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龍泉窯燒造工藝史上不存在支釘支燒法，然而有人在收藏龍泉窯瓷器以來卻收集到一些帶支釘痕的龍泉窯青瓷殘片及相關的支燒工具，這些殘片和窯具都是宋代龍泉窯的產物。宋龍泉總能帶給人驚喜和意外，支釘現象便是其中之一。
現將這些帶支釘痕的殘片標本作一簡單介紹：
圖1、殘瓷原器可能為一四足爐，灰黑色胎，施青灰色厚釉，釉層有開片，四足呈如意形，底部有六個支釘痕，支釘痕跡向外凸出，比較粗大，根據其排列位置，支釘應呈橢圓形排列。該器出於龍泉溪口窯。
圖2、殘底，圈足外撇，胎色較白，施粉青厚釉，裹釉支燒，底部施釉較器身單薄，有五個支釘淺痕，間隔距離不太規則。
圖3、原器形可能為盤，臥足，近足處隱現蓮瓣紋，施青釉，玻質感較強，成色不太均勻，釉層有開片。底部裹足施釉，根據其現存的兩個支釘比例，原器應有五個支釘痕為宜。
圖4、殘片為一平底器殘底，施青釉，釉面有風裂紋，有兩個支釘痕跡。
圖5、折沿洗殘片在杭州建築工地所拾，施青釉，從其圈足及底裹釉來看，應為支燒。
圖6、圓口小洗也在杭州建築工地所拾，經修復，口徑10.5、高3.5、足徑7.4釐米，器形十分輕巧規整，圓唇外翻，直腹，淺圈足，薄胎厚釉，釉層局部有開片，呈冰裂紋，裹釉支燒，底部施釉較器身單薄，底部現留四個支釘痕，按分佈比例看整器應有五個，支釘痕跡較淺較細，且間隔均勻。
圖7、殘底，二層臺式圈足，黑胎，粉青厚釉溫潤如玉，瑩淨柔和，做工細膩規整，裹釉支燒，底部現留兩個圓形支釘痕。該標本系大窯杉樹連窯所產。
另，大窯葉塢底也發現過帶支釘痕的黑胎、灰白胎青瓷。
除了帶支釘痕的殘片，還有支燒託具。筆者收藏的託具主要有兩類，一種是三叉形支具（圖8），比較粗糙，系手工搓捏而成，支釘呈圓錐形，較細長，三個支釘成叉形，託面基本呈圓臺體，此種支具承受重物有限，但適用於支燒高度較高的器物。另一種託面為碗形（圖9），敞口，弧腹，小平底，口沿平，支釘排列於口沿，亦呈圓錐形，但較鈍，支釘數3~6個不等，表面呈硃紅色，色澤較淺者可能夾雜砂質。與三叉形支具相比，碗形支具製作較規整，且用淘洗過的瓷土做胎，素燒而成，胎細質堅，口沿支釘則另外添置，並可靈活調整。筆者在龍泉市博物館也看到兩例支燒具，其一亦為三叉形支具，另一支具為餅形，餅體較薄，上面有五個支釘（只留下一個，其他四個已缺），呈環形排列。這兩個支燒具系從龍泉窯址採集而得，為龍泉之物無疑。
圖8
圖9
總的來說，龍泉窯支燒現象並不普遍，支釘類標本的數量非常少，但並不侷限於一處，溪口、大窯均有發現，用支釘支燒的器物有黑胎，也有灰胎、白胎，有厚胎厚釉者也有薄胎厚釉器，支釘痕形狀大多呈圓形，有粗有細，圖6圓口小洗類似汝窯芝麻形的支釘風格則十分罕見。
以標本精細程度及風格結合支釘痕來看，支燒類器物的質量水準並不在一個層次，具體燒製時間上應也有先後之別。如圖7杉樹連窯支燒標本，質量為諸器之首，其二層臺式設計可使足底部更穩，更有利於支燒成型。黑胎青瓷由於紫金土含量較高，在高溫燒製過程中瓷胎容易變形，尤其是乳濁厚釉產品，支燒難度非常大，二層臺式圈足很可能是專為支燒所作的特殊處理，一般的支燒器如圖2標本，只是簡單將器底施以薄釉便於脫開支釘，未免有些“得不償失”。
關於支釘，最為著名的自然是汝窯，因其支釘痕小而稍扁，一頭有尖，形狀酷似芝麻而被譽為“芝麻掙釘”。不過，採用包釉支燒的方法並不始自汝窯，早在五代，北方的耀州窯和南方的嶽州窯都已使用支釘包釉支燒，可見支釘支燒這一工藝具有一定的地域分佈基礎。但歷次文物部門對龍泉古瓷窯遺址發掘中，迄今也未發現支釘託具支燒的例子。這也說明龍泉窯採用支釘支燒工藝只是個別現象，而且也沒有專門用支釘支燒的獨立窯口，就象龍泉黑胎一樣，數量不多，且與白胎青瓷兼燒。從龍泉窯的發展歷史來看，也是沒有支釘支燒這一工藝傳統的，龍泉窯早期深受甌窯、婺窯、越窯等周邊窯系的影響，從五代北宋後逐漸形成自身的特色。裝燒方面一直以墊燒為主，墊具有墊環、墊圈、墊餅等，墊餅形狀最為豐富，有碗形、淺碟式、臼狀、淺盤式等等。