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以来，以《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和《战狼》系列等影片为代表的主旋律电影，票房屡创佳绩，口碑不断升温，开启了“新主流军事电影”的创作模式。
虽然主旋律电影一直承载着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但在市场上常常遭受冷遇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几部影片何以口碑票房双赢？伴随着影片的热映，媒体和学界已经展开了不少热闹而精彩的评论、探讨。
对笔者而言，印象最深、最被触动的，是几部影片中塑造的英雄人物。
中国电影的英雄人物塑造，曾长期受制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观，以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的、政治化了的伦理道德观。
这使得中国电影塑造的英雄往往陷入刻板印象的泥沼，共性有余，个性不足，行为处事难以放开手脚。
这些人物形象不仅不够鲜活、不够有魅力，而且与真实英雄本身的多样性格相去甚远。
而以《战狼》系列为代表的“新主流军事电影”，则极大地破除了盘踞人们脑海已久的刻板英雄印象。
其中的主人公们激烈地张扬着个性，既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气概，又多谋善断，智勇双全。
尤其不同于传统的是，这些英雄人物往往桀骜不驯，甚至“无组织、无纪律”，有所谓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
《战狼1》里冷锋因擅自开枪击毙嫌疑人而被处罚，《战狼2》里竟仍然“不思悔改”，用以暴制暴的方式对付黑社会；《湄公河行动》里的方新武，更是不按常理出牌出奇制胜。
但这些人物，一上战场，就成为叱咤风云的英雄：冷锋拼尽只身之力，顶着炮火，在异国叛乱之地同恐怖分子殊死搏斗，拯救了大批中国同胞；“蛟龙突击队”奉命撤侨，在北非政局动荡的某国和穷凶极恶的叛军殊死周旋，终于安全撤离了一批批中国侨民。
这些英雄此前某些不守纪律、违反规则的行为，也因此显得只是白璧微瑕。
正如有些评论所言，这类英雄，带有好莱坞式个人主义英雄形象的影子，或香港“特别作战小组”那样的“港味”。
好莱坞的硬汉，香港的阿sir，其叙事和人物塑造技巧，经受了市场验证，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
处在更大开放格局中的中国电影，需要博采众长，应当兼容并包，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电影人学习和借鉴这些手法、刷新中国英雄人设的努力和实践，也是值得大力倡导的。
但是，英雄仅仅拥有个性是不够的。
主旋律电影具备塑造国家形象的功能，需要表达主流价值观，它塑造的应该是国家的英雄、民族的英雄，因此在表达英雄个性的时候，尤其需要拿捏好分寸。
任何一部主旋律电影，其英雄人物行为的动机、目的和效果，都不会超出国家的大背景。
冷锋以暴制暴的行为，尽管违反了法律，但与民间普遍认可的行侠仗义等价值观念高度吻合，因而不仅稀释掉了“违法”的负面色彩，而且还因为为了保护他人利益而蒙受苦难，其形象被涂抹上了浓厚的悲情色彩。
为了强化英雄人物的国家、民族特性，主旋律电影还建构了一套独特的国家符号表意系统。
这几部影片的空镜中，都多次出现国旗、徽章特写，这些符号具有约定俗成的象征意义，即国家。
符号出现在故事情节中的时机不同，产生的表意效果不同。
在《战狼2》高潮部分，冷锋与雇佣兵格斗时，占了上风的雇佣兵将冷锋臂上“I FIGHT FOR CHINA”的徽章撕掉，冷锋因此被激怒，进而急中生智，反败为胜。
这一处细节，深化了英雄主义的同时也隐性传达了浓厚的爱国主义热情。
影片结尾部分，冷锋挥舞着国旗带领侨民撤离的情节，尽管引起争议，但其传达的鲜明的爱国主义观念正是主旋律电影所需要的。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通过把个体询唤或召唤为主体而发挥功能的，而把主体招向一个正规的仪式需要一种相当“特殊”的方式。
显然，主旋律电影的“所指”是国家民族形象和主流价值观，因而其“能指”需要满足观众对家国同构的想象，增强认同感。
这几部影片（尤其《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中除了主要英雄角色外，往往会有一个在后方指挥作战的司令，这实质上就是国家支撑的象征。
《战狼2》结尾部分，冷锋把毒枭困在国境线边上，对面他国一支军队端着枪冲上来，手握刺刀没有一发子弹的冷锋大吼“来啊”，毫无畏惧，接着冷锋身后就出现了应援军。
透过这个情节，观众可以强烈感受到冷锋所代表的正是他背后强大的国家，而这个情节设计所希望激发的情绪，正是观众对国家更广泛的认同。
电影承载着意识形态引导的重要功能，但这和生硬的说教是两码事。
在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传播主旋律价值观方面，这些军事电影敢想敢拼，进行了极具创造性的实践，效果也自然不俗。
娱乐之风盛行下，国产银幕几欲被“小鲜肉”们占领，新主流军事电影却选择了秀钢枪、赞热血，展现的是英雄气节、铮铮铁汉、情义兄弟，弘扬的是“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主义精神。
被赞为开启了军事电影创作的新模式，它们当之无愧。然而，金无足赤，借鉴好莱坞大片以及香港电影的某些创作模式当然可以吸引更多票房，但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立足当下社会现实讲述有中国特色的好故事，中国军事电影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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