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易中天中华史·禅宗兴起》 系授权发布
唐僧取经是空忙一场？
家喻户晓的《西游记》讲述了徒弟三人护送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在西行路上，孙悟空降妖除魔，猪八戒助猴哥一臂之力，沙僧肩负行李。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一路餐风露宿，好不容易才抵达西天取回真经。
但他们却是空忙一场。
唐僧取经是历史上一件真实的事。在李世民被尊为天可汗的第二年，玄奘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印度，入住佛教最高学府。年轻的玄奘以此为据点访师参学，誉满印度僧俗两界以后，才带着一腔热血和满腹经纶回到祖国。
开明的太宗皇帝隆重地接待了他，尽管玄奘出国违反了他的禁令。帝国政府还为法师的译经活动提供了种种方便和大力支持。作为在印度被尊为“大乘天”和“解脱天”的得道高僧，玄奘译出的当然都是真经。他和弟子窥基共同创立的法相宗唯识论，在他看来当然也是真理。
然而怎样呢？
没过多久就被忘得一干二净。
被遗忘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他们那一套理论实在太专业也太难懂。仅仅“阿赖耶识”这样一个根本无法意译的名词，便足以吓退许多人。就连“外境非有，内识非无”这样最浅显的道理，对芸芸众生也是丈二和尚，更不用说高等数学般的论证过程。何况就算弄懂“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道理又能如何？能立地成佛么？不能。
那就不学也罢。
真正兴旺起来的，是净土宗和禅宗。
图注：佛教十大宗派
净土宗和禅宗都是中国佛教的宗派，也都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宗派。不同的是，知识界对禅情有独钟，一般民众则多修净土。净土宗的最受欢迎之处，是道理通俗易懂，方法简单易行。即便目不识丁，也能借此脱离苦海。净土宗的道理，就是求来世，求往生。
可惜，净土宗仍有问题。
图注：净土宗为汉传佛教十宗之一。根源于大乘佛教净土信仰，专修往生西方净土之法门而得名的一个宗派。
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解决佛教与中华传统，尤其是与儒家伦理的冲突。不要忘记，在他们宣扬鼓吹的西方净土和极乐世界中，并没有给皇帝安排特殊的地位。那个地方可是人人平等的，这让至尊天子情何以堪？因此，帝国的统治者便难免怀疑这很可能是一个阴谋，目的是要用谁都无法证明的所谓来世，颠覆君君臣臣的现存秩序，甚至政权。
禅宗应运而生。
拈花微笑的故事
佛祖在灵山说法那天，他拿起一朵花给大家看。
没有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只有弟子摩诃迦叶（叶读如社）破颜微笑。于是佛祖说，从今天起，我另外开辟一条传法的途径，什么话都不说，只靠相互之间的心心相印。这个新的法门和宗派，现在交给摩诃迦叶。
禅宗，就这样在会心一笑中诞生。它的宗旨，则是“不立文字，见性成佛”。
但这故事靠不住。因为释迦牟尼创教，跟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一样，从来就靠言说。佛经也像《古兰经》，是弟子们记录整理出来的，所以往往开头就说“如是我闻”，意为“我是这样听佛祖说的”。摩诃迦叶也不是什么“道体心传”的开创者，反倒是将佛经编纂成书的发起人。
实际上，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宗派，印度佛教并没有类似的主张。禅（Dhyana）的本义是静虑，与定（Samadhi，专注）合为禅定，跟鲜花和微笑八竿子打不着，也没有什么“教外别传”的意思。因此，不但摩诃迦叶的故事是编出来的，就连将菩提达摩尊为中国禅宗初祖也颇有可疑。
何况禅宗不立文字，代代相传靠的是心心相印，这就难免会有问题。是啊，难道历代掌门交班，都靠拈花一笑？口说尚且无凭，微笑岂能算数？因此，主张“心传”的禅宗反倒更需要物证，达摩传授衣钵时也说了这样十六个字：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衣钵传人，即典出于此。
禅宗如此衣钵相传，直到出现了禅宗大师六祖惠能。
禅宗大师不认识字
六祖惠能不认字。
