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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著名经世思想家、诗人龚自珍在其《干禄新书》自序中曾这样抱怨过一次失败的应考经历：
“考军机处不入直……乃退自讼，著书自纠。凡论选颖之法十有二，论磨墨膏笔之法五，论点画波磔之病百有二十，论架构之病二十有二，论行间之病二十有四，论神势三，论气禀七。既成，命之曰《干禄新书》，以私子孙。”
这次应试落选后，龚无法继续其父军机章京的为官之路，愤而抨击军机处的人才挑选制度。依龚看，挑选帝国如此重要的政府官员，最为看重的怎能是书法呢！问题是，龚的抱怨到底有无根据？更重要，军机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值得龚去辛苦备考，甚至因没考中而录牢骚于书中？
白彬菊（BEATRICE.S BARTLETT），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
最近新译出的、耶鲁大学清史专家白彬菊的唯一专著《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精彩而严实的回答。此书是作者历经二十年、在台北和北京两地辛勤耕耘满汉文档案的结果，该书业已成为海外研究清代中央统治机构的权威著作，称道于士林。
战争、内廷与军机处的起源
1722年底康熙去世后雍正继位，雍正发现，除了对其承继大统的质疑外，清王朝存在着数个威胁其政权稳定和政府运行的关键问题。白彬菊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安抚团结满蒙上层贵族的问题。满蒙权贵在内廷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或称议政处）的重大军事和政治决策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但康熙子嗣众多，加上其在立储问题上的处理不利造成了宗室王公的分裂与破坏倾向。如何抑制其兄弟允禩和允禵及其背后的支持者带来的威胁是皇帝的核心关切。第二个是对蒙古反叛部落的战争问题，雍正在选派将领、如何团结蒙古部落、回应和硕特蒙古人和准噶尔部的分裂上，煞费苦心。但清内廷的这些满蒙权贵并不服管束，在商讨军事决策和战争背后更为重要的财政问题时，雍正不得不努力创建一个高效而低调、不为人知、新的内廷决策咨询机构，以取代分裂不堪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怡亲王允祥和少数几位雍正信赖的心腹构成了新机构军机处的最早成员。
雍正意图在内廷解决问题的另一原因是他对部院等外朝庞大官僚机构极不信任。明代以来外朝的相对独立和日益程序化、条例化的行政决策模式带来了大量的非法行为，所谓的部费几乎与贿赂无异。外朝题本的公开性、决策缺乏弹性和僵化的工作模式使得皇帝难于迅速和自主地作出重大决策。雍正中期，当其统治地位稳固、户部财政盈余之时，雍正决定继续其父的平准战役（战争的结束要到乾隆二十四年）。在征战之前，三个内廷代理人（允祥、张廷玉和蒋廷锡）负责帮助雍正做战争准备；其后两个新的非正式的内廷组织出现，最先是“户部军需房”，雍正八年出现了“办理军需大臣”，后来称“办理军机大臣”。不过在雍正自己创设的内廷中，他任命汉人与满人一同当差，放弃了其父的民族区分政策，亲王允祥和汉人大学士张廷玉一满一汉成了雍正最为信赖的大臣。书中，白看中的是内廷-外朝的二元分析框架，战争只是军机处兴起的一个相对次要原因，故而白指出其书与查尔斯•蒂利的理论有重大差别。
在雍正最后几年，这三个名称和集团同时并存，雍正早年经历和其继承大统的斗争让雍正对于任何一个可能威胁其统治地位的集团都有高度的怀疑。雍正去世后，这些暂时性的班子在乾隆服丧期间以“总理事务王大臣”统一起来。乾隆二年他命令“总理事务王大臣”不必解散，而改名为另一个统一的班子——“军机处”。
乾清门外西侧内右门以西，隆宗门内北侧，坐北向南的十二间庐房的最东端，也是原来侍卫值宿房的最东端，现在侍卫值宿房内设有“军机处史料展”。via：wikipedia
至此，过渡性的班子得以永久化，乾隆朝正是军机处的权力和工作威望的顶峰。在白著看来，这些改革并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依托了总理事务王大臣高效的工作、提交正确议覆的能力；康熙、雍正所坚持的非正式的内廷机制又保证了其不受行政条例和先例的束缚。
满汉调和下的选人
作为清中期以后最为核心、隐秘的决策机构，军机大臣的真正任命程序和标准并不清楚。白指出，军机处的选人完全凭皇帝的个人意愿，选任的军机大臣往往受极皇帝的信任。雍正曾这样评价允祥：“事无巨细，皆王一人经画，无不精详妥协，符合朕心。”军机大臣一般限于京官文职正二品及以上，实际上通常是大学士、各部尚书和侍郎担任。雍正比较强调满汉搭配，例如早期的允祥和张廷玉，允祥去世后雍正用满人马尔赛和云贵总督鄂尔泰与张廷玉搭档。不过满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张廷玉即使比鄂尔泰早几年成为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并实际担任领导工作，但鄂尔泰和其他满人后继者却是领班军机大臣。乾隆时期，军机大臣保持在平均每年7人左右，但是乾隆的领班军机大臣里，汉人担任领班军机大臣的只有刘统勋和于敏中，且只占了乾隆六十年统治的八年时间。
