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邵宇。
最近有一部這個短劇特別火，是劉德華的影視公司拍攝的，名字叫做《東方華爾街》。
《東方華爾街》劇照
故事的發生在香港，主角叫做葉抱一，是一位金融學教授，描述的是他和一幫有理想的年輕人，為了拯救他們所愛的城市以及城市中的弱勢群體，與大財團以及政府對抗的故事。
《東方華爾街》劇照
故事的高潮是類似一個諸葛亮的草船借箭的故事，只是在這裡借的不是“箭”，而是一場危機，這場危機的就是“歐債危機”。歐債的危機，大家應該有所瞭解。
2009年10月初，希臘政府突然宣佈：2009年政府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也就是gdp的比例，預計將分別達到，12.7%和113%。遠超歐盟，在《穩定與增長公約》中所規定3%，60%的上限。
鑑於希臘政府的財政狀況顯著惡化，全球三大評級機構惠譽，標準普爾和穆迪，一同調低了希臘主權信用評級，希臘的債務危機，正式拉開序幕.....
希臘是歐元區的成員國，歐元區內部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所以，希臘沒有貨幣的自主權。同時，歐元區國家彼此持有對方的資產，希臘政府債券違約一定會波及其它國家。所以，希臘政府危機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才有所謂的“歐豬五國”這個說法，分別對應的是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直到今天，歐洲的整個經濟還是在緩慢的恢復過程中，可見問題的嚴重性。
其實，美國也有政府宣告破產的，主要是地方政府，2013年底的時候的底特律就宣佈了破產。之後大家又開始擔心芝加哥、匹茲堡這些老工業城市的信用問題。芝加哥是最嚴重的，它60%以上的稅收，都被用於償還債務和支付養老金，其他十幾個城市也達到了50%。
大家對這些事情不太關心，是因為政府把大家慣壞了，這就叫做“剛性兌付”。大家從來不擔心政府會破產，也不擔心國有銀行會破產。但是在這裡還是得打一個預防針，要增強風險意識，目前看起來的政策在打破剛性兌付這件事情上是有決心的，可能最近的這個P2P的違約潮就是一個體現......
以前只要涉及面過大，不利於社會穩定，政府很多時候都會出手干預，現在的這個P2P的影響確實比較大，但是政府還沒有表態要做兜底。
當然，中國因為是一個單一制國家，也不會像美國這種聯邦制的國家一樣出現地方政府破產的世界。但大家所認為的“金字招牌”，比如地方政府的債券，或者說銀行的理財，可能都會出現一定的風險事件，所以前段時間，
我們可以看到監管當局提出“超過10%收益率的金融產品，最好都不要相信......”
有些同學可能還是一頭的霧水，既然打破剛兌的問題那麼嚴重，為什麼還要打破剛兌哪？
答案就是：“道德風險”。
這個概念，在我們前段時間的課程中已經學習過了。簡單來說，如果企業做的錯事都要由政府來兜底的話，那麼企業就沒有精力去做正確的事情。所以打破剛兌的意思就是你自己犯的錯的話，自己要承擔責任。大家去購買金融產品，自然是為了追求高收益，賣者當然要承擔信息披露的責任，但是買者必須責任自負。
如果大家要求市場化，這也就是市場化的一種形式吧......
接下來我們要談一下關於房產稅的問題，儘管中國政府還沒有出現債務違約的情況。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同樣，整個負債率大幅攀升。因此，怎麼樣調節政府的支出和收入結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1992年的分稅制改革，確立了中央與地方的稅制，中央拿走了大部分。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開啟了中國的房地產的市場化進程，高房價對土地的外溢效應，使土地出讓金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的收入來源，這一塊的中央分成是有限的。
根據最新的數據顯示，土地出讓金總金額是4萬億左右，同比增長了40%，土地出讓金佔財政收入的比重約40%，其中的江西，重慶，江蘇和安徽，它的佔比甚至超過60%。
所以可以看出，土地出讓金的收入，確實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一個重要的來源。也就被稱為“土地財政”。
但是土地財政作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恐怕是不可持續的，除非房價還繼續猛漲。地方和中央的稅收關係要重新構架，所以這個時候房地產稅就被列上了日程......
