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改革開放的征途走過40年。40年來，中國改革開放一路向前，既改變了中國，也改寫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40年中，有多少個“第一次”讓我們終身難忘？又有多少個“第一次”激發出億萬人的活力？40年，40個“第一”，徹底改變了中國！
第7期：新中國第一隻股票
1984年11月18日，上海飛樂音響公司成立，並向社會發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1萬股。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公開向社會發行的股票。
1988年春節前夕，上海真空電子、飛樂音響、愛使電子股份公司在中國工商銀行上海信託投資公司靜安證券部向全市3萬多股東發放1987年的股息紅利。新華社記者張明 攝
1986年11月14日，當鄧小平將“飛樂音響”股票贈予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約翰凡爾霖後，俗稱“小飛樂”的“中國第一股”讓世界為之轟動。上海飛樂音響公司1984年發行的股票（通稱“小飛樂”），是改革開放後我國公開發行的第一支股票。這“中國第一股”究竟是怎樣勇敢地橫空出世？
探路股份制
1940年出生的秦其斌，於1958年順利考入復旦大學電子專業。畢業後，被分派在上海無線電九廠技術科。年輕好學、思想活躍的秦其斌被抽調到上海儀表電訊工業局下面的元件工業公司擔任辦公室副主任，當時吳邦國委員長是元件公司的副經理。
1983年初，秦其斌被任命為上海飛樂電聲總廠第一副廠長，1984年接任退休的老廠長成了電聲總廠廠長。這時的秦其斌43歲，年富力強。他不甘於僅僅為儀表系統的產品做配套，開始帶領電聲總廠開拓經營。當時，“音樂茶座”十分紅火，他就大膽設想，提出本廠生產的揚聲器除了給電視機做配套，還可以做成音響。於是，就有了電聲總廠下設上海飛樂音響公司（即“小飛樂”）的創新，有了以後“小飛樂”發行股票的故事。
企業要發展，資金是關鍵。既然提出要設立新的企業，就得有資金。但這筆資金卻是首要而棘手的問題。
在這之前，秦其斌曾經參加過上海市長寧區工商聯的一次集會，也結識了一些老工商業主，有了對股份制的知識儲備，老工商業者集資入股辦企業的事啟發了秦其斌。情急之下，愛琢磨的秦其斌提出了股份制的構想，即：一方面企業拿出一元錢，另一方面再向企業內部職工集資一元錢，這樣，既解決資金問題，又能把職工的利益和企業的命運捆綁在一起，可謂一舉兩得的好事。
然而，畢竟是在那個改革開放初期的特定年代，衝破計劃經濟藩籬的無形阻力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人說，搞股份制？這不是要培養一批“食利階層”嗎？這不是蘊含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嗎？
“中國第一股”誕生
令人欣慰的是，當“小飛樂”開始公開向社會發行股票的時候，新聞界發揮其得天獨厚的優勢，適時地助陣推了一把。《新民晚報》就此發了一篇相關的僅百餘字的“豆腐塊”通訊文章。
一石激起千層浪。可別小瞧了這不起眼的“豆腐塊”消息，卻引來了意料不到的效力——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
飛樂音響股票
不久，《新民晚報》的領導打電話給秦其斌：“老秦，報社天天電話不斷，都是詢問‘小飛樂’什麼時候發行股票，怎麼發行，怎麼認購？為了報社信譽，你們無論如何要向社會公眾發一點。”
面對突如其來如此洶湧的情勢，秦其斌也感受到了壓力。廠裡電話響個不停，上門來訪的也很多。最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有一位素不相識的上海外貿學院的教授就曾給秦其斌寫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件，直言不諱地稱讚他說：“你是英雄，走了一條非常偉大的道路，勇氣了不得！”