的确，惠能与穆罕默德有太多相似——出身不错，但家道中落；幼年失怙，又自强不息。先知是遗腹子，惠能的父亲则在罢官流放到岭南（今广东省）不久就撒手人寰。三岁丧父的惠能与母亲相依为命，靠上山砍柴艰难度日。如果不是一位居士赞助，他根本就不可能到弘忍那里学佛。
不过，先知创教靠天启，惠能成功靠天赋。这位后来的六祖确实是有慧根的。因此，当他在双峰山东禅寺（今湖北省黄梅县境内）初见五祖弘忍时，就让弘忍刮目相看。
弘忍照例问：你从哪里来？
惠能答：岭南。
弘忍又问：想干什么？
惠能答：作佛。
弘忍说：岭南人野蛮，怎么能学佛？
惠能反问：人有南北，佛性也有吗？
弘忍心里一惊：肉身菩萨来了。同时他也明白，这件事不能张扬。于是不动声色地命令惠能到厨房劈柴踏碓，也不为他剃度，八个月后才宣布以示法偈定接班人。
惠能果然不负厚望，在神秀之后写出偈来。不过因为声称不识字，只能口述，再请人帮忙抄在墙上。
偈云：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回头再看神秀的：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不用多说，高下立判。
图注：惠能的慧根胜过神秀
老和尚决定再试一把。
第二天，也可能是当晚，弘忍悄悄来到厨房，看到惠能腰里绑块石头正在舂米，便问：你这个米好了没？
惠能说：早舂好了，只欠一筛。
这是双关语——筛字下面是师。
弘忍懂了，拿起禅杖在石碓上敲了三下。
惠能也明白，三更时分进入了方丈室。
惠能进了方丈室，弘忍便为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惠能突然大彻大悟说：众生的本性原来清净，众生的本性不生不灭，众生的本性具足佛性，众生的本性不可动摇，众生的本性包罗万象。
弘忍也立即明白：禅宗六祖，非他莫属。
于是当即传他钵盂和袈裟。弘忍还说，初祖西来，无人相信，这才以此为信物。现在立足已稳，不可再传。衣钵本是争端，传衣命若悬丝。此处不可久留，快走快走！
图注：六祖慧能坐像
师徒二人连夜来到江边。
上船以后，惠能说：和尚请坐，弟子摇橹。
弘忍不肯。他说：本该我来度你。
这又是一语双关。佛家讲慈航普度，度人是为师的职责所在。度与渡谐音。渡惠能过江，就是度他到彼岸。
惠能却说：迷时师度，悟了自度。
意思也很清楚：我不明白的时候，感谢老师度我。现在已经开悟，当然自己度自己。
这话很对。觉悟，毕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弘忍连连点头，一声长叹：是这样，正是这样啊！三年以后我会圆寂，佛法就靠你弘扬了！
佛教中国化
惠能提出：“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这句话中有儒学的精神。
图注：皇帝首先考虑的是政权的稳固、统治的长久
中国的皇帝，也没谁真有信仰。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权的稳固、统治的长久，佛教却总让他们放心不下。五胡十六国以后，佛教兴盛发达，僧尼不入编户，不纳赋税，不敬王者，许多寺院甚至有着自己的法律法规（僧律）和武装力量（僧兵），俨然王土之上的国中之国。幸亏它们规模有限也未联成一体，否则那些方丈岂非割据的诸侯？
图注：三武一宗法难，邺城佛像埋葬坑
于是，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之后，又有了唐武宗的会昌毁佛和后周世宗的整顿佛门，史称“三武一宗”四次大法难。尽管此前由于武则天和其他皇帝的扶植，佛教在唐代曾达到鼎盛。但在武宗的打击下，已是元气大伤。
但，三武一宗以后，却再也没有灭佛的事情发生。佛教不但与朝廷，与道教和儒家也相安无事。文学作品如《红楼梦》中，佛僧和道士还往往联手。明代嘉靖皇帝崇道，清代雍正皇帝信佛，都没有引起政局的动荡。自称破尘居士或圆明居士，在宫中举行法会说法受徒的雍正皇帝，甚至照样毫不留情地刮起廉政风暴，将帝国的财政扭亏为盈。
图注：雍正佛装像
这当然不会是皇权政治变成了神权政治，只可能是佛教发生了变化，当权者、儒家和道教也做出了相应调整。他们学会了和平共处和中庸之道，也懂得了“斗则两败，和则俱存”的道理，终于携起手来致力于中华文明的共建。
首先是佛教在帝国的结构中摆正了位置。他们通过种种方式和途径，包括对寺院规模和僧尼数量的自我控制，一再向统治者表明心曲：自己将永不谋求执政地位，也不打算将中华帝国变成中华佛国。但，这只能保证他们不再遭受迫害和法难。要想长期生存，必须自我革命，自我拯救。
也就是说，彻底中国化。
中国化早就开始了。第一步是巫术化的浮屠道，时间在东汉到五胡十六国；第二步是玄学化的般若学，时间在西晋到东晋。靠着这两步，佛教从鲜为人知的外来文化变成了风靡天下的中华时尚。这就让他们意识到，与华夏传统相结合才是自强自立的不二法门，而代表着这传统的是儒家，因此还必须迈出关键的第三步——实现自身的儒学化。
