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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日益融入世界之後，中國人越來越需要關注世界政治。“國際關係”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在中國已有三四十年的歷史。儘管這門學問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並不成熟，似乎也並不高深，甚至有人譏諷國際關係學者議論時政的水平還不如北京的出租汽車司機。但國際關係熱點經久不息，已經深入中國人的腦海，經常引起熱烈討論，是不爭的事實。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顧問委員會高級顧問、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文章來源於澎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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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日益融入世界之後，中國人越來越需要關注世界政治。不過，一般人在談及“世界政治”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國際關係”，比如中國同美國、日本、俄羅斯、朝鮮的關係，美國對朝鮮、伊朗的政策等等。幾年來，輿論界、社交媒體上熱議的話題，包括釣魚島歸屬、南海爭議、美國“薩德”反導系統部署在韓國、中國和印度的領土糾紛等等，也大多屬於國際關係問題。
“國際關係”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在中國已有三四十年的歷史。儘管這門學問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並不成熟，似乎也並不高深，甚至有人譏諷國際關係學者議論時政的水平還不如北京的出租汽車司機。但國際關係熱點經久不息，已經深入中國人的腦海，經常引起熱烈討論，是不爭的事實。
越過國際關係
我認為，“世界政治”作為一門學問，研究的是全世界範圍內政治發展的總趨勢、各個國家和地區內部的政治、國家之間的關係（即“國際關係”），比一般理解的“國際關係”涉及的領域更深更廣。比如，2016年特朗普為什麼能夠當選總統，屬於世界政治範疇。這個問題跟國際關係和美國外交不甚相關，而是美國國內政治發展的結果，但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偏好和決策卻會大大影響國際關係。又如，始於2011年北非國家突尼斯、埃及的“阿拉伯之春”、敘利亞的難民危機、極端勢力在全球各處頻繁製造的暴恐活動，都並不起源於“國際關係”，而是國別和地區政治演變的結果，同時又作用於國際關係。
中國人瞭解世界政治的需求和眼光，也早已超越了國與國之間關係的視野，到達超越國界的全球問題和各國內部政治問題的層面。
自從“文化大革命”結束以來，中國對外求和平，對內求發展，國家越來越富強。同時，我們強調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而要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世界政治當然是豐富多彩的，各國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有的地方鮮豔奪目，吸引眾多遊客和投資貿易，有的地方卻昏暗無光，貧困凋零，腐敗橫行。
為什麼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時代，國家、地區間的發展差距卻沒有明顯縮小？為什麼絕大多數國家在憲法條文上都有自由、民主、法治的條文，在政治制度和指導思想上卻千差萬別？美國幾十年來一直是世界首富，美國經濟到2016年已經基本擺脫了8年前金融危機的陰影，就業率也相當高，為什麼大部分美國選民卻在這時感覺自己的國家“沒有走在正確的道路上”，要求國家政治改弦更張？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和地區都視“現代化”為國家的奮鬥目標，但中東地區的許多政治家和公民卻不推崇“現代化”，反而推崇政治和社會的“伊斯蘭化”，這是為什麼？
