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七年（1084）七月，宋神宗命令黄州团练副使苏轼移往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苏轼上表谢恩，同时请求在有自家田产的常州居住。得到批准后，已自称东坡居士的苏轼便从黄州顺江而下，在前往常州的途中路过金陵。
听说苏轼来了，王安石十分高兴，穿着便服骑着毛驴前往码头见他。东坡也不戴帽子出船迎接，笑着说：
王安石并不正面回答，只是请他同游蒋山。这一游就是好几天，两人谈古论今，说诗参禅。事后，王安石叹息着对其他人说：
这是实话。
而且，苏轼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又何尝不是。
现在看来，从仁宗到神宗，真是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三人则是群星中的巨星。司马光有《资治通鉴》传世，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更是以其在文学和艺术各个领域中的卓越成就，成为两宋文明的骄傲、标志和象征。
○ 司马光手书《资治通鉴》残稿。该残卷是司马光唯一传世的《资治通鉴》手稿，为一份提纲，上面有司马光修改的痕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 王安石千古绝唱《桂枝香·金陵怀古》
○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墨迹素笺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苏轼在被贬黄州的第三年寒食节时作，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 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
更难得的是，他们不但才华横溢，而且人品极佳。元祐元年（1086）四月初六，王安石病逝江宁。当朝宰相司马光重病在床不能上朝，便写信给副宰相吕公著说：
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接受了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苏轼则利用执笔起草制书之便，给他的这位老对手兼老朋友，以极高的评价：
有如此朋友和政敌，王安石可以含笑于九泉。
耐人寻味的是，死后赢得司马光和苏轼如此敬重和好评的王安石，得势时对他们俩却极尽排挤之能事，甚至视司马光为害群之马，苏轼为乱政之人。比如熙宁二年八月神宗问起对苏轼兄弟的看法，王安石的回答便是：
王安石为什么会这样？嫉贤妒能吗？
不，政治挂帅。
的确，在王安石那里，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政治路线是第一位的，甚至可以决定对一个人的道德判断。
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则可以按照“中国式逻辑”来推定——
这道理看起来很顺，可惜反过来也一样——
总之，怎么判断都是小人。请大家想想，这种逻辑，是不是很荒唐？
岂止荒唐，还会制造冤案。
王安石正是这样做的。变法之前他就对神宗说，尧舜之所以是尧舜，就因为能够识别小人与君子，并将那些凶贼统统诛杀。结果怎么样呢？被指控为凶贼的竟是忠诚而友善的富弼，司马光、韩琦和苏轼等人则被指控为流俗。
这种手法，王安石可以用，反对派也可以。
比如御史中丞李定，几乎一开始就被定性为小人，证据是他居然不为母亲仇氏披麻戴孝。然而实际情况是，李定并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仇氏所生，岂敢服丧？没错，此人在乌台诗案中的表现堪称邪恶，却不等于他可以或应该被冤枉。
还有章惇。此人是跟吕惠卿等一起被《宋史》列入奸臣传的，证据之一是“从不以官职私授所亲”。他的四个儿子进士及第，三个都交给吏部公事公办，打发到州县任职，只有老四安排在京做了小官。如此“不近人情”，当然是奸。
呵呵，这样不以权谋私的奸臣，还真没见过。
御史中丞刘挚的弹劾状也很可笑。他说，章惇明明知道免役法祸国殃民却坚持己见，无非是怕以后见了王安石不好意思，因此宁可辜负朝廷。好嘛，吕惠卿反目为仇，你们说他奸；章惇始终如一，也说他奸。那么请问，如果想做一个忠臣，又该怎么对待王安石呢？装作不认识吗？
诸如此类，实在不值一驳。
不过，最疯狂的还不是章惇，而是蔡京。此人堪称大名鼎鼎，读过《水浒传》的都会说他是奸臣，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原本是司马光的党羽。元祐元年（1086）二月，司马光下令五天之内恢复差役法，人人都说时间太紧，只有开封知府蔡京如期完成任务。司马光大喜过望说：
然而怎么样呢？蔡京翻脸比翻书还快。
我们知道，北宋倒数第二个皇帝徽宗，跟哥哥哲宗一样也是反对元祐年间之政策的。他甚至发明了“元祐奸党”的称呼，将反对新法恢复旧章的人统统列入黑名单，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写出来，刻成石碑，叫元祐党籍碑。上了榜单的人全都受到迫害，某些人如苏轼的著作还被焚毁。
这份黑名单，便很可能是蔡京炮制的。后来，他又利用职权将人数扩大了两三倍，位居榜首的就是司马光。
这当然足以证明蔡京之奸，却也同时证明道德其实与政治无关。政治讲的是立场，道德讲的是品质。品质好的可以有不同立场，比如王安石和司马光。那些立场坚定的人尽管会被骂作奸臣，却其实大多没有道德问题，比如章惇。可见除见风使舵者外，立场的选择其实无关乎道德。
改革也一样。改革与政治有关，与经济有关，甚至与技术有关，唯独与道德无关。比如司马光认为，国民经济是个常量，理财就是与民争利。王安石却认为财富是变量，理财是要把蛋糕做大。那么，究竟是常量还是变量呢？这当然是学术问题，跟道德风马牛不相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又比如，苏轼认为，免役和差役各有利弊。差役法的问题是，农民和市民要到官府服劳役，势必影响生产。免役法用劳役货币化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却给了官吏横征暴敛的机会，害得民众没有钱用。前一个问题是根本性的，后面这个是技术性的，因此苏轼不建议废免役、行差役。
显然，这是科学的分析。解决办法则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量讨论，实事求是地进行修正和改良。 司马光却偏要做道德判断，还执迷不悟，便只能坐失良机，让人扼腕。
泛道德论和唯道德论，是不是很害人？
实际上，改革有稳健和鲁莽，聪明和失策，也有得力和懈怠，因此有成功和失败，却没有道德不道德。为改革措施贴上道德标签，只会断了听取意见进行调整的后路。
这也是给我们现代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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