禅宗虽然创始于唐，大行其道却是在宋，佛教不再有性命之忧也是在宋。这说明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佛教的中国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是从惠能开始的，他提出的“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正是佛教的儒学化纲领。
儒学化的佛教就是禅宗。
禅宗兴起
实际上先秦诸子之后，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思想文化成果就是玄学和禅宗。在玄学和禅宗影响下，我们民族不但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变了，就连生活方式也焕然一新，比如全民性地喝起茶来，而此前的茶是药用或者加葱姜的。
更有趣的是，饮茶甚至跟科举和禅宗一样，也是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坐禅的僧人带头喝茶，禅宗流行后成为风气，最后在德宗时代有了陆羽《茶经》。茶与禅的关系，岂非该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难怪赵州和尚的名言是“吃茶去”。
显然，禅宗的中国化相当成功。他们岂止中国化，也是化中国。事实上，越到后来，禅宗就越是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唐诗、宋词、元曲、山水画、明清小说，处处可见禅宗的影子。就连慷慨纵横不可一世如辛弃疾，那“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不也禅意盎然吗？
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然而禅宗只可能向儒学靠拢，不可能变性。毕竟，儒家要修齐治平，禅宗却只要心境湛然。他们甚至与道家也不可能融为一体，却一定会跟儒道两家争夺人心。这就最终要逼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来，只不过这是后话。
其实，这里面有得有失。
禅宗最大的正面意义，是丰富了中华智慧的宝库。他们强调的顿悟成佛，以及留下的机锋公案，都提供了一种看待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视角，即不要执著，不要拘泥。这就在老子的反向思维和庄子的诗性思维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后世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以禅为喻、借禅说理，并不足为奇。
其次，禅宗让我们明白了智慧与知识的区别——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因此，他们只要求学佛的有慧根，开悟的有机智，却从不提供标准答案。相反，那些公案和禅偈是不妨反复琢磨的。比如宝剑出匣那段话，便可以有多种解读。中国人原本就善于领悟，长于鉴赏，现在更是升级，就像学会了品茶。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民族从此建立了一种对待外来文化的模式：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都必须中国化，否则就没有容身之地。这可是屡试不爽的。从佛法西来到西学东渐，都如此。
然而正是禅宗创造的这一模式让我们错失良机，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和心理素质方面的巨额亏欠，直至今天都无法还清债务，补足功课，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要讨论这样一个重大话题，却必须有全球视野。因为只有在那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才能看清文明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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