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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鄧小平的“三農”思想
對中國農村改革的重大意義
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也是鄧小平思考和指導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基本出發點之一。鄧小平高度重視農業發展、農村改革和農民生活，“三農”思想非常豐富。主要有：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村改革的首要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農村改革的核心是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農業發展的根本出路在於科技進步；農村改革和農業發展要有“兩個飛躍”。這些思想對中國農村改革具有重大的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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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肯定、支持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啟動
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中國農村改革是從"不宣傳、不推廣、不見報"的秘密狀態中走出來，在安徽省公開推行，並迅猛地向全國進一步推進的。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啟動，是鄧小平積極倡導、中國共產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成功恢復的結果，也是鄧小平"三農"思想肯定和支持的結果。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深刻反思歷史的教訓，在具有轉折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指出搞平均主義不利於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出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動後富，最終使全國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為農村改革創造了寬鬆的政治環境，指明瞭前進的方向。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一些農民包產到戶、包乾到戶，四川不少地方的農民也實行包產到組，全國其他一些地方也開始實行農村聯產責任制。這種勢頭，曾引起一些人的議論，有的擔心包產到戶會瓦解集體經濟的所有制基礎，也有的認為，應當從實際出發，堅持試驗。鄧小平支持這種"試驗"，明確指出：農村政策要繼續放寬，土地承包給個人不會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也還是生產隊……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
應當說，從實際出發進行農村改革，是鄧小平一貫堅持的。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農村一直存在著要求單幹和包產到戶的自發傾向。1956年合作社制度剛剛在農村普及，四川省江津縣和浙江省永嘉縣就開始實驗包產到戶。1957年，溫州地區有1000多個農業社實行包產到戶，涉及的農戶數佔總農戶的15%。1960年，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提出“責任田”（即包產到戶）的設想，並在全省試驗。1962年陶鑄調查廣西龍勝縣存在五種合作社的經營方式，其中就包括集體統一經營的包產到戶、沒有統一經營而單純的包產到戶（即包乾到戶）和單幹三種。江蘇、陝西、甘肅、四川、貴州也曾出現包產到戶。實行包產到戶的的地方成效突出。對此，鄧小平曾以卓越的膽識表示支持，指出：“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要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由於當時還不具備這一務實的思想生存的客觀條件，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幹部因此被帶上“變相單幹”，“復辟資本主義”等政治帽子，受到批判以至錯誤處理。
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實行包乾到戶，引人注目。其實當時實行包乾到戶（大包乾）的地方還有不少，如廣東省海康縣北和公社，從1978年開始，大部分生產隊實行包產到戶試點。河北大名縣萬北一隊則在1977年夏收後試行包產到戶。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全國許多地方都有實行分田單幹、包任務、包上交的生產隊。對農民這一有利於發展生產的自覺行動，鄧小平從來沒表態反對過，陳雲、胡耀邦、姚依林、鄧力群等人也持同情和支持態度。儘管當時包產到戶不合法，但中央、地方一些主要領導和廣大農民在對待這個問題上的這種默契，為農村改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決定以經濟工作為中心，否定階級鬥爭為綱，又為農村改革創造了一個良好的政治氛圍。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1977、1978年一些地方出現的農村改革才得以堅持下來，避免了20世紀60年代前後的一些地方農村改革命運。
隨著政治形勢的繼續好轉和農村改革在一些地方成效的顯現，1980年4月，鄧小平明確同意姚依林從減輕國家負擔的角度支持落後地區農民包產到戶、發展生產。5月，鄧小平正式表態支持安徽的改革試驗，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乾，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隨後中央派人下去調查，認為包產到戶、包乾到戶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各地實行農民家庭經營的，都取得了糧食豐收的驚人成績。調查結果堅定了中央對農村改革的決心，以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得以推向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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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地促進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全面推行
