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說」
你最近有沒有注意到你身邊朋友，
大手大腳花錢的情況在減少？
以前所謂用戶下沉，很快就變為以消費降級。
我覺得我們正在日益進入一個階層流動放緩的時代，
但是談不上絕對的階層固化，只是一個軟階層社會。
要了解中國經濟，需要聽社會學家怎麼說。
今天推薦孫立平老師的思考，
他指出四點，尤其強調企業總體來說應當收縮規模，停止擴張型發展，把精力和資源集中在比較有把握的、將來有前景的有限的領域中。
企業如此，人也是一樣。你怎麼看？歡迎留言。
《徐瑾經濟人》出品——
原創： 立平觀察 孫立平社會觀察 4天前
最近一段時間，無論主流媒體還是自媒體，都在經常重複一句話：要有過苦日子的準備。
確實，近來國內外許多事情的變化，讓我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中國會不會迎來一段艱難的時間？說得具體一點，會不會迎來艱難十年？
其實我們手裡的牌應該是不錯的
對我熟悉一點的朋友都知道，在經濟上，我一直是一個相對樂觀主義者。這可以見我過去寫的一系列文章以及相關的音頻，特別是《如何看未來一二十年中國的經濟？》。
在那些文章和音頻中，我有一個基本的判斷：我們正在經歷兩個轉型。一個是城市中的以房子為中心的階段向後置業時代的轉型，一個是農村中的從過去溫飽狀態向傳統耐用消費品階段的轉型。前者意味著持續了二十年的以房子為中心的階段可能很快就要結束，要進入後置業時代了。而後置業時代一個突出的特徵，就是會有越來越多的人不再主要把錢花在房子上，而是想活得好一點，提升點生活品質了。而後者意味著，偌大的一個農村，開始進入過去幾十年中城市居民所經歷的那個階段。
如果這個判斷是可以成立的話，那麼，這兩個轉型意味著什麼呢？可以說，每一個轉型都會釋放出一個巨大的新的需求，特別是城市從以房子為中心的階段向後置業時代的轉變就更是如此。如果我們能創造出種種相應的經濟與社會條件，實現這兩個突破，兩個轉型，兩個巨大的新的需求就會釋放出來，新的發展動力就會形成，中國經濟就會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就此而言，中國未來一二十年經濟發展的空間應當是非常廣闊的。當然，如果這兩個突破和轉型不能實現，就將會陷入我們幾年前就開始講的中等收入陷阱。
也就是說，我們手上的這把牌其實是不錯的，至少從理論和邏輯上說是如此。關鍵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在國際國內兩個方面創造出有利於實現這兩個轉型的條件。
國內的變數：民眾消費能力
現在面臨的新變數主要有兩個 。
一個變數是國內的，即老百姓的消費能不能真正上一個臺階。這些年人們都在講經濟轉型，但更多的，主要是從產業技術的角度上來講的，其實質是我們能不能提供更高端的產品。所以，很多人一說就是馬桶蓋電飯煲，說你看，這些東西都要到日本去買，每年由此流失的購買力就有上萬億，這不是說明我們不能提供這樣的產品嗎？再進一步的，人們就開始歷數我們在產業和技術創新上的差距。
但在我看來，這個經濟轉型，更主要應該是消費意義上的，即老百姓有沒有足夠的購買力，有沒有足夠的消費能力，有沒有相應的消費願望。如果有這樣的消費能力和消費願望，我們還愁生產不出這些產品嗎？退一步說，就算我們的創新能力差，中國人的模仿能力差嗎？關鍵的問題是有沒有這樣的需求和消費能力。而我們現在主要的問題就在這裡。過去這些年高房價和高稅負，耗幹了人們的消費能力，甚至透支了未來的消費能力。財富的縮水，物價的上漲，未來養老的壓力，則在惡化著人們對於未來的預期。
說到這裡，我腦子裡就浮現一句話：回望2015。2015年是中國這一輪房價翻番式上漲的前夕。我們假設，如果沒有2015年底開始熱火朝天的去庫存，沒有後來的房改貨幣化，可能就不會有這幾年房價的瘋漲。而在此之前，全國的房價已經處於平穩狀態，像蘇州和中山這樣經濟發達的地區，房價在五六年的時間裡幾乎紋絲不動。如果在這時候，就將房價穩在這裡，至少不出臺造成房價上漲的政策，以時間換空間，使房地產逐步邊緣化，將重點轉移到以民生為導向的發展上來，也許就是另外一種光景。至少，這幾年老百姓在房子上的投入就會減少一半，民眾的消費能力也會因此而明顯不同。
前幾天，我翻到一篇我五六年前沒有寫完的文章，其中提到這樣一種想法：當時應當實行這樣一種政策，促有房者消費，幫無房者安居。如果是這樣的話，會怎麼樣？
國際的變數：貿易戰甚或新冷戰
在經濟上上這樣一個臺階，從而使中國的經濟發展能夠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需要一個好的、和平的、友善的國際環境。這樣的國際環境不僅僅為出口以及技術的引進和吸收所必須，而且更重要的是，一個好的、和平的、友善的國際環境，可以有利於人們形成對未來明確而穩定的預期。而這種預期，無論是對於民間的投資行為，還是對於人們消費願望的形成，都是極為重要的。