有人這樣理解他鼓勵他，秦其斌自然熱血沸騰，力量倍添，他敢為人先、勇敢幹下去而且幹出個名堂的信心更足了。樸實厚道的秦其斌感動之餘就想，辦新企業雖然缺少資金，但是，社會上能夠有這麼多熱心人願意伸出手來出資認購股份，我們決不能讓這些熱心人撲了空。
然而，相比之下，廠裡職工對出資認購股份卻有種種顧慮和質疑，這也迫使秦其斌更傾向於向社會公開發行。“小飛樂”最終把目光和希望投向了社會公眾：50元一股，發行1萬股。
於是，1984年11月14日，經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批准，由上海飛樂電聲總廠、飛樂電聲總廠三分廠、上海電子元件工業公司、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信託公司靜安分部發起設立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向社會公眾及職工發行股票。總股本1萬股，每股面值50元，共籌集50萬元股金，其中35％由法人認購，65％向社會公眾公開發行。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成為上海市第一家股份制企業，而且飛樂音響公司這次發行的股票，沒有期限限制，不能退股，可以流通轉讓，也可以說是我國改革開放新時期第一張真正意義上的股票。人們親切習慣地暱稱其為“小飛樂”。
發行股票的那天，許許多多的熱心人早早來排隊購買股票，隊伍排成了一眼望不到頭的長龍，盛況空前。
就這樣，“小飛樂”承擔起了我國證券市場從無到有——零的突破。而創造奇蹟的秦其斌，回想以往一步步走過的歷程時說：“那時還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發行承銷商，也沒有明確詳細的法律法規，我們就這麼摸著石頭過河。每到關鍵時刻，總有無形的手在推進，你推一下，他推一下，就這麼成了。”秦其斌用“無知者無畏”來形容他參與這件破天荒的“中國第一股”的心態，用“水到渠成”來說明股份制改革是歷史的必然，大勢所趨。
工商登記遇難題
“小飛樂”召開成立大會之前，必須走一道必不可少的關鍵程序——去工商部門註冊登記，孰料，卻又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麻煩。
工商局工作人員用疑惑的口氣問道：“你們是什麼所有制的？”
秦其斌回答說：“我們是股份制的。”
工商局工作人員說：“股份制？所有制中沒有股份制！”
當時工商部門登記的表格上只有三種選擇：國營、集體和私營。
秦其斌想，我們肯定不是國營的，也不是私營的，那就登記“集體”的吧。最後，他拿起筆來選擇了“集體”這一隸屬關係，解決了這一尷尬難題。但他沒承想，“集體”這一性質為後來第一次的分紅帶來了困擾和代價。
股份公司成立，吳邦國捧場
經過了種種風波之後，“小飛樂”成功公開發行股票，籌集了資金。
1984年11月18日，“小飛樂”成立大會在錦江俱樂部隆重舉行。秦其斌和“大飛樂”的黨委書記、老廠長心裡都十分明白，當時的吳邦國、黃菊等領導都很關心股份制的出生與發展。在成立大會召開之前，他倆一起興致勃勃（但也揣著一絲惴惴不安）去吳邦國的家裡，請領導出面給予一些直接和具體的支持。
秦其斌開門見山地請示道：“我們11月18日要召開音響公司創立大會，能請您參加嗎？”
只聽吳邦國非常爽朗地一口答應下來，笑著說：“好啊！”不僅如此，而且還馬上抓起電話來當場給黃菊等領導同志發去“邀請函”：“我老廠要成立一個音響公司，11月18日請你們一起到場，地址在錦江飯店俱樂部，你們都來捧捧場！”當天，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上海市工商局等單位的領導也參加了成立大會。新聞界也來了很多人抓搶這一在當時來說非同小可的大新聞。
在這次成立大會上，吳邦國熱情洋溢地致辭。但他出於一種政治智慧，在話語中只是鼓勵“小飛樂”搞好經營，開發市場，不斷髮展壯大，卻對股份制改革隻字不提。吳邦國的高明在於：讓股份制的“小飛樂”自然成長，不必在它誕生之日給予它太多的政治壓力。