徵房產稅，一方面是想補貼地方財政收入，同時希望藉此政策的調節收入分配與促進社會公平引導，合理的住房消費等等。
房產稅應該滿足兩項基本原理，分別是“受益原則”和“量能原則”。按照國際慣例，房產稅的都是地方稅的主要來源，用以滿足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開支，如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等。房產稅的受益主體和繳納主體的應該保持一致，這一點的和物業稅的很像，物業業主支付的物業費是用來購買物業公司的服務的。
量能原則是目前爭議比較大的方面。按照官方的表述，房地產稅的政治目標包括:調節收入分配，促進社會公平，引導合理住房消費......不同時期的重點有所不同，就我國當前的房地產市場的基本狀況而言，這些功能也基本上有共識。為了引導住房消費品屬性發展，房產稅減免政策成為討論的焦點之一。
有三種備選方案：“家庭首套房減免”、“人均面積減免”、“人均價值減免”，哪種可能性比較大？
政策實際上需要塑造的是一種激勵機制，不同的政策對不同的行為人有不同的影響。首套免徵方案的可能有多重的扭曲，那一方面可能是個假離婚情況下會再次盛行。
另外一方面，部分群體可以通過房屋置換來規避納稅義務，導致大戶型房產受到追捧，形成一個價格差。而且從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的數據來看，實行首套免徵的話，會大大壓縮稅基。
按照中國社科院2016年的數據，中國擁有兩套及以上住房的居民比率僅僅只有19.7%。就上海地區而言，有兩套及兩套以上住宅的比率是26.7%的左右。如果這樣來看的話，首套開始免徵稅僅佔無免稅方案的22%，所以首套開始免稅是有這樣一個缺陷的。
其次，人均減免面積的話， 會掩蓋實際上的不公平。因為面積上同積的住房，會存在價值上較大的差異，而價值才是大家更為關心的變量。
就上海而言，市中心的豪華住宅跟郊區的一般住宅的單價，差異可能超過十倍！ 同等面積的減免，同樣也會加劇財富分配不均的狀況，這一點跟他的原始的功能定位是相悖的。
最後，人均價值的減免。可在較大程度上規避前面兩種方法的弊端，一方面在執行過程中考慮到房價的區域差異，人均減免的幅度更加具有彈性。另一方面的，還可以兼顧稅源是否充分，而實際情況是什麼樣子的，現在還不確定，但是估計“期待也會比較有限”......
房產稅在未來開徵以後，有沒有可能成為地方稅的基礎？
過去十多年間，國內公共財政領域對適宜的房產稅率呢，進行了一定的折算。
從居民收入時間來看的，這個稅率一般定在2%到5%之間，其中美國的是3.25%、加拿大是3%。
從住房價值角度來看稅率呢，一般是在房屋價值的0.2%到1%之間。但從結果來看，不同視角的相關性會比較高。
根據北京大學的一個測算結果來看“大中城市的房地產稅收入，僅佔土地出讓金的20~40%”，這也就意味著還有60%到80%的缺口怎麼辦？
同時，房產稅也僅佔地方財政收入10%左右，從2011年的上海和重慶地區的試點來看，上海的房地產稅，佔總稅收的比重大概在2.5%左右，重慶是3.5%左右。
當然試點的方案是比較寬鬆的，例如上海的免徵面積是60平米，而重慶是僅對獨棟住宅和高端住宅徵收，所以房產稅短期來看，難以擔當支撐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大任。
那麼，在這種結構下，未來地方政府的收支結構肯定要做調整，很難再像以前那樣大手大腳的花錢，特別是在城市建設方面，如果想用稅收來做支撐恐怕是不太現實的。以前可能是部分重點區域的全面城市化，今後就可能是有重點的深度城市化，發展城市群。
現在按照市場的預期，房產稅最晚要在2020年前完成立法，所以這個時候大家要做好一定的心理準備。究竟它的具體影響會有多大，現在很難做一個明確的評估，這取決於具體政策方案的細節。
但是衝擊恐怕多多少少還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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