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8日，第33屆全國古籍出版社社長年會暨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立60週年座談會在昆明正式召開。
回望60年前的1958年，那是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史上至關重要的一年，也是中華書局局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一年。從此，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有了國家規劃和專門機構，中華書局也自此與這一偉大事業緊密聯結在一起，踏上新的征程，逐漸發展成為古籍整理與傳統文化出版重鎮。在今天這樣一個有特別紀念意義的日子裡，讓我們透過這些光影,一起回望那段難忘的歷史。
閱讀傳統文化相關書籍，不能不提到中華書局。中華書局是我國唯一的國家級古籍出版社，多年來為讀者提供了大量優秀的傳統文化出版物，古籍整理圖書更是以品類齊備、質量精良享譽學林。
創立於1912年的中華書局是我國曆史最為悠久的出版機構之一
熟悉民國出版史的讀者都知道，中華書局與商務印書館是現存的歷史最為悠久的出版機構。在民國時期，她與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開明書店等大型出版機構幾乎佔了整個出版業的半壁江山，儘管也推出了《四部備要》、《古今圖書集成》、《中華大字典》等重要古籍文獻和工具書，但那時的她是一個綜合性出版機構，出版範圍非常廣泛，甚至為政府印製紙鈔。中華書局是如何與傳統文化、古籍整理結下不解之緣，併成為這一領域首屈一指的出版重鎮的呢？這就不得不從六十年前說起。
中華書局的獨立經營
翻開《中華書局百年總書目》不難發現，上世紀五十年代前期，中華書局的出書品類與此前和此後都大相徑庭，多為財經、農業類書籍。其實這是因為，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中華書局與民國時期其他大型出版機構一樣，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實行公私合營，當時隸屬於財政經濟出版社，所以出書也多以財經、農業為主。
中華書局主樓
1956年6月16日和7月2日，文化部黨組兩次寫信，向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陳雲彙報中華書局與商務印書館實行公私合營後的情況和關於改進工作的想法。同年12月，文化部黨組就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獨立經營向中央提交請示報告，報告中提出中華書局獨立經營的具體方案。
1957年3月，古籍出版社併入，中華書局辦公地點遷至東總布衚衕10號，編輯部設古代史、近代史、古典文學和哲學四個編輯組。
1953年，中華書局總部遷京，圖為位於西總布衚衕七號的辦公處
1958年4月8日，全局大會召開，宣佈中華書局獨立經營。金燦然、李侃、宋雲彬、趙守儼等相繼調入，中華書局作為文化部領導的出版古籍整理及文史哲研究著作的出版社，自此走向專業化道路，掀開了新的歷史篇章。
金燦然（左）、宋雲彬（右）
古籍小組的成立
與此同時，國家層面上對傳統文化和古籍整理出版事業也越來越重視。1957年12月10日和1958年1月21日，齊燕銘向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和中宣部、中央書記處呈送《關於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報告》及具體方案，很快得到批准。
1958年2月9日—11日，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大會召開，齊燕銘任組長，金燦然任小組辦公室主任，並公佈成員19人及下設文學、歷史、哲學三組81人名單，這份名單幾乎囊括了當時文史哲領域的頂級權威，如葉聖陶、何其芳、吳晗、陳垣、陳寅恪、羅常培、范文瀾、鄭振鐸、趙萬里、徐森玉、張元濟、馮友蘭、翦伯贊等學界泰斗，可謂群星璀璨。
會議將整理出版“二十四史”作為重點規劃項目責成委託中華書局制定具體方案，開展相關工作，中華書局也被指定為古籍小組的辦事機構。至此，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有了專門機構和統一部署，而中華書局也自此與古籍結緣，奠定了後來的發展方向。
關於古籍小組成立的報道
古籍小組成立大會後，文、史、哲三組分頭起草了《整理和出版古籍計劃草案》，這是新中國第一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之後又調整為《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點規劃》，分為“幹部和學生讀物”“科學研究工作者和教學工作者的參考書”兩部分，共列入古籍500種。由此可見，新中國古籍整理事業從源頭上，就是服務於科研教學的專業性與服務於普通大眾的普及性並重的。而這一方略，也影響了後來一個甲子的古籍整理出版事業。
古籍整理研究與出版的“黃埔軍校”
古籍文獻是優秀傳統文化的載體，古籍研究與整理工作，既是專業性很強的科研工作，又是普及、弘揚傳統文化的基礎。承擔這一工作的主力軍，就是全國高校古籍整理方面的科研與教學機構。而這支隊伍的創建，也要追溯到六十年前的古籍小組與中華書局。