墊燒的位置，或外底不施釉，在圈足內放小墊餅墊燒；或外底上釉，用大墊餅墊置於圈足下；或外底部颳去一圈釉，用墊圈或墊盤墊燒。而採用支釘支燒只在南宋出現過，在之後也沒有被傳承下來，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龍泉窯支釘的出現很可能是受到外界制瓷技術、風格衝擊的結果，最有可能的就是受北方汝窯的影響。北宋皇宮對汝窯青瓷十分偏愛，所以南宋官窯“襲故京遺制”，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沿襲汝窯裹釉支燒的工藝特徵。如果從這一角度著眼，我們還可發現：1、以上所述的支燒具在修內司官窯和郊壇下官窯也有發現，雖然不是很典型；2、黑胎帶支釘殘底更是一個集中體現，黑胎的出現在龍泉窯內部發展脈絡中也找不到相應的發展軌跡，卻與支釘一樣和南宋官窯有著微妙關聯；3、由於這些殘片較破碎，難以復原從而得以更全面的瞭解，但從修復的圓口小洗來看，此種器形在南宋官窯器中殊為常見，且做工精細，與普通民窯生產的日常生活用器大不一樣。杉樹連窯黑胎支燒殘底的二層臺式圈足更是罕見而高明的設計，普通產品只能望其項背。
如果從橫向角度來看，如慈溪上林湖越窯寺龍口窯址也曾出現過類似情況，其南宋地層“出土的月白、天青釉瓷器，以支釘墊燒，釉面滋潤而含蓄，呈半失透狀，器類有觚、爐、玉壺春瓶、花盆、鳥食罐、象棋等，其胎質釉色、器物造型、燒成方式及儀態風神均與越瓷的傳統風格大相徑庭，卻與北方的汝官制品頗接近”（《越窯考古又獲重大突破》，中國文物報1999年1月20日）。這不失為宋龍泉窯支釘現象的一個參照例子，在越窯的發展歷史中，雖早在東漢三國時期，就曾大量使用支燒工具，但當時的三足支釘主要作為碗、缽、碟等疊燒的間隔具，使用時，支釘向下，託面向上，以便上面放碗、盅等坯件，支釘只是起間隔作用。而後來越窯使用最多的恐怕是用泥條泥點託燒，寺龍口窯址支釘的出現與龍泉窯一樣都是很突然的，都是“類北宋汝窯”、“南宋官窯”的一個重要表現。
再就支釘工藝本身而言，支釘支燒雖然能使底足裹釉不影響美觀，但缺陷也是非常明顯的。從物理學的角度來看，支釘受力面尖而細，壓強增大，所以承受壓力非常有限，一般來說，一件匣缽只能裝燒單件器物，這樣一來，製作成本就大大地提高了。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是無法承受這一高昂成本的。事實上，當時民窯器中比如碗盞之類的日常生活用器，一般都是採用疊燒等方法來提高產量的，如南宋溪口窯所出的芒口碗。而象龍泉安仁一帶的民窯，由於專燒日常生活用器，疊燒現象非常普遍。
另外，支燒法從汝窯搬到江南註定存在著諸多缺陷，尤其對於浙江本土的窯工來說，他們對支燒法這一外來工藝不僅需要摸索經驗，還要根據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加以改造。考古發現表明，修內司官窯和郊壇下官窯中，支燒工藝並不是唯一的裝燒法，還有墊燒和支墊燒結合的方法。從器物上看，郊壇下官窯，使用支燒具的器物大都是薄釉器，而厚釉器幾乎都採用墊燒，可見支釘支燒當時就存在侷限性。
隨著南宋的灰飛湮滅，元代龍泉窯已徹底拋棄支燒工藝，再看不到帶支釘痕的器物，除了刻意的模仿。這是否也從反面說明了支燒工藝的使用只是為了迎合統治者的偏好，並沒有紮根於本土，所以也沒有被傳統龍泉窯吸收接納，而一旦消除了朝廷的干預，這一工藝也很快被淘汰。這一工藝雖有可取之處，但沒有建立在節約成本或是提高生產效率的基礎之上，並不經濟實用。相反，它佔用空間，增加燒成費用，而且在燒製厚釉器物，大件器物方面都是很有侷限性的。所以到了元代龍泉窯，大件器物開始流行後，小小支釘根本不能承受之重，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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