1978至1985年的農村改革的主要內容，就是拋棄吃大鍋飯的辦法，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這種改革是不斷克服阻力，一步步向前推進的。這一時期正是鄧小平在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中的核心地位的確立和不斷鞏固的時期，鄧小平的“三農“思想集中地反映在中央的農村工作政策之中。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討論了農業問題，開始清算以往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全會認為，全黨目前必須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儘快搞上去。為此目的，必須首先調動幾億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必須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他們的民主權利。全會提出了一系列發展農業生產的政策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允許無償調用和佔有生產隊的勞力、資金、產品和物資；公社各級組織必須認真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計算報酬，克服平均主義；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亂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堅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穩定不變；人民公社各級組織要堅決實行民主管理、幹部選舉，帳目公開。全會決定，全國糧食訂購指標繼續穩定在1971年到1975年“一定五年”的基礎上不變，絕對不允許購過頭糧；糧食價格從1979年夏糧上市的時候提高20%，超購部分在這個基礎上再加價50%，棉花、油料、畜產品、水產品、林產品等分別情況，逐步作相應提高；農業機械、化肥等在1979年和1980年降低10%到15%，把降低成本的好處基本讓給農民。其核心內容就是讓農民休養生息。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強調：農業工作一定要從實際出發，一定要照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辦事，一定要堅持民主辦社的原則，尊重和保護社員群眾的民主權利。決不能濫用行政命令，決不能搞瞎指揮和不顧複雜情況的“一刀切”。對包產到戶仍然規定：“不許分田單幹。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限於當時的認識水平和歷史環境，包產到戶仍然阻力很大，包工到組和包產到組成為全國農村生產責任制起步時的主要形式。安徽、四川的包產到戶頂著巨大的壓力。中央各部委和各省級領導中支持的屈指可數。
1980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文件說：“對於包產到戶應當區別不同地區、不同社隊採取不同的方針。在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地區，長期‘吃糧靠返銷貸款，生活靠救濟’的生產隊，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乾到戶，並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就這種地區的具體情況來看，實行包產到戶，是聯繫群眾、發展生產、解決溫飽問題的一種必要的措施。就全國而論，在社會主義工業、社會主義商業和集體農業佔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在生產隊領導下實行的包產到戶是依存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沒有什麼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而並不可怕。在一般地區，……已經實行包產到戶的如果群眾不要求改變，就應允許繼續實行，然後根據情況的發展和群眾的要求，因勢利導，運用各種過渡形式進一步組織起來。”中央對包產到戶的政策發生了很大變化，包產到戶取得了合法地位，這份文件能夠達到這種程度，應當說是與這年5月鄧小平對安徽改革的支持態度分不開的。1980年底，安徽、內蒙古、貴州、甘肅、河南、山東、廣東、河北等省普遍實行了包產到戶。但對“雙包”（即包產到戶和包乾到戶）全國仍有爭論。
為了促進農村改革深化，針對改革不同時期面臨的問題和阻力，從1982年開始，中央先後連續出臺了五個“一號文件”。1982年的一號文件突破了傳統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框框，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乾到戶或大包乾“都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這個文件不但肯定了“雙包”制，而且說明它“不同於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個體經濟，而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 。中國共產黨在文件中承認“雙包”是社會主義的，這距浙江永嘉縣的第一次包產到戶二十六年，距小崗包乾到戶三年。1983年的一號文件從理論上說明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黨的領導下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這一文件的下達，使農民更加相信黨的農村政策不會變，從而消除了部分幹群對於聯產承包制的問題上這樣那樣的誤解或疑慮。1984年的一號文件是強調要繼續穩定和完善聯產承包責任制，延長土地承包期一般在１５年以上。1985年的一號文件的中心內容是：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取消30年來農副產品統購派購的制度，對糧、棉等少數重要產品採取國家計劃合同收購的新政策。國家還將農業稅由實物稅改為現金稅。1986年的一號文件肯定了農村改革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必須繼續貫徹執行。針對農業面臨的停滯、徘徊和放鬆傾向，文件強調要進一步擺正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
五個中央一號文件，順應了農村改革的客觀要求，有力地促進了農村改革。１９８３年底，全國農村“雙包”到戶的比重達９７.７％以上。到1984年底，全國569萬個生產隊，99%以上實行了“雙包”。1987年，全國有1.8億農戶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佔全國農戶總數的98%。對這一過程，鄧小平回憶說：“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廢除人民公社制度。開始的時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幹起來，第二年超過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這是就會國範圍講的。”ix說明了農村改革推進之不易。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廣泛實行，使農村的分工分業有了極大的發展，大批的農業剩餘勞動力比較穩定地轉移到了非農產業中，農業經營開始日益向兼業化方向發展成為必然。因此，1986年開始，農村改革主要以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和集體經濟為主要內容。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是農業經營多樣化的必然結果。這一時期畜牧業、漁業發展迅速，鄉鎮企業更是異軍突起。鄧小平密切關注農村改革的進程，肯定新成績，發現新問題，指出新方向。他在1987年指出：“農村實行承包責任制後，剩下的勞動力怎麼辦，我們原來沒有想到很好的出路……十年的經驗證明，只要調動基層和農民的積極性，發展多種經營，發展新型的鄉鎮企業，這個問題就能解決。鄉鎮企業容納了50％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他還指出，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也必須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要在“有條件”的地方推行，不能搞強迫命令。1990年3月，鄧小平又把農業生產管理方式的改革和發展概括為“兩個飛躍”，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在這一時期他還指出：“將來農業問題的出路，最終要由生物工程來解決，要靠尖端技術。對科學技術的重要性要充分認識。”這些都進一步完善了鄧小平“三農”思想的內容。在這一思想精神的指導下，中國農村改革不斷深化，農村經濟向著專業化、商品化、社會化方向發展。
3
帶來了中國農村的革命性的變化
