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时钟从不会往回拨，
只会滴答滴答地向前摆动。
王爱霞 1932年出生，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同年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历任协和医院内科副主任、传染组组长（即感染内科主任）、外宾医疗科主任、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和寄生虫分会副主委和主委。发表论文100多篇，参与主编了多部专著，1995年主持制定了艾滋病诊治国家标准。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华医学科技进步奖、中国医师奖，并被授予“巾帼建功标兵”等荣誉称号。
我的思绪由此纷飞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85年6月5日的早晨。刚刚进入初夏的北京，天气已有些燥热。大清早，我刚进办公室门，还未来得及换上白大衣，桌上的电话铃声已急促地响起，是外宾医疗科病房打来的。“王大夫，我们有个特殊的病人需要您过来会诊。”我答声“好的，等我”，便马上穿好白大衣出门直奔老五楼方向。
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所在的北京协和医院是我国少数几家承担外宾医疗保健任务的指定医院。外宾医疗科多年来就设在老五楼。
进了病房，听完报告，调阅病历，我很快了解了病人的基本情况。患者男性，34岁，阿根廷籍，旅居美国15年，此次前来中国旅游，刚从西安来到北京。6月4日下午4：40，因持续的高烧和呼吸困难来我院就医，傍晚6：10由急诊收住院。刚入院时病人神志尚清，但用药后高烧一直不退，尤其是呼吸困难进展迅速。白血球（白细胞）很低，X线片检查显示有弥漫性肺间质浸润，以网状结节影为主，这是卡氏肺孢子虫肺炎（PCP）的典型表现，而卡氏肺孢子虫肺炎是“艾滋病”最为常见的机会性感染之一。当时看到这个病人，我的第一直觉就是“典型的艾滋病（AIDS）晚期”。
1981年6月13日，美国报告了世界首例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俗称艾滋病。此后的二三年里，艾滋病在世界上30多个国家迅速蔓延开来。1979～1982年期间，我正好在澳大利亚墨尔本WEHI研究所和传染病院进修。西方国家那段时间的电视节目里播放最多的就是有关艾滋病的宣教片，所以艾滋病的各种临床表现早就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了。
根据患者携带的证件，我院外宾医疗科洪韵琳医师把电话打到患者在美国洛杉矶驻地的电话局，在他们的帮助下，很快联系上了患者的家庭医生Dr. Anderson（安特生）。电话打过去（北京晚上洛杉矶正好是中午），安特生医生正在诊所。我刚开口说，“您有位叫阿斯克的病人，现在在我们医院，我们怀疑……”安特生医生说，“你们的怀疑是正确的，他去年被诊断患有艾滋病，合并卡氏肺孢子虫肺炎，只有Pentamidin（喷他脒定）静点（静脉滴注）有效。我们可以将药物快递到中国，如果能赶上最近一趟航班，最早要到6月6日到北京。”
抗“艾”之路---亲历者说
艾滋病的概念
“艾滋病”这个概念对于20世纪80年代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来说，是闻所未闻的。直到1985年前，中国人仍认为，以性传播为主要传染途径的艾滋病这一“资本主义的专属疾病”，是不会很快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的，但这种平静此刻却被一个外国人打破了。我想，如果我们宣布中国发现了艾滋病，无疑是个最具爆炸性的新闻。而要说服国内人相信中国已经出现了艾滋病，就必须拿证据说话，这个证据就是患者的血清抗体检测结果。
6月5日当天，患者被转至重症监护病房（ICU），行气管切开，上了呼吸机。患者开始昏迷。我来到ICU病房护士站，“你们抽血吗？抽的时候，给我留一点，3～4毫升就可以。”叮嘱完护士，我马上返回位于协和老楼10号楼3层的感染病科实验室，并再次嘱咐实验室同事：“一会儿ICU会送来一位病人的血样，你们谁也不许动，就放在桌上，我来处理。”等ICU的血样送来后，我在实验室亲手分离了血清，分离出只有2.5毫升的血清标本。
当时中国唯一有条件做HIV（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的是原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我马上与张华远同志联系，将病人的“宝贝”血清标本分了一点儿送到她那里，和她一起进行了检测。检定所使用的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1985年刚通过的由ABBOTT公司生产的HTLV-Ⅲ检测抗体的酶联免疫吸附（EIA）试剂。我们同时还检测了数十份献血员的血清标本。很快血清检测报告出来了，献血员的血清标本均为阴性，而该患者血清HTLV-Ⅲ病毒抗体与标准阴性血清OD值之比为59.7（该数值＞5即可判定HIV病毒血清抗体阳性）。
为什么要强调这份血清学证据的重要性呢？在对病人的血培养及痰培养中，我们发现了细菌、真菌，巨细胞病毒（CMV）载量很高，代表表面抗体阳性的OD值（光密度）特别高，这些迹象都指向患者有严重的免疫功能缺陷和合并很多病原菌的感染。这份血清证实了患者HIV抗体阳性，我们才能非常肯定地说他患有艾滋病，而且合并多种感染，包括PCP感染。据此，我国报道了第一例输入型艾滋病。试想，假如没有这份血清，我们只能说，美国已经诊断他患有艾滋病了。
6月6日上午10：10，患者死于中毒性休克、呼吸循环衰竭。协和医院联系阿根廷使馆，希望通过尸检获取病理诊断。使馆在征得其性伴侣的同意下，当日代为签署了《协和医院病理尸检知情同意书》。6月8日，协和医院病理科张慧信、崔全才等完成了尸体解剖工作。两周后，病理科刘彤华主任亲自终审签发病理报告：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这一报告与血清学报告共同支持艾滋病的诊断。
谈“艾”色变
在当时，AIDS是一种病毒性传染病，起病急骤、发展迅速，又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因而病死率极高，即使在西方社会也是谈“艾”色变，将其与死亡和恐惧画等号。距离全球首例艾滋病的发现仅有4年之隔，北京协和医院报告在中国的国土上也发现了艾滋病，可谓举国震惊。当年的报纸、电视台连篇累牍地报道此事。这位病人去世后，病房的护士们烧掉了他用过的所有床单、褥子、枕头，甚至包括一根银质的气管插管，为此还被闻讯赶来的时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朱预教授痛骂“败家子”。这种恐惧不仅限于中国人，据说阿根廷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来看望病人，也只是远远地站在门口，没敢过去握握病人伸出的手。
一周后，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协和医院在东单三条协和小礼堂举办了中国首场关于ARDS的学术报告。两周后，协和医院组织了临床病理讨论会。对如何做好艾滋病防控工作，大家一致认为，AIDS主要通过不正当的性关系、输入带该病毒的血液制品、使用消毒不严的注射器械等途径传染，因此建议国家要采取相应措施，特别是禁止国外血液制品进口，以阻止AIDS可能通过血制品传入我国。
来源：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抗“艾”之路—亲历者说》
转自：i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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