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談論的“Big Bet” Philanthropy，可譯為“大賭注慈善”、“重大專項資助”、“鉅額慈善”等，本文采用“重大專項資助”的說法。“Big Bet” 一詞有風險投資的意涵，意指為了解決某個重大問題，願意承擔較大的風險，比如一次性付出大額捐贈以期達成目標。
在許多人看來，“重大專項資助”是一個國際潮流。但本文作者認為，重大專項資助並不總是一種好的方式。社會問題的誕生和繁衍於存在利益衝突的固化體系當中，極少會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需要一個緩慢的解決過程。“錢肯定是需要的，然而，事實上還需要大量的時間和耐心，以及與財力相當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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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慈善界迷戀新奇的想法，我認為毫無異議。如今，人們看重的是“變革性”，通過變革來展現出“創新性”和“顛覆性”。最新的熱潮便是“重大專項資助”，2016年12月的《福布斯》雜誌中的一篇文章將其定義為“旨在創造系統性社會變革的八位數以上的捐贈”。
《福布斯》引用了僑福集團的某項研究——《斯坦福社會創新評論》用它做了2016年冬季刊的封面故事——《為社會變革下大賭注》。在《福布斯》看來，過去的慈善家只是偶爾會尋求社會變革，但如今的慈善大咖卻更願意運用“顛覆性思維來試圖解決實際問題，而不僅僅是小修小補”。《福布斯》就是《福布斯》，一如既往地在文章最後弄出一個排行榜，即2015年“10項最具前景的重大專項資助”的排名，榜單後面還進一步列出其他48項重大專項資助的競爭者清單。（為了讓讀者瞭解這些捐贈的規模，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會向歐洲氣候基金會提供3330萬美元的贈款被列入 “其他重大專項資助”之中）
儘管人們到處談論“重大專項資助”，但人們並不完全清楚它的意思，只知道那是在斥巨資去做某樣事情。每位寫這方面文章的作者似乎都會採用不同的衡量標準。重大專項資助的目的必須不僅僅是調動協調一致的努力來完成一些對社會有益的事情，畢竟那基本上囊括了所有大型基金會幾十年來一直在做的事情。
有時候，把錢用於解決某一特定問題似乎是它的一個標誌性特徵。但事實並不總是如此，因為可證明這一點的是，鉅額的捐贈方向還涉及獎學基金、大學捐贈基金、開放式研究甚至是對某個公園的日常維護。其他時候，關鍵點似乎是向某個特定組織提供重大支持，儘管某些重大專項資助的覆蓋面要更廣一些。通常而言，短期效益似乎也同樣重要，但尚不清楚重大專項資助是否必須具有戰略意義，抑或旨在產生某種具體的可衡量的積極影響。顯然，某些重大專項資助絕非如此。
最終，這種概念的模糊性反映了“重大專項資助”更多的是一種感性認知，而非一種定義清晰的技術性行為。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重大問題，因為其會誘發草率的思維和糟糕的做法，我會在下文作詳細解釋。儘管一般來說，大多數支持者在提及一項重大專項資助時，都會想到捐贈者打算宣佈在短期內投入大量的慈善資金（《福布斯》和僑福都將八位數贈款設為其最低標準）以解決一個重大問題，通常的做法是直接資助某一個組織。這種描述並不符合所有例子，但是這些特徵普遍存在於人們的討論之中，更重要的是，這些特徵準確地反映了“重大專項資助”這個詞如何被慈善界所理解。
01
重大專項資助是一種好方式嗎？
在闡述我對這種慈善行為的疑慮之前，我應該聲明：我不認為一下子捐出一大筆錢試圖解決一個複雜的社會難題是一種不好的或錯誤的做法。相反，肯定會有一些難題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予以解決。
不過，要說重大專項資助可能是有意義的，在極少見的情況下，仍遠不能稱之為做慈善事業的最佳方式，甚至不是一種好的方式，更與被奉為規範相去甚遠 。毫無疑問，這些說法都是重大專項資助支持者在到處宣揚的東西，無論他們是否有意為之：他們的文章中無不感嘆重大專項資助的稀缺，同時一味地讚揚少數敢於追求這種策略的人士的膽量和遠見。他們要表達的意思不言而喻: 如果你想成為慈善事業的領導者，如果你想“解決真正的問題而不是小修小補”，重大專項資助就自然而然是最好的做法。
《福布斯》雜誌上的那個排行榜是一項很容易誤導人的工具，其意在鼓動人們選擇鉅額捐贈而非其他形式的慈善捐贈。作為法學院的院長，我曾親身體會過這種排行榜的魔力，它不可避免地引發對排名的競爭，從而使得人們盲目地迷戀排行榜發佈者所看重的東西。在法學院，排行榜導致了大家過分強調標準化考試的成績和金錢投入（因而增加學費和債務），儘管這麼做並無益於學生。在慈善事業中，這種排行榜只會誘使慈善家偏愛鉅額投資，通常是對單個組織進行投資，並採用高風險戰略以追求快速見效。