雍正后一个默认的规则是，除了皇帝刚继位时的过渡班子外，宗室王公一般不会担任领班军机大臣。有血亲关系的诸王不许在军机处行走的传统一再在清廷内部得到重申，直到晚清。少数情况下，比如乾隆会任用后戚，尤其是那些不会觊觎皇位而又忠诚的皇后家人。乾隆宠信的傅恒是皇后的弟弟，其三个儿子———福隆安、福康安和福长安———和傅恒一起共担任过长达六十五年的军机大臣。
扩张后的军机处有大量的军机章京和文书承发人员，而军机章京后来显赫的仕途证明了军机处履历的极端重要性，龚自珍尽心准备军机处考试也正是此一原因。军机章京在军机处得到的实际训练和经验以及他们构建的复杂的关系网一方面加强了军机处的权力地位，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其内部的联系。私人关系的重要性体现在，军机大臣的亲人可直接得到在军机处行走的机会。白彬菊检索档案后指出，以乾隆时期为例，汉军机大臣里，浙江和江苏占了55%；军机章京里，江苏和浙江占65%。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占据了乾隆和嘉庆时期军机处汉人大员的主力。虽然白著没有深入分析，明显的是，除了江南地区的富庶外，社会资本主导下的私人关系、人际网络社等会纽带显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权力分立与皇权专制的调和
白著的另一贡献是批判了学界关于清代君主专制权力加强的论点，对君主与内廷和外朝的关系做了更加平衡的叙述。清代的部院制度（除了理藩院这个创制外）大多承袭明朝。明代以来，因君主权力在登基之初的弱势和“土木堡之变”带来的皇帝疏于朝政的问题，外朝不得不在没有君主干涉的情况下独自处理许多日常政务。
而外朝部院处理题本产生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带来了新的问题：第一，皇帝的内廷缺乏如外朝那样多的专家，内廷无法产生自己的有力意见，皇帝不得不依靠外朝专家的方案；第二，如果驳回外朝的意见，皇帝或内廷的决策就会招致外朝从中央到地方的蓄意阻扰。外朝的建议往往极少得到改动就会被通过。白彬菊认为，军机处的扩张是因为一方面它能使皇帝相信，它是受皇帝恩惠的可靠仆人，另一方面它听命于一些规章，而军机处大量人员在外朝的兼职容许它监管外朝院部等机构，也申明了它对于外朝官僚机构的领导地位。确实，军机大臣们需要皇帝对其政策建议或计划的认可，但大臣们仍可高度限制皇帝的自主行动。皇帝对奏折的敷衍和程式化的回复说明了皇帝在绝大多数决策里极少干预军机处的决策建议。事必躬亲的雍正也只能维持君主与大臣间更平衡的合作，雍正对大臣的偶然一次题本改签就曾引起张廷玉的惊叹并记录于自己的年谱中。清朝的奏折制度只是短暂加强了皇帝的权力，但是业务的扩展以及大臣的努力使得皇帝的专断反而愈发减少而不是更多。更多时候皇帝既心无定见，也缺乏相应的专业经验。因此，军机处的急速扩大和常规化并没有带来日益增长的皇帝专制统治，而是创立了一个更加有效运行的政府，内廷私人班子的强大更加减弱了皇帝积极干预的必要性
和珅画像
依托内廷-外朝的分析法，白彬菊恰当地指出，18世纪从皇帝亲理政务向君主-军机大臣共治的这一转型推动了清朝在中期达到盛世。只是，白氏相对忽视的是，和珅的专权和腐化也是这一机构作为决策中枢拥有过于集中的权力带来的恶果。军机处带来了清的治理巅峰，也间接造成了清中期的权力腐化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动乱。1970年白开始筹划此书时正值冷战高峰，社会主义国家那相对隐秘的决策机构和过程仍然是西方学界关注的重点，白著恰好意在填补此一空白。但书出版已是冷战结束后的1991年，族群和身份认同政治成为了学界焦点，新清史在此影响下关注帝国背后的族群政治-文化特性。不过，白彬菊认为军机处这样一个民族混合的机构保证了它能够发展壮大而不招致对立的民族结盟的攻击，这是军机处最为成功的地方。因此，白书虽然一直为学界所引述和称道，但是同样注重满文档案的新清史后辈却很少提及。
- 卢华，华东师大思勉高研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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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 白彬菊 (Beatrice Bartlett)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
原作名: Monarchs and ministers :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译者: 董建中
出版年: 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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