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学书法，开始的时候兴致很高，有的“笔性”也很好，但往往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进步就不明显，甚至停滞不前。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这主要是没有梳理好书法史上的风格体系和笔法传承的脉络，以至于不“对路”。对此，我谈谈在这方面的认识。
一、楷书学习的“对路”
书法史上，楷书甚多，若分不清它们的风格体系，理不顺它们的笔法传承脉络，学起来就会分不清头绪，临帖时就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显得很盲目。
那么，怎样来分清它们的风格体系呢？黄惇教授曾提出中国书法史上楷书、行书的体系问题，他认为，从书法审美的角度看，中国书法史上的楷书可归结为三个系列，即晋楷一系、魏楷一系和中唐楷书一系。晋楷一系发端于三国时的钟繇，而完成于东晋时的王羲之父子，其后这一系楷书由智永而传至初唐诸家。这种由文人书家师徒授受，时代相传，在笔法和审美意蕴上与钟、王笔法一脉相承的楷书体系称之为晋楷一系。再者就是魏楷，即魏碑楷书，是北魏碑版及与北魏前后书风相近的碑志、石刻书法的总称。最后是唐楷一系，唐楷这里主要指中、晚唐楷书（初唐楷书从笔法上讲，应归入晋楷一系），其代表书家为颜真卿和柳公权。
黄先生将楷书分为上述三个体系，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明晰的学书路子。我认为这三系楷书，就是三条学习轨道，无论从哪一条轨道上开始学都行，但不能今天写钟王，明天临颜柳，后天学“二爨”，无论在哪一体系上学习，都应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大量临习这一系统内的碑帖，尽量做到搞深搞透，融会贯通，等到某一体系的笔法基本掌握了，巩固了，再考虑学习另一种笔法。
我还认为，学书应该从主流书风学起，这对于初学楷书者尤为重要。晋楷一系应为主流书风，它肇于钟王而流被后世，从释智永到“初唐四杰”（欧、虞、褚、薛）无一不奉二王书法为圭臬，直到元、明赵孟頫、文徵明，仍然全面传承二王衣钵。因此，从二王——智永——“初唐四杰”——赵孟頫——文徵明……晋楷体系非常明晰，从这个脉络上看，可以由前人（钟繇、二王）向下观照后人（虞、褚、赵等）、研究后人；也可以通过后人向上追溯前人、理解前人，这是学习楷书的正脉、大道。
魏碑楷书，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未成熟的楷书，其用笔与二王一系楷书大相径庭，它的笔画有明显的刀刻、斧凿之痕迹，初学者往往捉摸不透其笔法特征，甄别不出其优劣，所以笔者不主张一开始就从魏碑学起。然而这种楷书恰恰又具有雄浑朴茂、恣肆烂漫、自然天成的特征，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具有独特个性的审美典型。如有一定的书法基础，再来写一写魏碑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魏碑中的佳品《张黑女墓志》、《张猛龙碑》、《郑文公碑》、《龙门二十品》、《二爨》等。
最后说说唐楷。20世纪40年代以前出生的书家，学习书法大多从唐楷入手，甚至人人都学颜、柳。其实把颜、柳当作学书基础是可以的，但有了基础以后就一定要学会“变”。颜、柳楷书用笔上最大的特点是起、收笔处重提按，尤其是“钩画”还出现了“三角钩”、“鹅头钩”等，他们把楷书推到了近乎完美的境界。
二、楷、行书的过渡问题
有了一定楷书基础的人，总想早日进入行书阶段的学习，因为行书更具实用性和艺术性，更容易抒发性情。有人把写行草书说成是毛笔在纸上“跳舞”。
那么学了楷书后如何朝行书上过渡呢，它们之间是否有内在的联系？
其实是有的，比如说，学行书前可先写一写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大字阴符经》，接着可选释智永的《真书千字文》、虞世南的《汝南公子墓志铭》、陆柬之的《文赋》和赵孟頫的《妙严寺》、《兰亭十三跋》等行楷书墨迹临一临，然后即可上溯至王右军的行书《圣教序》、《兰亭序》诸帖，最后再迂回至“宋四家”的行书上来（“宋四家”可以上承晋唐下启元明）。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书轨迹，因为它们在笔法上是一脉相承的。若在这样的轨道上行进就等于上了书法学习的“快车道”，这就叫“对路子”。而那种“只知颜柳，不晓褚薛，无论钟王”的狭隘思路显然需要打通。路子对了学起来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甚至会“南辕北辙”。倘若学了颜、柳之后直接去写行书《兰亭》、《圣教》或“宋四家”（苏、黄、米、蔡），不但不能顺利过渡，反而会因不见效果而丧失学书的信心。
