要訓練的。還有一件事，也與體操有關。我入學未滿兩個月的時候，清華體操隊來科大向我們介紹清華的運動隊，歡迎我轉去清華。其實，清華每年會在上海做招生宣傳，我在上海交大就看過清華的大型文藝演出，他們表演朗誦、雕塑劇、獨唱、合唱、舞蹈等等，內容精彩，水平頗高，非常吸引中學生。他們的運動隊又是高校中最有實力的，而科大才建一年，連宿舍都是借住的，哪有像樣的運動隊和運動設備？小姑娘愛體操，人家又上門來請了，當然會心動。我就向學校提出了轉學申請，隨即遭到堅決拒絕，於是也就不再吭聲了。那幾年，國家提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有關原子物理的系都定為1系，至少清華和科大是這樣，也是最受追捧的熱門系。我們系的閆沐霖同學入學後堅決要求轉念原子物理系，最後如願轉到了1系。多年後我見到他，他做得很好，是業務骨幹。後來科大是全國高校中至少是最早允許學生在入學第二年轉系或轉專業的大學。這種充分發揮學生的興趣和特長的做法，其實是培養人才的好辦法。

捱了兩次批評

劉：科大的生活除了緊張學習外還有什麼？

王：科大其實也有豐富的課外活動。郭校長提倡“寓教於樂”，主張“學校應當有適當的文娛活動和絃歌之聲，以陶冶情操”。我每次都積極參加學校的田徑比賽、籃球比賽、文藝比賽。我們班請物理系的陳偉力同學教我們排練錫蘭的“罐舞”，用各色床單裹在身上當紗麗（多有意思！），我們還排演了東北的《小拜年》，廣西的《劉三姐》，演出極其成功，演員和觀眾都無比高興。我們有幸觀看郭校長創作的戲劇，如《蔡文姬》。他還請我們看豫劇《楊門女將》。郭庶英告訴我，他爸爸說中國的地方劇具有極其高深的藝術價值，應該好好挖掘、保護和發展。我一直記得在一場週末的籃球比賽後去隔壁的政治學院看“青春之歌”電影。生活好陽光，好燦爛，好充實，好幸福！但我也曾因看電影、看演出捱過兩次批評。

有一次學校禮堂播放一部我非常想看的電影，但我沒有票，於是我與我們班的一位同學（好像是丁榮源）做了一個爬進去的決定。禮堂外面有一個樓梯與舞臺旁邊的燈柱相近，我們爬上樓梯後順著燈柱下溜到場內看電影。後來系裡知道了我們爬進去看電影的事情，將我批評了一頓，其實老師是關心我們的安全。

我特別喜歡舞蹈，有一次聽聞東方歌舞團有演出便激動不已，於是大家請庶英幫我們買票。庶英雖然是高幹子弟，但她個性豁達、樂於助人，嚴格要求自己，從不搞特殊化。我與郭庶英同班、同小組、同宿舍五年，現在想來我們的緣分真不淺。那些年城市交通很差，為及時趕到劇場，趕不上吃學校的晚飯就空著肚子興高采烈地去看演出了。演出結束後我們很餓，就在西單買了點吃的，費了一番折騰直到深夜才回到宿舍，緊接著迎來了第二天的考試，系裡得知後將我們集體批評了一頓。

畢業印象

劉：王老師，以學生的視角，您感覺科大與其他學校的最大不同點主要表現在哪裡？

王：校風。學校成立之際就樹立抗大的校風。北大與清華的創立有各自的歷史背景，在長期的辦學中形成了他們各自的校風。我們科大是一所新中國創辦的嶄新的學校，受到了解放軍的大力支持，如轉業軍人擔任行政管理的老師；政治學院還提供部分房屋作為學生的宿舍。學校設立的很多系或專業也是為國防軍事服務等。別的繫有許多學生被分配到軍隊的相關研究所，生物物理系偏向基礎科研，我們班只有一位同學被分到軍事醫學科學院。從我們的校歌《永恆的東風》裡也能感受到這種抗大精神。但是實際上，這所新學校受到的政治干擾反而比清華、北大少，科大的學風淳樸，學生們的思想單純，大家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放到學習中。

劉：您還記得自己的畢業論文嗎？

王：大學最後一年我們班都集中到中關村。前段時間我去中關村開會，路過自動化所的時候突然勾起了這些回憶。大五那一年，我們在自動化所旁邊的一棟樓裡上課，在計算機所的一棟樓裡住宿，最深的印象是大房間住很多人。最後幾個月是到生物物理所的不同實驗室做畢業設計。我的畢業設計很簡單，與現在的學生們的畢業設計無法比擬。我被分配在楊福愉先生實驗室的一個小組。這個組需要培養噬菌體，安排我的工作是提高噬菌體的濃度。我做的實驗就是將噬菌體培養液裝進透析袋，放入聚乙二醇中，依靠聚乙二醇吸水的特性吸收噬菌體培養液中的水分，以此提高噬菌體的濃度，隨後測定噬菌體效價。這只是一個小實驗，對我的畢業論文就只有這點印象。現在我們對學生的畢業設計提出的要求較高，要求學生應對科學問題從選題、實驗設計、技術學習，到結果分析有較全面的理解，儘管只是做其中的幾個實驗。

劉：畢業論文舉辦了答辯會嗎？

王：應該是有的吧，只是我對此印象不深了。

劉：壽天德老師也表示對答辯會沒有特別大的印象，但他也提到楊紀珂老師的生物統計學計算量大，純手工演算，印象十分深刻。

王：壽天德為人和性格非常好，學生時代他是黨支部委員。雖然我們在校期間打下了紮實的數理化基礎，但我認為我做實驗的功底很不夠，加上畢業十多年沒有機會做實驗。後來在德國的實驗室，美國的實驗室，特別是在鄒先生的實驗室才真正做了研究，與如今這些從二十歲就開始做實驗的Ph. D相比，我在實驗上的訓練是很薄弱的。為了彌補那丟失的十多年，自從我獲得做實驗機會起，我便每天都泡在實驗室，日復一日、早出晚歸、雷打不動。有一次為了不失去兩週才輪到一次的熒光實驗，我堅持在6級大風大雨中從家騎車一個多小時趕到實驗室，顧不得全身被淋溼，立即著手做實驗……

（未完待續，下篇我們將講述王志珍院士拼搏進取的科研工作，敬請期待。）

（本文摘自即將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生命科學訪談錄》一書，《知識分子》獲整理者授權刊發。）

本頁刊發內容未經書面許可禁止轉載及使用

[email protected]

商務合作請聯繫

[email protected]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閱讀更多 知識分子 的文章

關鍵字: 北京大學 王志珍 上海師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