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村头的十字路口，有几个人正从马路上走下学校操场，一位矮小的老太太，拎着一个凳子，健步走在前头。夕阳洒在她的满头银发上，显得神采奕奕。
她是和我家一墙之隔的邻居梅菊婶。今年是快70岁的人啦，身体长得不高，手臂依然那么细小，颧骨照旧凸出，十个指头像一束枯竹枝，仿佛一折就会折断似的；因为她十分消瘦，所以看起来她的身体轻飘飘的。
说实在话，我对梅菊婶的印象，就像某种物体被阳光照射后而形成不同的颜色，深浅不一，斑斑驳驳的。这也许是我一直在外工作，故乡于我是渐行渐远的缘故吧——
依稀记得，梅菊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改嫁到我们村。
那时，我已经上中学了。有一天，娘去集上花了几块钱扯了条花布床单，是粉红色的，还染着牡丹花的那种。见我放学，娘说，隔壁喜强叔又娶 个“花婶”，问我要不要厮跟着去看热闹。
一听说喜强叔又结婚了，我高兴的是催着母亲赶紧出门。
从小我就很崇拜喜强叔的。这不仅是他说话和蔼，喜欢逗我们小孩子玩儿，更主要的他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民间艺人。唢呐、梆子、二弦，样样精通，尤其是吹响器……在红白事上，他的吹吹打打，或让人欢天喜天，或催人泪下。
夏日傍晚，他常常是饭碗往地上一撂，一句“把家伙什拿来”，就和几个大人光着膀子在家门口的小河边“嘀嘀嗒嗒”地吹起响器来。我们村里好多大人、小孩都是喜强叔的“粉丝”，只要这边乐器一响，没多一会，小河边就会围坐不少人，或躺或坐在地上，个个听的如痴如醉。不过，只从我花妞婶（喜强叔原配）去世后，喜强叔再也没有吹过响器了。说心里话，若不是我后来当兵了，我还真会跟着他学吹唢呐呢。
到了喜强叔家时，他家里甚为热闹。喜强叔的脸上，被热闹的人用锅底灰摸的黑一道白一道。他那三个半大的儿女正依偎在姑姑的身旁，看着一脸堆笑正给人递烟倒水的喜强叔，表情木然，看不出有啥喜怒哀乐。
梅菊婶是穿着一件红色的的确良布衫，乌黑的秀发盘在头顶，正坐在屋里陪着客人说话。
见我母亲过来，急忙起身迎了上来。还顺手从抽屉里抓出了一把糖果塞到我衣兜里……在她身旁，还站着一个扎着羊角小辫的女孩子。梅菊婶给娘说，这是她和前夫的闺女。小女孩也就七、八岁的样子，在怯生生地给我母亲喊了声“娘”后，就依偎在梅菊婶的怀里，羞得连头都不敢抬。
俗话说：“女人家，女人家，没有女人不成家”。自从花妞婶去世后，从没上过灶台的喜强叔，脸上就写满了愁容。他是又当爹又当娘，常常是把饭做的半生不熟地给孩子们吃下后，又忙着去地里参加劳动，三个孩子们被饿得嗷嗷叫。
梅菊婶一过来，虽说家里又多了两双碗筷，但孩子们毕竟是有了完整的家，再不用饥一顿饱一顿。
“老婆孩子热坑头。”夏日的小河边，又重新响起了唢呐声。听着那音律婉婉、谐美动听、圆润充满魅力的器乐声，村里人都说，喜强叔是苦去甘来。
人都说“后娘难当”。但梅菊婶却不这样认为，她常给我母亲讲，手掌手背都是肉，后娘和亲娘是一个样的。梅菊婶性格开朗，来到村里后，没隔多久，就和左邻右舍相处的很好，村里的大人和小孩子们都很喜欢她。起初，对她还抱有“敌意”的几个孩子，也都适应了，“娘长娘短”地直叫得梅菊婶心里乐开了花。
喜强叔的大妞有十五、六岁，梅菊婶过来时，已辍学在家照顾弟弟妹妹一年多了。“咱孬好也得让闺女把书念完吧？”梅菊婶在说服了喜强叔后，又找到学校，几乎是鼻子一把泪一把地哀求校长，让大妞又重新拿着课本回到学校。