第一次分紅，私分國有財產？
秦其斌雖然榮任“小飛樂”的董事長兼總經理，但卻是“零股東”。在當時的環境下，有的領導還特意囑咐他：“你是黨員幹部，你不能買股票，家屬也不能買！”
後來經過討論，上級部門最終批准秦其斌購買一股股票。
對此，後來回憶時，秦其斌笑著調侃說：“我當時要是買了‘小飛樂’的原始股，早就是‘楊百萬’了！”
誰也沒想到的是，集體所有制後來引發了“小飛樂”第一次分紅是否為私分國有財產的爭論。
1986年初，“小飛樂”進行第一次分紅。經股東大會一致同意，每股分紅35元，而後，股東自己出15元，配售一股，分紅和擴股結合起來操作。那次分紅方案是復旦大學金融系畢業的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處的張寧科長主設計的。她認為，召開股東大會標誌著股份制的機制正式運行。
真是一波剛平，一波又起。剛剛完成了分紅擴股，卻又得開始應對稅務局稽查大隊的查賬審核。稅務局稽查大隊毫不客氣地說：“你們這是私分國有財產！”
秦其斌據理力爭：“我們不是國營的。”
“集體的也是國家的！”稽查大隊認為公積金公益金是不能私分到個人的。於是，秦其斌只好寫檢討罰款。
但無論如何，秦其斌還是讓小飛樂按照股份制的形態運作起來了，其歷史性的價值不言而喻。
鄧小平贈送外賓“小飛樂”
1986年11月14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約翰凡爾霖率領的美國證券代表團。
其時，凡爾霖還給鄧小平帶來了兩件特殊的禮物——美國證券交易所的證券樣本和一枚可以自由通行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徽章。
股票，市場經濟的象徵，這在中國是被當作資本主義的專利長期棄之不用的。因而，鄧小平能否接受這兩件禮物，凡爾霖心中忐忑不安。
然而，凡爾霖多慮了。
鄧小平不僅高興地收下了他的禮品，而且還將一張面額為人民幣50元的上海飛樂音響公司股票——新中國發行的第一張股票回贈給凡爾霖。這張“小飛樂”股票成為第一張被外國人擁有的股票，凡爾霖先生成為中國上市公司第一位外國股東。
這一舉動在當時及至後來成為極具象徵意義的歷史美談。
1986年11月16日，紐約證券交易所主席約翰凡爾霖手持飛樂音響公司股票到靜安證券業務部辦理過戶手續
這一非凡舉止，即刻引起了國內外新聞輿論的極大興趣。《朝日新聞》發表整版評論，聲稱中國企業將全面推行股份制，中國經濟終將走向市場化。其實，鄧小平贈送的不過是一張面值50元人民幣的股票，然而，對於凡爾霖來說，這是一件無價之寶。於是，他當即改變行程，直奔上海西康路101號，找到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的創辦人黃貴顯，親自辦理了股票轉讓手續。
存放於紐交所的小飛樂股票和股東卡
黃貴顯後來每每提起當時的情形：“我搞了一輩子金融工作。改革開放後，怎樣才能搞活金融，全國都在探索。股票、證券，幾十年一直被視為資本主義的東西，中國能不能搞，開始我們心中也沒底，但一直想試一試。幸好上海市委領導同志很支持我們的想法，江澤民同志當時在上海工作，拍板支持我們試一試，這樣，才辦起了證券公司。飛樂股票發行後，效果很好，但議論很多，我們也經常提心吊膽。小平同志將我們的股票贈送給凡爾霖，是對我們工作的肯定，大家都吃了一顆定心丸，非常激動。凡爾霖也很重視，親自跑到上海來，找我給他辦理了這張股票的正式轉讓手續。中國金融體制的改革，可以說是鄧小平倡導與設計的，他一直鼓勵人民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有了他的支持，改革才能不斷地深入發展起來，經濟體制改革才能最終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
閱讀更多 鄧州快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