鄧小平的“三農”思想在形成和完善過程中，支持和促進了中國農村改革，給中國農村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這種變化在改革的第一時期尤其明顯，按鄧小平的說法是“中國最大的變化在農村”。
在全國絕大部分農村，家庭農業逐步取代了生產隊的集體勞動。隨著農村經濟改革的深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包產到戶為主發展為以包乾到戶為主，即“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乾到戶將市場機制引入了農業生產，使農戶成了生產經營的主體，基本形成了統一經營和分散經營相結合的雙層經營的農業生產管理方式，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農村經濟呈超常規增長。從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４年６年間，農業總產值增長５５·４％，平均每年增長７·６％。糧食產量增長３３·６％。連續幾年糧食大幅度增產，１９８４年糧食總產量達到４０７３１萬噸，人均800斤，為有史以來最高水平，接近世界人均水平；農業總產值達到３２１４·１３億元人民幣。而１９７８年中國糧食總產量只有３０４７７萬噸，農業總產值只有１３９７億元人民幣。１９７８年農民人均收入１３４元，１９８８年達到５４５元。1984年國務院向世界糧農組織宣佈，我國已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
鄉鎮企業異軍突起。1977年，中國農村人口已經突破了8億大關，人地矛盾突出，存在著嚴重的勞動力過剩。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大批勞動力從土地的束縛下解放出來，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又為農村發展第二、三產業提供了條件，使得以集體經營為主兼有個體、私營的鄉鎮企業蓬勃發展起來。到1987年，全國鄉鎮企業從業人員達8805萬人，產值4764億元，佔農村社會總產值50.4%。鄉鎮企業的發展，解決了佔農村剩餘勞動力50%的人的出路問題，為農民致富和農村逐步實現現代化，為促進工業和整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開闢了一條新路。鄧小平熱情地稱讚它是"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穫"。
農村政治體制發生重大變化。農村改革初期，沒有公開否定人民公社，但改革的一步步深入，同時也在一步步否定人民公社這種農村政治體制。1980年四川省廣漢縣恢復設立了全國第一個鄉政府——向陽鄉人民政府。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出了《關於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到1985年，全國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工作全部結束，共建立9.2萬個鄉（包括民族鄉）、鎮人民政府，82萬多個村民委員會。廢除農村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這就解決了我國社會主義農村體制的重大問題。
鄧小平看到農村經濟改革所取得的成績，高興地指出：“我們現在的路子走對了，人民高興，我們也有信心。我們的政策是不會變的。”xiii “打破‘大鍋飯’的政策不會變。……這點是肯定的。”
4
明確指出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前進方向
改革的過程是一個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不會有一勞永逸的模式，但改革應當沿著什麼方向前進必須明確，在這方面，鄧小平的“三農”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主要有：
1、必須重視農業的基礎地位。“農業是根本，不要忘掉”，是鄧小平“三農”思想的重要內容。從抗戰時期開始，鄧小平就特別強調農業的基礎性作用，闡明瞭農業與其它產業（在當時主要是手工業）的相互促進關係。20世紀七八十年代更是多次強調農業的重要性。農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農業不僅能提供糧食和農副產品，而且還能為工業和其它產業提供原料和廣闊的市場。“只有農業的生產，才能給手工業以原料，使手工業發展有了基礎；而手工業的發展，正可以推動農業的生產。”xv如果"農業搞不好，工業就沒有希望，吃、穿、用的問題也解決不了。" “工業越發展，越要把農業放在第一位。”事實證明，鄧小平這些論斷是十分正確的。不管改革如何深化，不管工業化的程度如何，都必須堅持農業的基礎地位不動搖，都必須充分重視農業和工業、農村和城市的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關係。
2、農業主要是糧食問題。“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解決吃飯問題始終是中國面臨的一個大問題。“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連溫飽都沒有保障怎能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呢？”農民生活改善了，農村才能穩定，佔全國人口的8 0 ％的農村穩定了，整個國家才能發展和穩定。“不管天下發生什麼事，只要人民吃飽肚子，一切就好辦”xix。“誰有了糧食，誰就有了一切。”xx鄧小平不但把糧食問題擺在極端重要的位置，而且具體提出了到20世紀末全國糧食生產的發展目標。1 9 8 6 年，針對當時糧食生產出現的滑坡局面，鄧小平說：“農業，主要是糧食問題。” “要避免過幾年又出現大量進口糧食的局面，如果那樣，將會影響我們經濟發展的速度。”鄧小平以戰略家的眼光，從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的高度來看待與解決人民溫飽直接相關的糧食問題，值得人們認真領會和思考。
3、農民是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重要力量。鄧小平認為我國的國情是：“耕地少，人口多，特別是農民多，這種情況不是很容易改變的。這就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必須考慮的特點。”從這個實際出發，他多次指出：“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農村，中國穩定不穩定，首先看這百分之八十穩定不穩定。”"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的小康"。因此，必須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適時制訂正確的農村政策，改革不適應農村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給農民以看得見的利益，保護和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這是改變農村面貌、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保證。鄧小平是這麼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今天，我們必須重視和依靠農民這支不容忽視的重要力量。
4、農村的發展和穩定是整個國家發展和穩定的基礎。鄧小平指出：“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 “城市搞得再漂亮，沒有農村這一穩定的基礎是不行的”。要穩定就必須發展，要發展就要不斷深化改革。中國農村改革的目標，就是要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實現農民共同富裕，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中國農村改革與發展的方向是實現“兩個飛躍”，走以鄉鎮企業為主體、小城鎮為載體的工業化、城鎮化道路。這些來自實踐的真知灼見，對中國農村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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