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的澳大利亚内阁更迭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
突如其来的政权更迭
原本人们大多认定，澳大利亚政坛虽暗流涌动，但内阁更迭要到2019年才会发生。因为2019年5月才是该国既定的换届选举时间，且执政联盟（由自由党和较小的国家党组成）在众院仅多出1席，且最新民调显示，由肖滕（Bill Shorten）领导的工党支持率已反超执政联盟，很难想象执政经验丰富的自由党会选在这时“穷折腾”。
然而我们想象不到的事居然就这么发生了。
稍早，总理（现在应该叫“前总理”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提出，应在澳大利亚法律中纳入减排指标，这原本是他在2015年任内阁通讯部长时的主张，但担任总理后已暂时搁置。令他未曾想到的是，内政部长达顿（Peter Dutton）竟以此为口实，在8月21日和23日两次成功搜集到党内议员足够支持票发起对他的弹劾。措手不及的特恩布尔尽管在第一次弹劾投票中险胜，却在接踵而至的第二次弹劾投票前退缩，不仅放弃总理、甚至也宣布放弃了联邦国会议员的身份。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跃跃欲试想取而代之的达顿（也难怪他这么想，自由党素有“内政部长是总理培训基地”的传统，很多总理在任职前都做过内政部长）却为他人做了嫁衣裳：8月24日党内投票选举新总理，他以5票之差输给了财政部长莫里森(Scott Morrison)，后者成了澳大利亚近11年来的第七位总理。
似曾相识的套路
尽管孤悬于南半球，但澳大利亚一向是个传媒活跃的国家。然而面对此次突如其来的总理更迭，澳洲传媒普遍冷淡处之，浑不似境外媒体那般激动。
正如许多分析家所指出的：澳大利亚媒体和公众早已对总理更迭产生“审美疲劳”：过去11年里这样的戏份已上演过6回之多，且“逼宫”也并不新鲜：刚刚成为前总理的特恩布尔之所以能上位，也正是因为在2015年9月发起针对时任总理阿博特（Tony Abbott)的“逼宫戏”，党内串联、借题发挥、突然发难……套路和此番达顿对付他的如出一辙，阿博特也和他一样，一觉醒来便从总理变成了前总理。所不同的，是特恩布尔“自种自吃”，成为笑到最后的大赢家，而照猫画虎的达顿却无奈地称为“最佳男配角”。
就在新一轮“逼宫戏”上演不久的8月27日，工党政要、“11年内6次换总理”中唯一两次“换上换下”的前总理、前外长陆克文(Kevin Rudd)在《悉尼先驱晨报》上撰文指出，自由党的这一乱想，是澳大利亚“右翼越来越右”所必然引发的结果，更是一种“正在吞噬澳大利亚民主核心的癌症”。
之所以如此评论并非没有道理。
“前前总理”阿博特是在澳大利亚出现针对移民、外资“民粹式敌意”的背景下，借助这种右翼民粹压倒工党，夺取组阁权的。但上任后迫于现实考量，他不得不在诸如外资、移民等问题上采取相对务实的立场，结果被内阁中担任通信部长、早已觊觎总理位置的特恩布尔抢过右翼民粹大旗“一击必中”；而商人出身的特恩布尔政治上虽然保守、民粹，在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却显得较为“自由”，如在减排和绿色能源等问题上就一直主张“积极配合”，和自由党内代表煤矿主和产煤选区的阁员、议员产生巨大嫌隙，最终倒在见缝插针、大胆出手的“达顿两连击”下。
未卜的前景
如前所述，“达顿模仿秀”相较特恩布尔的前一次只成功了一半：特恩布尔倒了，但上台的不是和“前前总理”阿博特友善的达顿（有分析家相信，“达顿两连击”的幕后总导演正是阿博特），而是阁员中与特恩布尔关系最近者之一莫里森。
莫里森曾在出任财政部长前负责澳大利亚入境事务处，是罔顾波涛之险拦截海上难民偷渡船、使之无法进入澳大利亚的“主权边界”行动发起者和操作者，在一些问题上叫特恩布尔更保守和民粹一些，但他在经济、环境等方面的立场与特恩布尔非常接近。迫于形势，就任之初他恐不会冒险再谈减排配额纳入法律，却仍难弥合自由党内部因接二连三“党内逼宫”而产生的嫌隙。
更要命的是特恩布尔并非“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而是借“裸退”给了对手一招狠辣的“拖刀计”。
如前所述，现今执政联盟在下院中仅领先1席，特恩布尔不仅辞去总理、更辞去联邦国会议员职务，就出现了一个需要补选的选区，一旦这空出的一席被反对党夺去，执政联盟的“多一席”就会变成“少一席”，如果盟友国家党出现动摇（事实上已有迹象），反对党随时可能借国会中任一议案的表决促使立法选举提前举行，打自由党一个措手不及。
当前全球贸易形势风云诡异，作为对国际市场依赖度极大的“资源国家”，澳大利亚正面临艰难选择，此时此刻由“逼宫模仿秀”引发的政治变数，以及由此导致的未卜前景，将令该国政治、经济政策走向横生更多不确定性，并将对全球市场产生一定影响。
图1、特恩布尔的“裸退”留有伏笔（美联社）；
图2、24日的“逼宫会”（法新社）
图3、莫里森笑到最后（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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