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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溫州，浙江溫州，江南皮革廠倒閉了！老闆黃鶴吃喝嫖賭，欠下了3.5個億，帶著他的小姨子跑了……我們沒有辦法，只能拿著錢包抵工資。原價都是三百多、二百多、一百多的錢包，通通二十塊，通通二十塊……”
相信各位對江南皮革廠最開始的印象便是始於這段被全國多地賣皮包的地攤商販循環播放的音頻或是後來被製成鬼畜版的神曲《江南皮革廠倒閉了》，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一個搞笑段子，但其實“藝術”來源於生活，江南皮革廠真實存在，黃鶴也確有其人，正是江南皮革廠前任法定代表人。
而江南皮革廠也真的倒閉了，據澎湃新聞報道，8月8日，《溫州晚報》12版刊登的一則署名為“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管理人”的公告稱，面向公司債權人，對其破產財產實施二次分配，本次分配為最後分配。最後分配的破產財產分配額為人民幣6338292.36元，參與分配均為普通債權，債權總額為234033691.5元。
那麼，黃鶴究竟有沒有“吃喝嫖賭、欠下3.5個億、帶著小姨子跑了”？江南皮革廠又是否真的曾製售“原價三百多、兩百多、一百多”的錢包，被員工二十塊賣了抵工資？
“江南皮革廠”只製革，不賣包
所謂“江南皮革廠”其實全稱為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2002年在溫州設立，投資方為溫州江南控股集團，董事長黃作興，做閥門起家。
說起黃作興，那可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1978年，21歲的黃作興退伍之後分配在一家機械廠工作。心思細膩愛動腦的他看到了我國當時對於閥門研究的空白。從1978~1990的十多年時間裡，為了解決新中國的閥門難題，憑著自己的一腔熱血，在沒有任何老師指導和依靠過往參照經驗的情況下，黃作興歷經無數次的失敗，在1990年3月研製出了世界上第一臺中壓調節型蝶閥。
劃重點！這不僅僅是中國第一臺，這也是世界第一臺中壓調節型蝶閥！
誰能想到，一個僅有初中學歷的退伍兵，竟攻克了困擾國內外閥門專家半個多世紀的難題，並一舉獲得4項國家專利。
因為當過兵，黃作興血管裡還流淌著軍人的血，他沒有靠這個去謀私利，直接把技術無償獻給了國家。同時，黃作興拿到了1994年布魯塞爾世界工業發明研究和革新的最高榮譽尤里卡獎，並拿到了世界發明者的最高榮譽“一級騎士勳章”。
隨後3年，黃作興靜下心來繼續研究高壓蝶閥。並在1997年第46屆國際博覽會上，黃作興靠著他的“JHL截止、節流、止回多功能閥門”再次獲得金獎和騎士獎。
這樣的成就是前無古人的，黃作興成了新中國第一個兩次獲得世界發明大獎的人。
後來，對中國工業作出卓越貢獻的黃作興成立了自己的企業，命名為江南閥門廠（據說是為了感謝當初江南造船廠的幫助）。隨著企業的不斷擴大，現在已經成為了江南控股集團。
雖然成了公司老總，但黃作興一直沒有忘記跟他並肩戰鬥過的戰友們。
黃作興一心想解決退伍老兵再就業的問題，但自己的閥門廠的企業技術要求很高，不是什麼人上手就能做，而那時的溫州小商品發展成熟、皮革資源也十分充足，於是黃作興準備成立個皮革廠來滿足相當人數的退伍士兵安置。
投產後，江南控股集團佔皮革廠50%股份，黃作興將工廠交給其侄
黃鶴管理經營。黃鶴擁有工廠10%股份，系法人代表。媒體報道顯示，投產之初，江南皮革廠一直經營良好，一度成為當地知名皮革企業。2008年還在臺州臨海開了新廠，兩家工廠的產值合計達5億。2010年實現銷售額3.41億元，利潤3425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生意最為紅火的時候，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也從未生產過成品皮包，其主營項目為PU合成革製造，合成革原料銷售。因此，地攤商販們叫賣的“原價三百多、二百多、一百多的錢包”，幾乎不可能直接來自黃鶴的皮革廠。