利明是喜强叔的小儿子，中学没毕业就不愿上学。哭闹着想要跟着喜强叔学吹响器。“屁大点的孩子就往外一丢，你不心痛我还心痛呢。我宁肯现在让他恨我，也不叫他将来后悔。”喜强叔拗不过儿子的缠磨，就答应了。但梅菊婶死活不愿意，末了硬是狠着心，拎着棍子把利明给撵回了学校。为此，她还和喜强叔吵了架。
……
常言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一家人的好日子过了十多年，有天喜强叔突然气短，胸闷，喘不出气来，咳出的痰中还带有血丝。大夫说是“肺结核晚期”，要他多注意休息。
喜强叔病倒了，地里的活儿也全都如山般压在梅菊婶的身上。冬去春来，在病床上躺了一个冬天的喜强叔，眼看着天要暖和了，还是含泪撇下梅菊婶她们娘几个走了。
大的刚出嫁，小的才十来岁。本来的日子都不好过，家里粮食不够吃，负担重，寅吃卯粮的事儿是常有的。何况梅菊婶独自带着几个孩子，日子过的更是恓惶。梅菊婶更显失落，更加沉默寡言，独来独往，常常是偷偷躲在家里独对枯灯暗自抽泣。
梅菊婶家里穷是穷了点，但她还是大方得很，一点不小器，别人缺什么，只要她有，决不吝啬帮人。我母亲不会做针钱活，而梅菊婶的手很灵巧，听说我要当兵走了，梅菊婶是连着几个晚上都没睡上个囫囵觉，连夜给我赶制了好几双不同花样的鞋垫，上面还绣出“精忠报国”的字样。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好一世穷”。梅菊婶不想让孩子们看出她的窘境，每天都在精打细算，变着花样把苞谷糊糊烧得清澈见底，窝窝头里掺和着野菜，炒菜时用一根筷子在油瓶里沾几滴油到大铁锅里。前不久，和利明说起小时候的事时，他说，直到如今他睡梦里还留有吃那种饭菜的苦涩滋味。
我们两家住的近，她和我母亲也说得来，平日也喜欢常来家里串门，大事小事该和母亲商量。那时好多人的家里少有现金，没钱，别的可省，却省不了盐、酱、醋。我父亲是个拉毛驴车的，家里还有点现钱，所以梅菊婶常来向我母亲借钱，数目不大，块儿八角的。母亲也总是二话没说便给她。
次数多了，还没还，比如借了六次，到第七次时，梅菊婶便说：嫂子，我一共欠你八元六角了，就凑个整数，再给我一元四角吧，算十元。母亲也一定满足她。最终她一定会还，或队里分了红，或者卖了猪，就来还上。但不久又重新开借。
那时候，我已当兵走了。弟弟还在家里上着学，他有几次都给母亲说，咱也不差这十来块钱，就不要梅菊婶还了吧。母亲却说，那也没用，没钱人啊就是这样，寅吃卯粮，你给他卯的粮，仍然会“卯吃辰粮”，终归要缺。要是真不让恁婶还钱了，她以后就没法再来借了，反而对她不好。
起初，我和弟弟一样，对母亲的话一知半解。直到成家立业后，才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她是在用借了还、还了借这种细水长流的方式，默默地帮着那可怜的梅菊婶。也难怪，母亲去世后，梅菊婶是最伤心的，她在世上又少了个知心人！
……
如今的梅婶已经七十岁了，而今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的她，心态很平和，人也开朗了很多，脸上也时常露出了幸福的微笑。偶有回乡，也听到不少有关她善良的故事。
只不过是我始终不明白，春秋正盛的梅菊婶当年为何不再改嫁呢？在没有了当家人的日子里，她是如何艰难地熬过那些年头？她又是如何含辛茹苦把5个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异父异母的孩子拉扯成人成家，又带大了他们的儿女呢？
我没有问，也不敢去问，我担心再去勾起老人的伤心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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