但是從現在的情況看，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方面的條件可能正在變得越來越不利。在前些天的“特朗普為什麼會四面出擊”那一講中，我從特朗普四面出擊這個現象，分析了在其背後當今世界上發生的兩件最重要的事情，或者說是兩個非常重要的過程。一個過程是伴隨著全球化逆轉所逐步出現的貿易爭端，另一個是以遏制中國為主要內容的準冷戰生成的過程。這兩個方面的內容就不具體說了，現在要說的是這兩個新的因素對我們在經濟上上這個臺階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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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4月10日，我曾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世界上在發生什麼----四個有意思的提法》。在這篇文章的末尾，我很突兀地說了一句話：歷史提前了。這句話，當時可能沒有任何人看懂，我也沒想讓人們看懂。就是想把這句話放到這裡。這句話要說的就是由於外部環境的變化導致的中國發展窗口期的改變。
從現實的情況看，上述的兩個過程，無論是哪一個過程，都會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形成明顯的影響。因為從全球化的過程來說，大家都知道，中國是過去幾十年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我們過去幾十年的快速的發展，與全球化所提供的機會是有著直接的關係。而這個條件變化的影響無疑是重要的。而這個冷戰的過程又會給我們造成一系列的陷阱。關於這樣的陷阱以及由此產生的不利的條件，在以前的文章和音頻中我都分析過，這裡就不詳細說了。
關於中國未來發展的思考
在這樣的情況下，必須認真思考我們未來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戰略。我個人的基本判斷是，一方面，遏制和圍堵中國將會成為美國和西方長期的戰略方針，至少，未來的競爭將會是非常激烈的。另一方面，在核武器時代，大國之間發生大規模戰爭衝突的可能性也並不大。未來的競爭可能更多體現在，一是經濟的競爭，二是誰的價值觀能夠得到大多數國家和民眾的認同。
在這樣的基本背景下，調整我們的發展戰略，強調以民生為基礎的發展，同時形成一種收縮型思維，創造條件上經濟轉型的臺階，是至關重要的。而這至少意味著這麼幾點：
第一，要謹慎地使用現有資源，把這些資源用到關鍵的地方。應當說在過去改革開放的四十年，我們積累了一些價值、積累了一些資源。現在要善用這個資源，謹慎地使用這個資源，要把這個資源更多的用在國內發展上。
第二，在國內發展方面，要將有限的資源更多地用在民生上。而在民生的問題上，要重點來解決老百姓生活中最棘手的一些問題。在過去的經濟擴張期，特別是在勞動力比較充裕的情況下，多幹一些大事，尤其是在基礎設施的建設方面，是應該的。但是現在的情況已經明顯不同，要降低各級政府在幹大事上的衝動，特別是要減少政府在這方面的投資和補貼。
第三，要更多地藏富於民。現在很多人對舉國體制、對集中資源辦大事有一種浪漫主義的情緒。當然舉國體制確實有其優勢，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但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前提是大量資源的集中。現在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期，是消費升級的關鍵期。如果過於強調集中力量辦大事，過多的從民間抽取資源，這樣勢必會削弱民間的消費能力，從而加大經濟轉型的力度。
第四，要有真正的壯士斷腕的決心，精簡機構，實現政府瘦身。因為中國特有的權力機構，現在我們廣義的政府可以說是多套系統並行。幾大班子，機構臃腫，人員眾多，權力機構所包含的部門繁多，行政的層級也很多，由此形成的財政負擔相當沉重。因此，必須痛下決心，精簡機構，減少冗員，減輕社會的負擔。
第五，從企業的角度來說，也是這個道理。最近我也見到了一些搞企業的朋友，他們也經常在問，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企業應該怎麼辦。老實說，對企業我是外行，但是最基本的思路應該是共通的。總體來說應當收縮規模，停止擴張型發展，把精力和資源集中在比較有把握的、將來有前景的有限的領域中。把這個事情做精、做好，這可能是將來立於不敗之地的最基本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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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青年學者，
FT中文網財經主編，經濟人讀書會創始人。
新書《不迷路，不東京》，日本訪學遊記
過往作品：
《白銀帝國：一部新的中國貨幣史》（2017）
《有時》文藝隨筆（2016）
《印鈔者：中央銀行如何製造與救贖金融危機》（2015）
《凱恩斯的中國聚會》（2015）
《中國經濟怎麼了》（2013）
《危機與轉型——對話思想者》（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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