1959年3月，古籍小組組長齊燕銘主持召開古籍小組第二次會議，最重要的議題就是為解決古籍整理人才嚴重不足的問題，與教育部協商，委託北京大學中文系開設古典文獻專業。在多方努力下，同年9月，古典文獻專業開始招生。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創舉，北京大學中文系從此除了語言文字、文學，多了一個文獻專業，國內高校中文系“三文”架構正式形成，影響深遠。
與後來出現的“委託培養”有著本質區別，中華書局作為古籍小組的辦事機構，在古典文獻專業的創設和人才培養方面，都發揮了具體而重要的作用。當時的課程設置與授課方案，都是雙方共同商訂的；師資力量方面，中華書局的老專家如陳乃乾等，也直接參與教學活動；甚至教師薪金與住房等待遇問題，也多是雙方共同協商分擔；作為出版社，中華書局還直接為此草創伊始嚴重缺乏資料的古典文獻專業提供了大量專業書籍。
功夫不負有心人，辛勤灌溉換來的是累累碩果。經過雙方五年的通力合作， 1964年8月，首批古典文獻專業畢業生中有11人（另有歷史系1人）到中華書局報到；1965年8月，第二批古典文獻專業畢業生中有11人到中華書局報到；1966年（1968年到局），第三批古典文獻專業畢業生中有12人到中華書局報到。
北大古典文獻專業在“文革”後恢復，並逐步發展為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成為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的主力軍，而且也為中華書局和其他古籍整理出版、研究機構源源不斷地輸送人才，可謂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黃埔軍校”。
古典文獻專業畢業生合影
艱難推進的“國史”工程
1964年10月，齊燕銘調離文化部，轉任濟南市副市長，古籍小組工作停頓。隨後“文革”爆發，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受到嚴重挫折。然而，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中華書局依然堅守在古籍整理出版的陣地上，不失時機地為重點項目的推進尋找機會、創造條件。
1971年4月2日，周恩來總理在姚文元建議組織一些老知識分子繼續進行“二十四史”點校工作的信上批示恢復“二十四史”點校工作。5月初，國務院出版口領導小組根據中華書局上報的“二十四史”整理情況報告，撰寫了《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請示報告》，周總理親自審閱、修改，並得到毛澤東主席批示“同意”。在動盪的環境下，“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點校整理工作艱難地推進。
參與整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專家合影
1971年6月，獨立經營了13年的中華書局與商務印書館合併為一個單位，辦公地點從翠微路2號遷至王府井大街36號，原編輯部縮編為第二編輯室，原古代史組縮編為“二十四史”點校組。至此，繼前一階段“翠微校史”之後，“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整理工作重新啟動。
1978年春季，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全部出齊，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偉大的古籍整理出版成就，凝聚了多位學界、業界前輩的心血。此時距古籍小組成立已走過二十載歲月。同年10月21日，古籍小組首任組長齊燕銘逝世，享年71歲。作為古籍小組重點規劃項目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全部出齊，當是對古籍小組首位組長的最好紀念。
古籍小組首位組長齊燕銘及其手跡
倡議恢復 勇挑重擔
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迎來了新的歷史機遇。1979年8月11日，中華書局召開全體職工大會，陳翰伯代表國家出版局黨組宣佈，從1979年8月起，恢復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原有建制。自此，中華書局重新走上古籍出版專業化道路，併為恢復、重建古籍整理規劃專門機構小組和古籍整理出版開展了一系列工作。古籍小組恢復的報告，就是由中華書局提交的。
1980年中華書局《關於恢復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請示報告》
1981年5—7月，陳雲同志兩次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出重要指示，9月17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中發[1981]37號），體現了中央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高度重視。
陳雲同志為中華書局題詞
1981年12月10日，國務院發佈《關於恢復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通知》，古籍小組正式恢復。小組直屬國務院，全稱為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李一氓，副組長周林、王子野，中華書局仍為小組辦事機構。1982年3月17—24日，古籍小組召開會議，委託中華書局制定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1982—1990）草案。草案列入七類項目共3119種，其中首次列入今譯類，體現了普及與提高並重的思路。中華書局承擔了七類中的1600種，佔一半以上。