形成強烈反差的則是黃鶴2011年的意外跑路，以及隨之終結的皮革廠良好的經營狀況。當然，那一年也正是溫州商人資金鍊最為緊張的時刻，在洶湧的倒閉潮中，溫州製造業民營企業內大大小小的老闆跑路失蹤乃至於輕生的悲劇不時見諸報端。
據媒體報道，黃作興替侄子黃鶴還掉了部分債務。 當時，黃作興一共拿出了近1.3億元，償還了工廠的擔保款和工人工資。
中新網相關報道
澎湃新聞則從溫州有關部門獲悉，在債務償還期間，當地相關部門主動參與了對接協調，確保員工工資妥善發放。因處置得當，溫州從未出現黃鶴跑路後員工拿產品抵工資的情況。
2012年9月，在黃鶴跑路一年有餘之時，黃作興對中新網記者表示，皮革廠已經進入最後的清算階段，不打算繼續經營下去。對於侄子黃鶴，黃作興說，還是下落不明。
那麼，黃鶴是為什麼跑路的？又是怎麼跑路的？
黃鶴涉賭欠下鉅債
“溫州老闆、吃喝嫖賭、帶小姨子跑了……”過於直白刺激的廣告詞，令很多人在經過地攤時，往往會駐足看一眼售賣的皮包，再打聽兩句黃鶴的事。但實際上，黃鶴本人的經歷並沒有那麼奇幻。
據“浙江在線”當年調查報道：
黃鶴失蹤後，溫州市龍灣區專門組建了處理江南皮革的工作組，並委託第三方中介機構進行債務登記和審計。5月底最新上報債務數據：被直接間接牽涉到的銀行10家，債務近1.5億；原材料供應商70多家，涉及金額9000多萬元；有欠條、轉賬收據的私人借款6500萬。
當然，除了資金鍊緊張的原因，黃鶴的破產也確實與“生性好賭”有直接關聯。
2011年6月，浙江省銀監局和溫州銀監分局曾出具一份溫州民企經營狀況調查，其中就有對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描述：
2011年初，由於該公司法人代表黃鶴受國際賭博集團引誘，參與大額賭博，欠下鉅額賭資後外逃，造成公司經營整體癱瘓。
從浙江法院公開網獲得的一份民事判決書顯示，在一起涉及深圳發展銀行溫州分行、溫州國信貿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為邵錄絨）和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為黃鶴）的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中，一位名叫葉超群的被告，曾在辯述時稱：
黃鶴於2011年初因賭博欠下鉅額債務不能歸還，與其妻子邵錄絨合謀通過以國貿公司的名義與深圳發展銀行溫州分行簽訂《綜合授信額度合同》、《貸款合同》等形式騙取銀行貸款，所騙款項全部由黃鶴非法佔有，黃鶴在騙取借款後隨即攜鉅款與邵錄絨一起於當年4月5日外逃。
由此可見，黃鶴涉賭欠債可以坐實，但帶著小姨子外逃這一點就毫無依據。至於為什麼他直到今天仍然可以下落不明無人追問，2016年錢江晚報曾援引公安部門的說法稱，黃鶴跑路後，叔叔黃作興償還了公司的債務，沒有債務糾紛，也就沒必要追查黃鶴。
真實的溫州皮革
雖然“江南皮革廠倒閉”、“黃鶴跑了”在地攤商販和網友們的“運作”下成了互聯網經久不衰的梗，但中國的皮革生意確實和浙江，和溫州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皮革製品製造和銷售處於皮革產業鏈的下游，比上游的動物毛皮養殖、成品革製造等利潤更高。從產品用途來看，中國皮革產品又以皮鞋和服飾為主。
浙江便是中國皮革生產的大省。中國產業信息網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規模以上皮革行業企業共有8114家，浙江省以1728家的數量位居第一，第二第三分別是廣東省（1698家）和福建省（1280家）。
另據中商產業研究院數據，2017年全國皮革鞋靴產量排行榜上，浙江以81466萬雙的產量，排名第二。而
