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到奸臣時，一般都離不開其昏庸的君主。到底是君主的昏庸滋生出了奸佞臣子，還是奸佞臣子成就了一個昏庸的君主？
皇帝雖然有著唯我獨尊的權力，可以一己之私慾斷人生死榮辱。但皇帝也是人，也有貪嗔喜惡怒，悲歡哀怨妒。既有所欲，若投其所好，則可恩澤加身；若背其意，則大禍臨頭。
王鉷是唐玄宗十分寵幸的佞臣，其權威最盛之時，曾身兼二十餘職。玄宗每天都要派遣專使到他家中賜食賞物，就連炙手可熱的李林甫也對其敬畏三分。
天寶四年（公元745年），玄宗任命王鉷做了戶口色役使，成為了負責財政賦稅的政府要員。這可是個肥的流油的肥缺。自此他為了最大限度的滿足玄宗驕奢淫逸的生活所需，當然還有他自己，開始了瘋狂的斂財行動。
租庸調是唐朝的正稅，這種稅制還是比較靈活而且相對前代減輕了不少。百姓每年向唐朝廷繳糧食為租，絲與絹為庸。
王鉷上任以後，國家庫藏的絲絹布匹已經堆積如山，而宮廷所需的珠寶等“輕貨”則相對不足。於是王鉷指使有關官吏故意對各地方上繳的絲絹大加挑剔，以各種藉口將他們退回各地方州縣，轉而高價徵收錢幣，再用這筆錢在當地低價徵購珠寶等輕貨。如此反覆折騰，官府獲得了暴利，卻把民眾折騰的不行。
不止百姓受到王鉷的嚴重剝削，就連在外戍邊的士卒也不放過。按照制度，當兵的六年一換，不用繳租庸。但是呢，戍邊的將領都以戰敗為恥，對於戰死的士卒都不向官府申報，因此這次戰死的士卒並沒有註銷戶籍。這給王鉷抓到機會了，他將這些有戶籍但是沒有人的，統統按照逃稅處理。這樣一來，有的人甚至被一次徵了三十年的稅，而這些稅則平攤在貧苦百姓身上，百姓也沒處可以說理。
這樣的橫徵暴斂，直接導致在整個天寶年間大量的農民逃亡。社會發生巨大的反轉。
當然，王鉷這樣瘋狂斂財得益最大的還是玄宗本人。此時的玄宗用度日益奢侈，後宮賞賜沒有節制，皇室內庫（大盈庫）這點庫存完全跟不上他的節奏，又不能隨心所欲到左、右庫藏中去取。
王鉷知道後，每年都額外上貢一百億緡（一緡即一貫，為一千文錢）給大盈庫，以供玄宗揮霍，並且說這是租庸調以外的額外收入，與國家經費沒有關係。自此，玄宗更是“蕩心侈欲”，認為王鉷理財有道，能夠富國，更加寵愛萬分。
短短十餘年光陰，玄宗竟是將其親手打造的最富強的大唐帝國揮霍殆盡，將其前三十年的努力付之一炬。藩鎮割據，百姓流離，社會動盪不安。王鉷在其中可以說是擔當了最佳助攻。
韓非曾經這樣說：“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數言間把佞臣昏君展現的淋漓盡致。王鉷可謂盡得“養殃”之術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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