參加第二次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會議的部分專家學者合影
1992年5月25日—31日，第三次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會議在北京香山飯店召開，古籍小組組長匡亞明，副組長周林、王子野、劉杲，以及古籍小組成員47人、顧問44人出席會議。會議審議修訂了《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其中，八五規劃項目1004種，其中首次列入出土文獻類型，體現了學術發展。中華書局仍然承擔了其中的大部分項目。
第三次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會議開幕式
不忘初心 砥礪前行
此後，古籍小組又經過數次機構或名稱調整。
據國務院國發[1993]27號文件，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撤銷，改名為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
據國務院國發[1998]7號文件，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撤銷，工作由新聞出版署承擔。
據新聞出版署新出圖[1999]708號文件，成立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小組辦公室與署圖書出版管理司為一個機構，辦公室主任由圖書司負責人兼任，副主任和其他工作人員從中華書局遴選幹部擔任，佔用中華書局編制，其行政、工資及其他管理工作仍由中華書局負責。
關於組建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的相關文件
後來，古籍小組及其辦公室的歸屬與工作地點又經過調整，中華書局不再作為辦事機構，但在古籍整理出版事業中繼續發揮帶頭作用，在推進古籍小組重點項目、接受委託編制規劃草案、落實規劃項目出版等各方面都做出相當貢獻。
1999年7月18日—21日，中華書局承辦第四屆全國古籍圖書訂貨會暨第十四屆全國古籍出版社社長年會。會議期間，全國古籍出版社聯合會（簡稱古聯會）成立，並召開第一屆理事會，中華書局為主任單位。
2009年1月6日，中國出版協會古籍出版工作委員會（簡稱古工委）在北京成立。古工委從古聯會發展而來，秘書處設在中華書局。
通過多年的辛勤耕耘，中華書局已成為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繁榮古籍出版事業的代表，在接受古籍小組委託、承擔古籍小組項目等方面一如既往，與古工委其他成員單位一道，為我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貢獻力量。
創新發展 前景廣闊
對於中華書局來說，作為古籍小組的辦事機構，不僅是難得可貴的發展機遇和優越條件，更是義不容辭的艱鉅任務和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如今，新時代對古籍整理出版提出了新的要求，中華書局也由專業古籍社發展繼續秉承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初創伊始就肩負起的普及與提高並重的責任，成為優秀傳統文化出版物的提供者，除專業性古籍整理出版外，在傳統典籍普及出版和數字出版領域都取得了重要成績。
2013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組織開展了首屆向全國推薦優秀古籍整理圖書活動，在千餘種圖書中遴選出91種（叢書計1種），代表著我國古籍整理出版的最高水平。而中華書局在這91種圖書中佔了34種，是入選最多的出版社。
2014年，中華書局自主研發的大型古籍數字出版產品“中華經典古籍庫”問世。此後，鏡像版、網絡版、微信版、微信專業版陸續上線，並通過與鳳凰出版社、齊魯書社等其他古籍出版社的合作，實現了資源的縱深開發和橫向聚集。2018年，古籍整理與學術出版平臺“籍合網”上線，古籍整理出版由“紙—紙”的1.0時代、“電子—紙”的2.0時代，正式進入“數字—數字”的3.0時代。
結 語
1958年，是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史上至關重要的一年，也是中華書局局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一年。從此，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有了國家規劃和專門機構，中華書局也自此與這一偉大事業緊密聯結在一起，踏上新的征程，逐漸發展成為古籍整理與傳統文化出版重鎮，並確立了專業優勢。在歷次機構調整和人事變動中，中華書局始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走在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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