溫州，則是享有“鞋都”稱號的城市之一。溫州的靴鞋自古就有盛名，在明朝成化（1465-1487）年間，曾作為貢品送入皇室。民國時期，溫州人伊光如創辦了溫州有史以來第一家現代化製革廠——正華製革廠。1957年，溫州市區皮鞋產量16.3萬雙。1978年，市區有國營、集體皮鞋廠10餘家，年產皮鞋49.68萬雙。
八十年代初，在改革開放政策指引下，溫州皮鞋生產迅速得到發展，當時的情況是企業多、規模小、工藝裝備落後。全市皮鞋企業數在八十年代末達到6千多家，形成溫州製鞋業的輝煌時期。
但正當溫州鞋業處在大發展時，一個重大挫折出現了。
1987年8月8日，5000多雙產自溫州的劣質皮鞋在杭州市中心的武林廣場被集中銷燬，這被認為是溫州的“恥辱之火”。80年代的溫州鞋常被稱為“晨昏鞋”，意思是隻能穿一天就會壞，皮鞋脫膠、斷底、裂面現象非常普遍。
“武林門事件”導致溫州鞋業的信譽崩塌 ，也深深刺痛了溫州人的心。1994年，溫州提出實施“質量立市”戰略，從打假治劣、名牌興業、信用溫州、品牌強市分階段推進。
1999年8月8日，奧康集團董事長王振滔回到武林廣場，把仿冒該公司的2萬隻鞋盒與2000多雙鞋點燃，號稱點燃“雪恥之火”。
2002年，溫州市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將當年8月8日杭州武林門火燒溫州劣質皮鞋的日子定為“溫州誠信日”。
2007年，為紀念“溫州誠信日”實施五週年，溫州人又在武林廣場的“誠信之鼎”中點燃“誠信之火”，宣示溫商誠信經商的決心。
也正因為燒過這幾把火，後來的溫州商人群體才會對“江南皮革廠倒閉”音頻的爆紅感到憤怒，認為這詆譭了其他溫州皮革廠的名譽，並決定為自己“正名”。公開報道顯示，
2013年10月中旬開始，數百名四川溫商在四川溫州商會的支持下集體維權，收集證據並向當地工商、城管、公安等部門舉報，要求打擊以“黃鶴錄音”詆譭溫商方式叫賣商品的行為。
對此，相關地區政府部門進行了多次聯合執法，並查獲多名用“黃鶴錄音”叫賣的商販。經工商部門摸排查證，這些攤販與“黃鶴”毫無關係，錄音只是推銷手段，所售皮具也非溫州產品，均為從當地進貨商批發的“三無”產品。因銷售“三無”產品、虛假宣傳，相關商販先後被執法機關給予了行政處罰。
2016年，《江南皮革廠倒閉了》MV的作者也在新浪微博上發表個人聲明：“經查證，本人去年5月製作的《江南皮革廠X gentleman》的惡搞視頻內容不實，對溫州的其他皮革廠造成了不好的影響，現已刪除視頻，也請大家不要繼續傳播，在這裡向被影響的溫州一系列皮革廠致歉。”
反思溫州工廠“倒閉潮”
繼2008年金融危機後，2011年溫州又爆發了大批民營企業倒閉的現象。企業倒閉、老闆跑路、暴力討債，以江南皮革、波特曼、三旗集團等為代表出現了破產清算或企業家欠債失蹤的諸多問題，“倒閉潮”消息不脛而走。
大批企業倒閉集中爆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業所面臨的生存環境是嚴峻的。原材料漲價、用工荒、匯率波動以及民企融資難等問題構成了民營企業的生存現狀。
無論是金融危機引發的危機還是之後的“倒閉潮”，究其根源就在於民企處於“內憂外患”的困境。“內憂”即民營企業所處的產業特徵，外貿導向型的產業結構，仍處在傳統產業階段，粗放式、低產能，缺乏技術和創新，在國際產業鏈條中處於低端。“外患”即企業所面臨的資源要素、投融資環境等外部要素。資金鍊斷裂正是壓垮中小企業的最後一根稻草，“三荒”“三高”現象愈演愈烈，原本依靠低成本推動的發展模式，進入到要素高成本時代，原有產業特別是實體制造業發展空間受限。
溫州的製造業曾經歷過輝煌時期，但短短十幾年便陷入倒閉潮中，我們不但要反思溫州的製造業，還要好好反思中國的製造業到底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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