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溫州，浙江溫州，江南皮革廠倒閉了！老闆黃鶴吃喝嫖賭，欠下了3.5個億，帶著他的小姨子跑了......”
還記得這段火遍大街小巷的神曲嗎？就連調皮的網易都拿來改編，作為“養豬場”的招聘主題曲。
而事實上，江南皮革廠是存在的。
據澎湃新聞報道，8月8日，《溫州晚報》12版刊登的一則署名為“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管理人”的公告稱，面向公司債權人，對其破產財產實施二次分配，本次分配為最後分配。
最後分配的破產財產分配額為人民幣6338292.36元，參與分配均為普通債權，債權總額為234033691.5元。
圖片來自澎湃新聞
那真實的黃鶴究竟有沒有“吃喝嫖賭、欠下3.5個億、帶著小姨子跑了”？真實的江南皮革廠又是否真的曾製售“原價三百多、兩百多、一百多”的錢包，被員工二十塊賣了抵工資？
小蜜這就帶著大夥一一解答。
疑問一：老闆黃鶴真帶小姨子跑路了？
企業癱瘓、攜款逃跑，再附帶點黃色料子，關於浙江溫州江南皮革廠的傳言火速在街頭巷口流傳了起來。
因其朗朗上口、情節刺激的文案，它又意外地被全國多地賣皮包的地攤商販循環播放，用以招攬生意。
經過查閱，傳說中的江南皮革廠老闆黃鶴，不僅確有其人，而且恰好就是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
但實際上，黃鶴本人的經歷並沒有神曲中那麼奇幻。
“賭”，是已被浙江省銀監局的一份溫州民企經營狀況調查佐證的：
2011年初，由於該公司法人代表黃鶴受國際賭博集團引誘，參與大額賭博，欠下鉅額賭資後外逃，造成公司經營整體癱瘓。
而關於是否攜帶小姨子出逃，浙江法院公開網的一份民事判決書上給出了答案。
在一起涉及深圳發展銀行溫州分行、溫州國信貿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為邵錄絨，黃鶴之妻）和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為黃鶴）的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中，一位名叫葉超群的被告，曾在辯述時稱：
因賭博欠下鉅額債務不能歸還，與其妻子邵錄絨合謀騙取銀行貸款後，隨即攜鉅款與邵錄絨一起於當年（2011年）4月5日外逃。
截自浙江法院公開網
不過，溫州市鹿城區人民法院（一審）和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都沒有采納“貸款詐騙”的說法。
總的來看，黃鶴涉賭欠債可以坐實，但帶著小姨子外逃這一點就毫無依據——最多是帶著妻子出逃，但即便這一點也從未獲得證實。
至於為什麼他直到今天仍然可以下落不明無人追問，2016年錢江晚報曾援引公安部門的說法稱，黃鶴跑路後，叔叔黃作興償還了公司的債務，沒有債務糾紛，也就沒必要追查黃鶴。
疑問二：江南皮革廠製售錢包嗎？
1978年，江南控股創始人、前任董事長黃作興帶著從部隊學到的一技之長，退伍回鄉，做閥門起家，後創辦江南閥門有限公司。2004年，江南控股正式成立。
皮革廠投產後，黃作興將工廠交給其侄子黃鶴管理經營。
黃鶴持有10%股份，擔任法定代表人。另一方面，黃作興的親兒子黃子龍也長期持有皮革廠9.5%的股份。
媒體報道顯示，投產之初，江南皮革廠一直經營良好，一度成為當地知名皮革企業。2008年還在臺州臨海開了新廠，兩家工廠的產值合計達5億。2010年實現銷售額3.41億元，利潤3425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生意最為紅火的時候，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也從未生產過成品皮包，其主營項目為PU合成革製造，合成革原料銷售。
圖片截自天眼查
因此，地攤商販們叫賣的“原價三百多、二百多、一百多的錢包”，幾乎不可能直接來自黃鶴的皮革廠。
2002年夏天，在溫州的工業園裡，江南皮革廠的機器轟鳴作響，裡面生產的不是街口20元清倉甩賣的真皮鞋包，而是皮革，成卷的那種。
疑問三：真實的溫商是怎樣的一個群體？
流言滿天飛，因江南皮革廠引起的一系列無節制的詆譭和山寨品氾濫，也徹底激怒了溫州商人群體。
在政府、溫商、群眾的集體維權下，溫商們為自己“正名”。 武林門廣場點燃警醒溫州第一把火的那天，即8月8日，被定為“溫州誠信日”。
與受到上天眷顧的隔壁好命鄰居們不同，歷史上的溫州無論在地理物產，還是交通政治上都有所欠奉，從來就說不上沃野千里、富甲一方。
在它的科舉文化和宗教信仰裡，沒有絲毫的商業氣息。
1949年後，溫州淪為國軍反攻大陸的前線；五十年代，永嘉農民包產到戶和瑞安隆山農民分地被政府打壓；在七十年代末革命和鬥爭的洗禮下溫州更是一貧如洗。
除了勇氣和眼力外，溫州人可以說是一無所有。
“窮則變”、“活下去”的信念催促早期的溫州人，他們帶著專屬的加密方言踏出了國門。
在那以後，溫州人穿上皺巴巴的西裝，搭配著潮流牛仔褲，揣著乾癟的公文包走南闖北。
溫州老闆喜歡說：“白天當老闆，晚上睡地板。”指的是白天在大排擋觥籌交錯，熱情招呼客人，晚上和一起打拼的兄弟們擠在地板上睡覺。
正在數錢的溫州老闆（圖片來自看客insight）
關於溫州老闆的韌性，還有個小故事。
一個溫州商人正準備將自己的名牌大衣拿去抵押，忽而發現口袋裡放了兩萬塊錢。
想了想，這是去年有人還他錢時他不甚在意，隨手放到了口袋裡留下的，因為去年他還是個資產過億的富豪。
看到這筆錢，他欣喜若狂，並拿出其中的一萬五投入到了今天下午和別人談的能引發市場裂變的互聯網項目上。然後坐上自己的車，開啟滴滴打車的接單模式。
他不喜歡放棄，現在的苦，對於像他這樣的溫州老闆而言，並不算什麼。
在80年代的溫州城，一個普通工人同時打兩三份工是很普遍的事。那個時候，北京城的早點店通常要到8點才開，而溫州四點就開了。
溫州人做生意習慣於依靠宗族關係。一家普通工廠，老闆娘是財務，弟弟是工廠經理，弟妹是後勤。
位於杭州三墩的溫州村就是典型。裡面的房屋不是單元樓小區，而是溫州常見的獨棟建築。
圖片來自看客insight
家家戶戶彼此熟悉，這家店鋪庫存不夠，另一家打開自家倉庫：“隨便拿。”幾家人做同一行當，但不會互相影響。過節隨份子時，街上推攘得臉紅脖子粗的兩個溫州人不是在打架，而是在互塞紅包。
外面人看著，也只有眼紅的份。
然而，當小廠房要升級為大企業時，便很容易發生利益爭端及財務虧空。手底下的員工都保持沉默，因為財務總監是老闆的親戚。
溫州老闆再如何地不輕言放棄、不怕苦，也經不住宗族關係這一尾大不掉之害，江南皮革廠的倒下可見一斑。
本文整合自鈦媒體、i黑馬、看客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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