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義先生學術代表作自選集《中國文化的精神》——涵蓋了作者幾十年之間研究領域五年一轉、十年一換的學術軌跡，誠如朱壽桐教授所指出，從現代到古典、從思想到文學、從敘事到抒情、從漢族到民族、從文化到宗教、從中國到外國、從心理到地理、從空間到時間……幾乎生命所能感觸到的維度，盡在作者的學術表達之中。正是楊義先生對古今中外學術資源的組合、啟動、對話，讓我們領略到他學術的創意之美，令這一部皇皇鉅製閱讀起來，如同進入穿越時空的旅行，我們可隨時通過楊義先生的文字，與不同的思想巨匠平等對話，感受智慧心靈的律動。
楊義先生說：我有一個始終不改的初心，就是步步為營地探尋中國文化的本根和精神。當他把中國文化的本根和精神當成一個活的生命，他找到了通向中國文化的多維的小徑並深知它們是生命的觸角和根鬚，他讓我們看到中國文化生命的活力是如何在全球化進程中越來越生機蓬勃。中國的發展舉世矚目，既沒有對外殖民，也沒有擴張戰爭，而是平穩而持續，和平而自信。如何解釋？有經濟學家提出，中國的經濟奇蹟源於所選擇和實踐地區經濟競爭，源於創造了縣與縣之間進行競爭促進經濟繁榮的經濟制度。但地區經濟競爭或者說縣際之間進行激烈競爭，無疑需要文化支持，即強大的文化彈性方可令經濟增長的空間，擁有共同繁榮的認同。楊義先生在美麗的澳門，用他的《中國文化的精神》，為我們提供了一把閃亮的開啟中國知識的鑰匙。
誠如哲學家卡維波所說：“只是解構與批判西方現代中心、而不建構與之競逐的知識範式，是不足的，也永遠無法建立非西方現代中心的知識生產，更談不上平等的知識國際分工、改變世界結構。但是範式競逐受限於知識生產的資源，首要的資源只能來自廣土眾民、悠久龐大的文明之長遠且多樣根深傳統，其次，在國家競爭激烈的年代，資源的豐富供應則依靠國家競爭的現實動力。”
中國40年改革開放的現實動力無疑提供了豐富資源，而楊義先生建立解釋的知識範式方法論，與一些經濟學家的田野調查也具有驚人相似性。他於中國40年改革開放歲月，曾實地踏訪過全國200餘處古文化文學遺址，進行多種多樣的田野調查，從中搜集了大量的圖片、碑刻、族譜、方誌和口傳資料。這實質上就是以腳尖丈量著寫在大地上的中國文化血脈，讓人怦然心動。眼見為實，腳踏目驗，親手觸摸歷史的體溫。田野調查中的許多場所、許多見聞、浮升出楊義先生著名的文學地理學方法。楊義先生親切稱之為接地氣的方法，正如經濟學家對經濟現象條分縷析，必抵達人們對生命欲求的深刻理解，楊義先生深刻看到文學與地理的“七巧板效應”“剝洋蔥頭效應”“樹的效應”“路的效應”等。他提出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與南北“太極推移”之關係的原理，黃河上游與長江中下游“對角線效應”，讓世界看到中國文化內在的自動力。雖然通常經濟學上也會認為中國的東部帶動西部發展，但楊義先生充滿創意的“太極推移”和“對角線效應”說，卻讓人看到了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內在的維度，即中國南北資源組合互動產生新的創意文化力量，這種生生不息的創意文化力量，可有效解釋中國自古而今的經濟和文化繁榮。
中國的廣土眾民、悠久龐大的文明，究竟如何不同於西方？楊義先生提出中國的少數民族史詩屬於草原史詩、高原史詩、山地史詩，它們與漢族農業文明的抒情詩歌傳統互補共存，砥礪產生新創意，因此中國文化擁有的是多元彈性的空間。中國的少數民族史詩不同於古希臘的海洋城邦史詩、印度的熱帶雨林史詩。如《格薩爾王》屬於“江河源文明”，體現的是中國文學地理淵源，這一淵源又對詩與騷、李與杜代表的互異互動的地域文化特質，能夠互補闡釋，充分展示中國文化與中國歷史地理的無限互動，及由此產生的豐富生動的生機。
楊義先生提出的知識範式模型是“雙構四點一基礎”。這可說是他為我們學術研究貢獻的創意思維策略。雙構即“世界視野”和“文化還原”。四點即，立足點，立足於中國文化的本原；著眼點，著眼於參與世界文化的深層對話；關鍵點，關鍵是推進學理的原創；歸宿點，歸宿博大精深，又開放創新的中國學術體系和體制。所有這些都要立足紮實、深厚、精審的材料文獻的基礎上，以第一流的文獻材料托出第一流的思想原創。
經由如上知識範式，楊義先生解釋了中國崛起的幾個重大問題。首先，中國敘事是多元敘事，中國充滿了邊緣敘事的活力，因此中國文化具備內在創意動力源泉，這一源泉於改革開放時代獲得全方位啟動。其次，先秦諸子是中國文化的根子所在。春秋戰國時候有兩次重要思想家的聚會，一次是春秋晚期孔子到當時的東周的首都洛陽，去向老子問禮，這個事情啟動了300多年的百家爭鳴，這是諸子百家爭鳴的開幕式。老子的道，孔子的仁和禮，在戰國時期是各個學派的出發點和源頭。另外一次聚會是戰國晚期，韓非和李斯拜荀子當老師，給300年的百家爭鳴畫上了一個句號，是百家爭鳴的閉幕式，因為這是思想文化的集大成導致了秦漢的大一統。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中國文化同步復興，源頭活力不斷啟動，與西方文化對話的自信也日益增強。最後，以利瑪竇東來為標誌，西學東漸，中華民族在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中間一個清朝康乾盛世，實際上在世界競爭中走了一條W型的曲線而逐漸衰落，終至全面復興的400年。400年變遷的一個關鍵是中西文化的對撞、互滲、選擇和融合。
楊義先生用W型形象解釋中國的崛起，把中國復興放在400年中西方文化交匯的歷史長河，澳門在其中作用重大。利瑪竇航海首入中華，在澳門兩年，在中國傳教交友27年，願當中國子民。他把《四庫全書》譯成拉丁文並做註釋。他自己調適傳教，被稱為“利秀才”“利舉人”“利進士”，他在中國所獲得體面的認同，正是中西方文化平等對話獲得的信任。中西文化初戀情人利瑪竇，為中國文化注入了異樣的彩色。利瑪竇進貢的《坤輿萬國全圖》給中國知識界帶來了深深的精神震撼，“天圓地方”的天地模式被打破，“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為一球”，世界之大，有五大洲，中國僅為萬國之一。對中國傳統天下觀起到顛覆作用。新的世界觀，由地理視野轉化為嶄新的文化視野。在《西學東漸四百年祭——從利瑪竇、四庫全書到上海世博會》中，楊義先生極具創意地提出，我們必須長時段地反思文化，包括中西文化對話和中國文化命運，把400年分為兩段，自利瑪竇來華到乾隆欽定《四庫全書》100多年，由《四庫全書》至今日上海世博會200餘年。反思400年，我們用三個維度：利瑪竇，《四庫全書》，上海世博會。三維度的關係是：以世博會的新世紀高度為立足點，以《四庫全書》為參照，以利瑪竇為緣由，看取中國文化的去、今、來。利瑪竇價值在哪裡？在他400年之始攜西學入華，進行中西文化對話的標誌性的第一人。澳門，乃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並存之地理標本，楊義先生於斯驗證了他接地氣的學術思想。（作者：荒林，系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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