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先秦扬越之地与楚南重镇
古扬越之地的灿烂青铜文明
当人猿相揖别，人类走出洪荒时代，迈入文明社会之初，今中国北方地区先后出现夏、商、西周等较为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史称“三代”。
夏朝之时，前面已提及的活动于及于湘浏盆地一带的三苗不服从夏禹的领导，禹非常不满，此时南方发生大地震，三苗内部因此大乱。在此情况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1，大张挞伐的结果，三苗部落遭到毁灭性打击，祭祀先祖的宗庙被摧毁，庙堂里的礼器被焚烧，大批的三苗人沦为夏朝的奴隶。三苗国消失了，但三苗的后裔仍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此时，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还曾生活着一个古老、庞大的民族——越人，即古籍中所谓：“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古越人的支系扬越中的一支后来进入今长沙地区。三苗后裔与扬越部落融合，至商周时期，南方出现了一个新的庞大的部落集团，先秦史籍称之“荆蛮”或“蛮荆”“荆楚”，其所控制的地区则被称为“扬越之地”，湘浏盆地一带应该都在该部族的控制之下。
据古史记载，商朝初期，商的军队曾大举南下，侵伐“荆蛮”。 当时，“汉南之国”即汉水以南的各部落，面对商朝大兵的压境，听说商王汤很有德行，纷纷表示归顾，但这种归顺只是一种很松散的关系，后来各族可能一度又摆脱了商王朝的控制。至商中期，商王武丁再次征讨“荆蛮”。《诗经·商颂·殷武》中有诗句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描绘：“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衰荆之旅。”意思是商王的军队奋扬威武，讨伐“荆蛮”，深入到险阻之内，打垮了荆楚的军队。孔颖达疏证此诗时还补充了一句“聚荆国之人众俘虏而以归也”，亦即还帯走了包括俘虏在内的大量人口。自此之后，荆楚“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重新接受了商王朝的统治，有考古发现的遗物作佐证。
西周灭商时，荆蛮的一位部落酋长鬻熊曾率师助战，被封给爵号。周正式建立，其后嗣熊绎封于楚蛮。《逸周书·王会》载，周初营建雒邑告成，各方诸侯来贺，贡献方物，荆楚以肉鲜味美的“长沙鳖”作为朝见天子的贡品，这也是“长沙”一名见于史籍的最早记载。但西周中期以后，两者关系恶化，周昭王曾亲率大军三次南征，但都遭到“荆蛮”的强烈反抗，最后“南巡不返”，“卒于江上”。传说周昭王“南巡”时已到了长沙，今长沙与湘潭之间临湘江而立的“昭山”就是由此而得名的，山下水深莫测之“昭潭”，[A1] 即昭王葬身之所。周昭王以后，周穆王、周宣王又继续用兵“扬越之地”。《竹书纪年》说：“周穆王伐大越，起九师”；《诗经·小雅·采芑》云：周宣王命元老方叔率师伐荆蛮，“其车三干”，声威不小。
在漫长的岁月中，古越人创造和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越文化，以拍印的几何纹饰硬陶即印纹硬陶是其最有代表性的特征。近几十年来，长沙发掘的商周时代遗址如长沙杨家山、宁乡炭河里、浏阳樟树潭上层等处，都发现了各种与中原地区制作风格迥异的石器、灰色或黑色几何纹饰的印纹硬陶残片等具有古越文化风格的遗物。
三代时期，“扬越之地”长沙的青铜文明相当发达，在我国青铜时代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一是数量众多，湘江流域出土的青铜器总数已经超过了400件，其中又以湘江下游长沙地区支流沩水流域的宁乡黄材出土达305件，常被学术界统称为“宁乡青铜器群”；二是以青铜重器举世闻名，如人面方鼎、四羊方尊、象尊、豕尊、牛尊、戈卣、虎食人卣、枭卣、兽面纹瓿以及众多的铜铙、铜甬钟等[A2] ；三是大多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制作精美，富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越族风格，充分显示了长沙商周先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1938年宁乡出士的著名的四羊方尊，造型奇特、形象逼真、纹饰精细，是商周青铜器中罕见的珍品。1959年以来宁乡和长沙县出士的十几件铜镜，均以怪兽、虎、象、牛等为主纹装饰，一般重70—80公斤，最大的221．5公斤，为目前我国最大的商代铜镜。考古学界认为，这些青铜器形体高大厚重、纹饰优雅且多以动物造型，与中原青铜器的庄严凝重和图案化倾向相比，更显得形象生动、秀丽精巧。宁乡之外，今长沙其他地区亦有青铜器发现。浏阳出土的兽面纹提梁卤，长沙县出土的甬钟，鸮卣、望城县出土的兽面纹甗等等，其器形、纹饰、铭文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相似，有的甚至完全一样。卣、鼎、甬、甗是古代王室和贵族祭祀的礼乐器。商周人迷信鬼神，注重礼制，好祭祀天地、山川、鬼神、祖先和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既使征伐在外也依时举行。每逢祭典，这些以青铜制作的鼎、甬、甗便满盛佳肴，尊、卣斟上美酒，钟鼓齐鸣，烟火绦缭绕，甚是庄严肃穆。
目前学者们认为，湘江流域出土的大量商周青铜器是商末周初殷遗民及江汉地区地方势力等受周人所压迫南下带来和来本地后所铸造的；湘江流域自己的青铜铸造业和青铜文明形成于西周早中期之际，可以早期越式鼎的形成为标志，经历了一个从最初模仿中原铜器到最后形成本地风格的过程。这一结论也可能是目前对宁乡青铜器群最完备的解释。1
商周王朝中原文化的不断传入，促进了长沙的开发。当时，长沙古越人仍然是居住在茅草覆盖的半地穴式房屋，过着氏族制公社的生活，仍以石器作为主要的工具，进行刀耕火种式的生产。商代中期，中原的青铜铸造技术传入长沙，长沙越人开始使用和制造青铜工具铜斧，到西周后期又有了铜制的鑺和锸。 鑺，即大锄，是一种重要的松土工具。锸，即耜，用于松土和起土，青铜斧、鑺 和锸，在宁乡、浏阳和邻近长沙的湘潭、茶陵、岳阳都曾有出土。这些先进的生产工具的出现，表明此时长沙地区已从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发展到耜耕农业阶段。湘浏河谷丘原上的肥沃土地正在被一片片地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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