這本小書想從“政治的終極目標”的角度，對世界政治的多樣性和同一性做出一些解釋。一方面，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及其國民，都有一些相同的善惡標準，比如都說自己愛好和平、反對戰爭，嚮往安定富足的生活。這應當是中國提出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提和基礎。另一方面，人們卻會為領土紛爭而戰，為宗教信仰不同而發生衝突，為爭取自由公正而奮力反抗暴政。這隻能說明，一些國家、群體和個人，在一些情況下，會認為有比和平、安定和富足更值得追求的政治目標。由此我們看到，人類政治的終極目標不止一個兩個，而是多個，它們之間既有和諧之處，也可能發生矛盾。
什麼叫政治
在分析政治的終極目標之前，先要理解什麼叫政治。從古到今，人們對政治有著愛恨交織的矛盾認知。在許多人心目中，政治是一種惡，政治是一小撮有野心的政客之間爭權奪利的骯髒交易，充斥著陰謀、暴力、謊言、操縱、腐敗。早在1775年，英國人塞繆爾·約翰遜將政治斥為“不過是飛黃騰達的工具而已”。19世紀英國阿克頓勳爵的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至今廣為流傳。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公然鼓吹，政治領袖為了爭奪、維護和擴大權力，可以利用詭詐、殘忍和操縱的手段。
也有人認為政治是一種善。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學》中指出，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人的本性具有社會性、合作性，他們能通過政治來達到更完善的生活。亞里士多德認為，人類試圖改善生活並創造美好社會的活動就是政治。亞里士多德把知識看成“善”的學問，研究個人之善的學問是倫理學，研究家庭或村落之善的學問是經濟學，研究城邦或國家之善的學問是政治學，而城邦或群體的善是最高的善，因此亞里士多德把政治學看成“最高的學問”。法國18世紀的思想家讓-雅克·盧梭認為，政治參與是一種內在的善，只有所有公民直接且不簡單地參與政治生活，國家才能真正服務於公益。
其實，政治就像經濟、法律等許多事物和現象一樣，是中性的。既可以看到骯髒的、向惡的政治，也可以發現清明的、向善的政治。即使像許多人簡單理解的那樣，“政治就是權力鬥爭”，也有“好人鬥壞人”、“壞人鬥壞人”，還是“壞人鬥好人”之分，而判斷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取決於觀察者的政治立場。
在全球化時代，無論是在發達的大都市紐約，還是在人煙稀少的阿富汗山區，人們都很難逃離政治。誠如美國政治學者羅伯特達爾所說：“每一個人，無論你是否喜歡，事實上都不能完全置身於政治之外。一位公民，在某個國家、城鎮、學校、教會、商號、工會、俱樂部、政黨、公民社團以及大量其他組織的治理機構中，都會碰到政治。”更不消說，中國人所受的教育，一直要求我們“講政治”，要有“政治意識”。
“政治”這個概念在中國和西方都由來已久。在古代中國，“政”和“治”兩個字更多是分開使用。“政”指國家的權力、制度、秩序和法令。“政”在儒家經典中也指“正”、“善”的生活，如“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治”也常用於兩種含義：一是指管理和教化人民，二是指社會安定、秩序良好的狀況。到了近代，日本人在翻譯西方概念時造出了漢字的“政治”一詞。把“政”和“治”合成“政治”一詞的中國人裡，最有影響力的是孫中山。孫中山的“政治”定義是：“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
政治的英文是politics,其詞源是古希臘語polis，指城堡或者衛城即人們商議公務的地方。由此政治可以理解為與城邦有關的事務，轉化到現代，就是與國家有關的事務。把政治界定為國家事務，是自古以來人們的一般理解。
現代西方社會出現了多元化，政治活動已不限於政府、議會、政黨。政治學在西方發展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以後，“政治”的定義更加五花八門，不下數十種。英國政治學者安德魯·海伍德把對政治的定義歸納為四類：作為政府藝術的政治；作為公共事務的政治；作為妥協和共識的政治；作為權力和資源分配的政治。按照海伍德的分類，政治不僅僅是國家事務，而是像孫中山所說，是“管理眾人之事”。