新一代的年輕慈善家中有許多人熱切地渴望公眾的認可，他們特別容易受到這種大而空的口號的影響。被評選為慈善事業的領導者，得到《福布斯》甚至是《紐約時報》的讚許，那是多麼棒的一件事情啊！當朋友和同行都備受關注，自己卻受冷落，那是多麼令人惱火的事情！
但是，那又怎樣? 為什麼不鼓勵慈善家和基金會去尋求和進行這類重大專項資助？因為社會問題是困難而複雜的，至少那些真正需要慈善捐贈並能夠從中受益的大問題是如此。身體疾病可以通過發明藥物或疫苗來治癒，但是社會問題極少會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在需要慈善事業解決的重大難題上，比如貧困、種族歧視、氣候變化、教育、婦女權益或收入不平等，沒有簡單的良方可用，也沒有捷徑可走。認真解決這些難題需要與重大專項資助截然不同的心態。
社會問題誕生和繁衍於存在利益衝突的固化體系當中。問題的起因和解決方案都取決於人自身，而且會引發各種不可預測的和令人困惑的行為。解決問題的進展是緩慢的，這不是因為人們缺乏想象力，不願意冒險或投入足夠的錢，而是因為問題實在太棘手。
在這些挑戰上取得進展所需的慈善援助，與重大專項資助愛好者所推崇的慈善方式幾乎是截然相反的。錢肯定是需要的。然而，事實上還需要大量的時間和耐心，以及與財力相當的人力。其需要慈善家既能聆聽目標受益人的心聲，也願意向他人學習並與受贈方建立真正的夥伴關係。
慈善不是一下子投入大量的現金以尋求快速效益，而是幫助構建並融入一個由受贈方、受益人和其他長期持續地推動社會進步的資助者構成的生態系統。做慈善需要深入地瞭解存在的問題，制定周到的方案以解決問題，觀察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並基於證據和經驗修正自己對問題的理解，最重要的是，在需要時願意不斷地重複這些步驟。
02
戰略性慈善事業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這就談到了我對重大專項資助看法的要點。重大專項資助給我的印象更多的是大膽的聲明、故作姿態和大張旗鼓的宣傳。我感覺重大專項資助的重點似乎不在於慈善事業本身，而在於讓慈善家向世界展現自己。我知道這並不是重大專項資助倡導者想要的結果，但他們聽起來和他們所鼓勵（不論有意與否）的東西似乎就是這樣。
依我看來，一項真正的重大專項資助應該是承諾在長時間內解決某一問題，時間長到足以產生明顯的效益，這通常意味著要戰略性地逐步向許多受贈方發放贈款，每次捐贈數目之小，都不足構成《福布斯》或僑福所定義的重大專項資助的額度。
我為休利特基金會的大額捐贈感到自豪，但讓我感到同樣或更為自豪的是這個基金會在自然保護等領域所做的工作。自1969年起，自然保護就成為這個基金會捐贈的重點領域。從那時起，該基金會在美國西部保護水土資源和改善河流生態環境方面投入了逾3.5億美元，一路走來，我們向受贈方和其他資助者學習如何建立聯盟，平衡利益衝突，為我們的目標達成共識。
我們低調無聞但穩定地提供著贈款，並時不時取得一些進展。當中既有收穫，也有損失，我們一旦犯了錯誤，就會從中吸取教訓，並努力適應不斷變化的政治和文化形勢。慢慢地，憑藉我們不懈的努力和堅定的專注力，我們的受贈方得以取得了顯著的成果。 為了幫助推進他們的工作，近年來我們每年投入約2000萬美元（早年的投入相對較少）來捐助眾多受贈方。雖然沒有哪一筆贈款額度大到足以吸引《福布斯》記者的注意力，但這些累積起來的贈款，反映了我們取得進展所需要的耐心、紮實的工作以及有意義的、持續的關注。
我們在其他領域所作的努力也是如此，比如解決爭端、婦女生殖健康、開放教育資源和藝術教育等等。在所有這些領域，休利特基金會作出了持續數十年的承諾，並取得了有意義的積極影響，這並不是靠華而不實的大額捐贈，而是得益於對無數個從不同角度解決問題的組織的認真、持續、戰略性的支持。在這方面，休利特基金會並不是獨一無二的。所有大型基金會都已經或正在為各種項目作出類似的投資，這些基金會都能提供類似的例子，即他們如何長期致力於解決疑難問題，通過持續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這些捐贈是否都取得了成功？當然不是，儘管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重大專項資助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要知道，這些都是極為困難、棘手的問題。戰略性慈善事業要冒的風險並不低於重大專項資助。然而，我們應該承認戰略性慈善事業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並更多地鼓勵這類慈善行為。戰爭就是靠步兵在戰場上奮勇不懈的戰鬥而贏得的，慈善也是同樣的道理。慈善是嚴肅的事情，我們需要堅定的承諾和不懈的努力，而不是急於求成的解決方案或引人注目的新奇舉動。
【名詞解釋】
Big Bet：“Big Bet” 一詞有風險投資的意涵，意指為了解決某個重大問題，願意承擔較大的風險，比如一次性付出大額捐贈以期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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