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才詩筆當今無”
張德容(1820—1888)，衢江區黃壇口人，因為黃壇口舊有古松地坪，故自號“松坪”。清咸豐二年(1852)舉人，三年(1853)中進士二甲第二十六名，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六年(1856)因為成績優異留任，被授予編修一職，正式成為翰林。此後，他又在朝中歷任軍機處章京、兵部郎中等，職掌軍政機要。也就在這一時期，他與晚清的許多飽學之士深有交往，如軍機大臣潘祖蔭、太傅翁同龢、大藏書家朱學勤、金石家何崑玉等。
1871年以後，張德容離京外放，曾兩度出任湖南嶽州(今岳陽)知府。在任上他編撰了《嶽州救生局志》，並先後兩次主持重修了岳陽樓。關心民瘼，頗有惠政，影響深遠。這只是政績，張德容的文采也少有人比，詩、書、畫無一不精，太傅翁同龢《題張松坪瀟湘夢遊圖》評之：“嶽州太守賢大夫，吏才詩筆當今無。”衢州市博物館就珍藏其書法作品數幅和翁同龢贈之楷書八言聯一對。
●“服官之暇”著巨編
除了“吏才詩筆”，張德容在金石學方面的貢獻極大。作為一個曾有著發達青銅文化的國家，我國的金石學研究有著相當長的歷史。據考：金石學始於漢，魏晉至唐逐漸演進，到兩宋臻於極盛，出現了趙氏夫婦的《金石錄》。衰於元明。至清末鹹同年間，雖然從全國文化學術界來看，理學還是主流，但上海、江浙一帶的儒官卻鍾情於金石學研究。張德容出仕鹹同間，平常與潘曾瑩、陸增祥、潘祖蔭、何崑玉等交誼，他們都是金石愛好者，都是有“一技之長”的名家。所以說特殊的歷史環境，造就了一些特殊的人才，他們的研究成果進一步豐富了中華傳統的人文環境。
張德容是晚清大藏家，收藏以金石碑帖為主，並以藏宋拓《石門頌》為世人驚歎。隨著藏品的積累和時機的成熟，1872年在嶽州任上，他完成了《金石聚》十六卷，“十餘年間服官之暇”，於“草堂養痾時”完成。由於他的齋號是“二銘草堂”，所以書取名《二銘草堂金石聚》。
光緒五年（1879年）張德容再任嶽州知府。此時，岳陽樓“斷碑殘碣，縱橫滿地，樓基拆裂，大有傾圯之勢。”他果斷決定撥茶釐稅及勸四邑（巴陵、平江、臨湘、華容）富紳捐款，於次年動工大修岳陽樓。為了使岳陽樓免遭洞庭波濤沖毀之災，遂將樓址從湖畔坡地移進六丈多，建於巴丘山頂高敞處。樓頂的玻璃瓦用桐油石灰調拌，隔瓦則以鐵鉚連結，十分牢固，暴風難揭，滴水不漏。樓前的石砌泊岸和城牆上的雉堞，都用糯米粉調細瓷灰修砌，刀斧不入。左仙梅亭、右三醉亭亦加固築。此次維修歷時一年，共費資2萬餘緡。後張德容在《重修岳陽樓記》中這樣寫道：“自宋以來，或修或毀，不知幾易。其修也，則層簷飛閣，岌煥於其上，文人才士登眺而徘徊；其毀也，則橫波巨浪，衝擊於其下，遷客騷人矯首而太息。”這說明他對保護這座古樓有極深的見識與創舉。
通過這次岳陽樓大修，不僅解決了岳陽樓樓基免遭洪水波濤沖洗的問題，而且使樓臺更為雄偉壯觀，樓觀視野更為開闊，形成了“大湖南北形勝之地，以斯樓為雄”，參觀攬勝者絡繹不絕的新氣象。
為保護好岳陽樓，大修竣工後，張德容又出具告示：“嗣後登樓遊覽，務各恪遵禮法，不得肆行喧譁”，“不得酗酒滋鬧”，“倘有違玩不遵，定即拿案懲治不貸”。並刻碑於樓旁。後經民國年間維修，特別是新中國建立後落架大修，岳陽樓整舊如舊，復古出新，熠熠生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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