美國政治學者哈羅德·拉斯韋爾1936年出版了一本經典著作，書名是《政治：誰得到什麼,何時得到，如何得到》（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在標題上就給政治下了一個簡明的定義。拉斯韋爾認為，政治學研究的任務在於說明價值和權力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價值如何影響權力的分配和利用，關於權力的定位和利用又怎樣影響種種價值的分配。因此政治學涉及政治關係：誰得到什麼，何時和如何得到。政治可以被視為圍繞稀缺資源的爭鬥，權力則是進行鬥爭的手段。但是，拉斯韋爾熱衷於研究政治權貴集團和政治權勢人物如何利用權力去獲得社會上值得嚮往的東西。權勢人物取得的社會價值最多，他們是社會精英，其餘人是普通群眾。精英通過象徵、暴力、物資和實際措施等辦法獲取最多的社會價值。拉斯韋爾列舉了三種社會價值：安全、收入和尊敬。
美國政治學者戴維·伊斯頓在上個世紀50至60年代的學術著述中，把政治界定為“為一個社會對價值進行權威性分配”（the authoritative allocation of values for a society）。這是當代政治學界廣泛接受的一個定義，也是我本人十分認同並在本書中貫穿始終的一個概念。在伊斯頓論述政治系統結構的三部著述中，他詳細闡述了一個政治系統如何通過互動,為一個社會權威性地分配價值。他提到，政治包括很多不同過程，在這些過程中對社會壓力進行反饋，通過對利益的獎賞或懲罰來達到目標。伊斯頓認為，政治學研究涉及各種權威性的分配方法或政策，它力求瞭解各種價值如何被權威性地分配給整個社會。
“稀缺資源”與“權威性分配”
關於什麼是價值，伊斯頓的解釋是：“價值可以是任何物品、活動、觀念、原則、目標或者其他現象，很多人將可估的價值加於其上。這一價值被政治共同體中的許多個人和群體視為良好的、可取的、有吸引力的、有用的、有報酬的、可受益的，或者有利的。某一套價值可能是有形的或物質的，即以貨幣、財產或其他形式存在的經濟產品、服務和條件。另一套價值可能是無形的，即象徵性的、意識形態的、文化的、道德的、宗教的。無形的價值在當代美國政治中的實例包括政治活動家表達的目標，他們說自己關注於‘社會 ’或‘ 家庭’問題，著力於推崇或維護‘社會’或‘家庭’的價值。”
伊斯頓這段話有點繞嘴，簡括並加以延伸，是這個意思：價值是一個社會中被許多人視為好的、有用的東西，包括貨幣、財產等有形的價值，也包括文化、宗教等無形的價值。美國人崇尚的自由主義或者保守主義價值觀，部分美國人堅持的同性戀者的權利，都在“價值”的範疇之內。
拉斯韋爾和伊斯頓在其著述中，還用“稀缺資源”（scarce resources）來解釋什麼叫“價值”，這就使該概念更清晰、更容易應用了。1983年，伊斯頓作為美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教授到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講學。我清楚地記得，當他解釋“稀缺資源”時說，有些資源在社會上看起來沒有什麼價值，但到了它稀缺的時候，就有了價值。他舉例說，如果幹淨的空氣在某種社會環境下成為稀缺資源，那麼如何權威性地分配乾淨的空氣就成了政治問題。這位老教授的預見力令人欽佩——30多年後氣候變化問題成了世界政治的熱點，碳排放交易是“權威性分配”乾淨空氣的典型案例。
關於什麼是“權威性分配”，最容易理解的一種情形，是國家與政府的決策及其執行。但在我看來，生活中很多與政府無關的事也可以看成政治。比如在一個單位裡評技術職稱。職稱的名額通常小於申請者的人數，因此職稱屬於“稀缺資源”，也就有了“價值”。單位裡“評職稱”，大多是在特定時間裡，通過評議、投票、上級部門批准等具“權威性”的程序，將名額“分配”給個人。同時，評職稱也符合拉斯韋爾的“政治”定義——“誰得到什麼，何時得到，如何得到”。從這個意義上說，評職稱是典型的政治過程，只不過是“微觀政治”。
本書所關心的當然不是評職稱式的微觀政治，而是國際社會和各國社會內部的宏觀政治，但這些政治現象不僅僅和國家或政府相關。同伊斯頓和許多政治領域的著述不同的是，本書把關注的重心放在什麼是世界政治中的價值或稀缺資源，也就是各國社會所追求的政治目標，而主要不是關注政治系統及其運作方式、過程和結果。政治價值、目標和主題，既是客觀存在的，也是主觀判斷出來的。它們在人類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在不同的社會里，有不同的取捨和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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