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不僅是人民軍隊輝煌歷史上的一大壯舉，也是人類軍事史上的一個奇蹟。在孤軍遠征的險惡環境下，紅軍一次次瀕臨絕境，卻又一次次化險為夷，爆發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戰鬥力和生存能力。在這一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高超戰略指導能力和軍事指揮藝術，是紅軍擺脫困境、直至取得長征勝利的一個至關重要因素。
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是長征勝利的核心關鍵。戰略方針是軍事戰略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內容，是實行戰略指導的最高層次問題。毛澤東認為，敵強我弱的客觀形勢，要求紅軍採取防禦戰略，同時防禦有兩種：一是積極防禦，二是消極防禦，“消極防禦實際上是假防禦，只有積極防禦才是真防禦，才是為了反攻和進攻的防禦”，因此，“基本的原則是承認積極防禦，反對消極防禦”。在積極防禦戰略方針的指導下，紅軍連續取得了前四次反“圍剿”勝利。然而，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由於“左”傾教條主義者完全取得了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奉行消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其表現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和防守中的保守主義，導致紅軍喪失了在蘇區內粉碎“圍剿”的可能，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長征初期，消極防禦戰略又演變為軍事上的避戰主義，導致撤退變成了一次大搬家式的逃跑行動，結果反而遭受了血戰湘江的慘敗。與教條主義者相反，毛澤東認為，紅軍的長征是“戰略防禦的繼續”，是為了在不利的條件下“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而採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略步驟”。遵義會議後，隨著毛澤東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和對其思想主張的重新肯定，紅軍徹底擺脫了教條主義戰略方針的束縛，開始贏得戰略主動，這也是長征取得勝利的關鍵一招。從此，積極防禦戰略方針就一直是人民軍隊在建設作戰中所遵循的重要指針。
切合實際的戰略目標是長征勝利的重要條件。毛澤東認為，敵人的“圍剿”和紅軍的反“圍剿”，是土地革命戰爭的主要形式。紅軍每一次反“圍剿”又包含著防禦和進攻兩個階段。長征，由於“我們沒有由防禦轉到進攻，反而被敵人的進攻打破了我們的防禦，我們的防禦變成了退卻，敵人的進攻就變成了追擊”，故仍處於反“圍剿”的第一階段。對於紅軍而言，此時最迫切的戰略任務或目標，就是尋找一塊落腳點，休整部隊，積聚力量，準備爾後的反攻，以徹底打破敵人“圍剿”。同時，戰略落腳點還要具備一些必要的條件，包括積極援助紅軍的人民、有利於作戰的地形、供養紅軍的經濟條件、相對薄弱的敵人力量、可機動的戰略發展出路，等等。一開始，教條主義者不顧前進道路上敵重兵張網以待的危險，無視突破第四道封鎖線遭受嚴重損失的教訓，堅持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危急關頭，毛澤東反覆建議改變原定行軍方向，轉而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川黔邊地區進軍。黎平會議接受了這一正確主張，使紅軍避免了全軍覆滅的危險。這是長征中第一次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紅軍戰略目標，也是實事求是的軍事路線代替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開端。遵義會議後，黨中央和中革軍委又根據形勢任務、地理環境、敵情我情等主客觀條件變化，先後幾次及時修改紅軍的戰略任務，最終實現了北上抗日、將中國革命大本營奠定在西北的戰略目標。
主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是長征勝利的基本保證。從軍事角度來講，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的被動不利局面，都是“左”傾教條主義者實施機械呆板的作戰指導的直接後果。以堡壘對堡壘、以陣地對陣地，與對手拼消耗的作戰方法，完全是以己之短、擊敵之長，使紅軍被敵人牽著鼻子走，喪失了行動上的自由，而“行動自由是軍隊的命脈，失了這種自由，軍隊就接近於被打敗或被消滅”。對於弱小的紅軍來說，保持主動性最好的作戰形式就是運動戰，即沒有固定的作戰方向和戰線，制敵而不制於敵，也就是毛澤東說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一切的‘走’都是為著‘打’”。沒有機動靈活戰略戰術保證，紅軍一切的戰略目標和行動計劃將無從談起。特別是長征中，由於失去了根據地作為依託和戰略迴旋餘地，紅軍更需要發揮運動戰“走”的特徵，甚至有時候“打”也是為了“走”，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陷入敵重兵集團的合圍之中。因此，此時的運動戰雖然是一種戰術原則，但卻具有了決定紅軍生死存亡的戰略意義。事實上，遵義會議後，紅軍在毛澤東等人的指揮下，充分發揮了自身戰略戰術特長，四渡赤水，威逼貴陽，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在頻繁的運動中反覆調動和迷惑敵人，直到徹底擺脫了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然後又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翻雪山、過草地，最後勝利結束長征。正如劉伯承元帥後來說：“遵義會議以後，我軍一反以前的情況，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迂迴曲折，穿插於敵人之間……弄得敵人撲朔迷離，處處捱打，疲於奔命”。
閱讀更多 新湘評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