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澳大利亞華人雪餌所著，是《天子腳下》的姐妹篇。與《大變局：1911》相比，兩者都是描述辛亥革命和之前的歷史，但是角度正好互補。
《大變局：1911》側重政治改革層面，重點介紹朝廷、立憲派和改革派的相互比拼較量；《辛亥：計劃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與民聲》側重經濟改革層面，重點介紹四川保路運動的前因後果，介紹朝廷、地方政府、鄉紳和老百姓的互動爭端；《大變局》主要是講北京、東京、上海、武漢等地局勢；《辛亥》主要講四川的局勢，以及與北京的互動。
細觀保路運動之由來，主要是幾個新官的三把火沒有燒對，把自己和國家都給燒死了。
一是太想立權威。1908年，宣統上任後，攝政王載灃上臺，27歲年輕人，有權就任性，想立下馬威。盛宣懷也從侍郎調整為大臣，負責肥差郵傳部，後期更是進入皇族內閣。他長期為副手，如今登了天，也想抖抖毛。
先是燒火把袁世凱擺免，造成身邊重臣權臣想反。本來想殺袁世凱的頭抄他的家，卻沒有下得了手，結果埋下了被報復滅亡的悲慘結果。然後是拒不召開國會，不顧國內各省一請、二請、三請、四請的洶洶民意，造成知識分子、立憲派想反。最後是強勢收復路權，用一個外地人回四川任總督，本地的沒用上的有意見，故意點火；外地來的想不管舊賬，不去壓火，加上革命派乘機作亂，到處防火，於是火勢遂不可收拾。
二是太不懂戰略。年輕人、老年人都是剛上臺，年輕的火旺不懂事、年老的火更旺怕沒時間幹事，一不看國情、二不看自己、三不想戰略，不知收斂、不懂保命，一味想著祖先風光時候的做派，頤指氣使、死要面子、硬撐到底，結果空心大蘿蔔一下就被人收拾了。
三是太無賢達。自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之後，晚清已無忠誠賢達之大臣，無人可用、無人能用，國運遂最終葬送於外強中乾者如盛宣懷、端方、載灃之流手中。
端方入川
看了本書，終於明白晚清的覆滅不僅源於落後、腐朽、專制的根，也有改革太快、放權太猛，導致火車無法控制而出軌的因素。對我們改革有三條經驗借鑑：
一是步驟要穩。大清政府改革翻車與前蘇聯的翻車非常相似：先是開放宣傳輿論，允許發佈不同聲音，讓各種勢力開始表演，逐步形成派別；然後是開放黨禁，由派別產生對手；最後是自縛手腳，用法律、制度約束自己，讓對手肆意進攻，最終導致垮臺讓位。血的事實證明，改革要推進，但是進度必須能掌控，這是改革者所要考慮的首要問題。
二是民心為上。保路運動、武昌起義，無不是打著民族主義旗號。四川獨立，成立的是大漢軍政權，武昌起義基本的訴求也是不能滿族立憲，要漢族來立憲。晚清的所有所謂革命勢力，無一不是打著民族解放的旗幟，連孫中山的同盟會都是用“驅除韃虜”這樣的極端民族主義口號來豎旗。
在大清，任何問題要想搞大，最好扯上民族大旗，立即黑的變白、錯的變對。四川保路運動，本來朝廷是想減少鐵路捐租，降低老百姓負擔，同時推動鐵路建設進度，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但是少數既得利益集團不願鬆掉這個鐵飯碗，又想把炒股虧損的300萬兩銀子讓朝廷補回來，在朝廷不同意的情況下，就拉起民族問題大旗，誤導老百姓說朝廷引進外資修路是奪路奪錢，是賣國賣權，得到老百姓一呼百應。
可見，民族問題在大清一朝240多年都沒有解決，成為最終倒臺的根源。
三是上下同心。四川保路運動，朝廷與百姓之間不能信息互通，甚至朝廷與四川領導班子之間都不能站到一起，不能不說是這個中央政府倒臺的另一重大因素。
四川領導班子完全與鐵路公司沆瀣一氣，中央無法掌控四川局面，朝廷的指令到四川，直接被省領導送給鐵路公司領導，該發佈的不發佈、不該發佈的發佈，省領導與鐵路公司一起添油加醋、遮天瞞日，鼓動組織四川老百姓來對抗朝廷。
政府不聽話、軍隊不聽話，外地軍隊又躑躅不前，中央也不能及時派員溝通信息、撤換得力領導，眼睜睜看一個毒瘤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最終毒發爆裂，傷及全身。
可見，改革一定要公開，及時解決改革中的矛盾問題，釋放阻力壓力，爭取支持者、消減反對者，確保將顛覆風險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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