学行草亦然，如唐代草书大师怀素的《自叙帖》，可谓草书之典范，后人学草书多有受其影响的。可写了《自叙帖》后直接去临习晚明张瑞图、黄道周等人的行草书就很难一下子上手，原因是《自叙帖》中“使转”笔法特别多，全用“圆笔中锋”，这是怀素用笔的一大特色，而张瑞图、黄道周等行草书却有过多的“翻、折”用笔，特别是张瑞图的用笔，方折紧束，下笔尖利横撑，显露锋芒，凡行笔改变方向处，都用翻折笔锋，棱角分明。清人说：“张二水书，圆处悉作方势，有折无转，于古法为一变。”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怀素的狂草与张瑞图、黄道周等的行草在用笔上的分野了，初学者很难在二者间找到契合点，其笔法很难相互转换。若要硬着头皮去写，这就说明你学习不讲究“对路”，不讲求方法，效果肯定不好。
所以学书要用心琢磨，仔细研究，扫清它们之间的笔法障碍，打通其笔法血脉，才能够做到畅通无阻。
张弼草书---任华的《怀素上人草书歌》
张弼草书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局部) 31.5×526cm 纸本
钤印：东海翁(白)
收藏印：竹朋鉴定(朱) 尊生馆(朱) 渔樵于江渚之上(白) 戴倍之家珍藏(朱) 李氏贤卿(朱) 吴郡朱氏(朱)
说明：姚世阣跋
怀素(737～799年)的狂草书，不但享誉后世，在当时亦已倾动朝野，李白曾称赞他“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又以“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等诗句，赞美其草书的激扬挥洒。唐代著名的诗人如苏涣、戴叔伦等都有诗歌推许他在狂草创作上的卓越成就，尤以任华的《怀素上人草书歌》最为特出。
任华，公元8世纪时人，活跃于唐玄宗时期，有《杂言寄李白》、《杂言寄杜拾遗》诗，与李白杜甫同时或稍晚。《怀素上人草书歌》通篇音韵铿锵，句法多变，三言、四言、五七言，缓急错落，随意所之，而且描写生动，使人如目睹怀素的狂草作品，跌荡纵横，动人心弦。此处介绍的手卷，乃明代张弼以狂草书录写，水墨纸本，淋漓酣畅，精彩动人，把任华诗中的境界、怀素草书的风貌及作书者本身对草书的狂热，结合在书法中，实为张氏传世作品中的颠峰之作。
张弼(1425～1487年)字汝弼，晚号东海翁，松江华亭人。明成化二年(1466年)进士，授兵部员外郎，出守南安。工诗文，尤精草书。著有《鹤城》、《东海》二稿。
张弼的草书，以唐代张旭、怀素为楷模，亦是明初草书家欲改变元代自赵孟緁以来蕴藉清妍的书风，追求挥洒放纵的延续。他的一些作品，在张旭和怀素的狂草中加入章草笔意，在意念上与早期的宋克、俞和颇为相近。但他的许多作品，却又完全抛弃章草的用笔，在结构上以开合为主，笔意上则求快、求飘。所以祝允明曾说：“张公始者尚近前规，继而幡然飘肆，虽声光海宇，而知音叹骇”，认为张弼作品中的轻浮作态不可取。但张弼求新求变的改革性书风，却成为当时潮流的走向，学他的人很多，甚至海外之国亦购求其迹。其间必然地有了精粗优劣的差别。陈献章评张弼草书：“好到极处，俗到极处。”俗到极处四字，诚然是很大的贬词，但好到极处却又是非常的褒语了。董其昌一代书学宗匠，评张弼的《庆云堂帖》亦多赞美之辞：
世多推重其狂草，至祝希哲评书，独推其盛年之笔，当由未见翁之大全耳。今观此刻，众体毕备，若有意无意，或矜庄如礼法之士，或潇洒如餐霞之人。虽与希哲同学醉素，而狂怪怒张则希哲不免，翁无是也。
此卷书《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应是张弼传世最好的作品，它包含了张弼对僧怀素的钦敬，而且随着诗意的伸展，隐然把自己代入其中，成了诗中的主角。正如《自叙帖》是怀素草书一次淋漓尽致的表演，张弼亦借任华赞美怀素的诗句，把自己在狂草书上的成就尽情发挥。怀素耶，张弼耶，写到后来，明显有照花前后镜的狂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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