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時鐘從不會往回撥，
只會滴答滴答地向前擺動。
王愛霞 1932年出生，1956年畢業於上海第一醫學院醫療系，同年到北京協和醫院工作。歷任協和醫院內科副主任、傳染組組長（即感染內科主任）、外賓醫療科主任、中華醫學會傳染病和寄生蟲分會副主委和主委。發表論文100多篇，參與主編了多部專著，1995年主持制定了艾滋病診治國家標準。先後榮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中華醫學科技進步獎、中國醫師獎，並被授予“巾幗建功標兵”等榮譽稱號。
我的思緒由此紛飛
我清楚地記得，那是1985年6月5日的早晨。剛剛進入初夏的北京，天氣已有些燥熱。大清早，我剛進辦公室門，還未來得及換上白大衣，桌上的電話鈴聲已急促地響起，是外賓醫療科病房打來的。“王大夫，我們有個特殊的病人需要您過來會診。”我答聲“好的，等我”，便馬上穿好白大衣出門直奔老五樓方向。
20世紀很長一段時間裡，我所在的北京協和醫院是我國少數幾家承擔外賓醫療保健任務的指定醫院。外賓醫療科多年來就設在老五樓。
進了病房，聽完報告，調閱病歷，我很快了解了病人的基本情況。患者男性，34歲，阿根廷籍，旅居美國15年，此次前來中國旅遊，剛從西安來到北京。6月4日下午4：40，因持續的高燒和呼吸困難來我院就醫，傍晚6：10由急診收住院。剛入院時病人神志尚清，但用藥後高燒一直不退，尤其是呼吸困難進展迅速。白血球（白細胞）很低，X線片檢查顯示有瀰漫性肺間質浸潤，以網狀結節影為主，這是卡氏肺孢子蟲肺炎（PCP）的典型表現，而卡氏肺孢子蟲肺炎是“艾滋病”最為常見的機會性感染之一。當時看到這個病人，我的第一直覺就是“典型的艾滋病（AIDS）晚期”。
1981年6月13日，美國報告了世界首例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徵（AIDS），俗稱艾滋病。此後的二三年裡，艾滋病在世界上30多個國家迅速蔓延開來。1979～1982年期間，我正好在澳大利亞墨爾本WEHI研究所和傳染病院進修。西方國家那段時間的電視節目裡播放最多的就是有關艾滋病的宣教片，所以艾滋病的各種臨床表現早就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裡了。
根據患者攜帶的證件，我院外賓醫療科洪韻琳醫師把電話打到患者在美國洛杉磯駐地的電話局，在他們的幫助下，很快聯繫上了患者的家庭醫生Dr. Anderson（安特生）。電話打過去（北京晚上洛杉磯正好是中午），安特生醫生正在診所。我剛開口說，“您有位叫阿斯克的病人，現在在我們醫院，我們懷疑……”安特生醫生說，“你們的懷疑是正確的，他去年被診斷患有艾滋病，合併卡氏肺孢子蟲肺炎，只有Pentamidin（噴他脒定）靜點（靜脈滴注）有效。我們可以將藥物快遞到中國，如果能趕上最近一趟航班，最早要到6月6日到北京。”
抗“艾”之路---親歷者說
艾滋病的概念
“艾滋病”這個概念對於20世紀80年代剛剛打開國門的中國來說，是聞所未聞的。直到1985年前，中國人仍認為，以性傳播為主要傳染途徑的艾滋病這一“資本主義的專屬疾病”，是不會很快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出現的，但這種平靜此刻卻被一個外國人打破了。我想，如果我們宣佈中國發現了艾滋病，無疑是個最具爆炸性的新聞。而要說服國內人相信中國已經出現了艾滋病，就必須拿證據說話，這個證據就是患者的血清抗體檢測結果。
6月5日當天，患者被轉至重症監護病房（ICU），行氣管切開，上了呼吸機。患者開始昏迷。我來到ICU病房護士站，“你們抽血嗎？抽的時候，給我留一點，3～4毫升就可以。”叮囑完護士，我馬上返回位於協和老樓10號樓3層的感染病科實驗室，並再次囑咐實驗室同事：“一會兒ICU會送來一位病人的血樣，你們誰也不許動，就放在桌上，我來處理。”等ICU的血樣送來後，我在實驗室親手分離了血清，分離出只有2.5毫升的血清標本。
當時中國唯一有條件做HIV（艾滋病病毒）抗體檢測的是原衛生部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我馬上與張華遠同志聯繫，將病人的“寶貝”血清標本分了一點兒送到她那裡，和她一起進行了檢測。檢定所使用的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1985年剛通過的由ABBOTT公司生產的HTLV-Ⅲ檢測抗體的酶聯免疫吸附（EIA）試劑。我們同時還檢測了數十份獻血員的血清標本。很快血清檢測報告出來了，獻血員的血清標本均為陰性，而該患者血清HTLV-Ⅲ病毒抗體與標準陰性血清OD值之比為59.7（該數值＞5即可判定HIV病毒血清抗體陽性）。
為什麼要強調這份血清學證據的重要性呢？在對病人的血培養及痰培養中，我們發現了細菌、真菌，鉅細胞病毒（CMV）載量很高，代表表面抗體陽性的OD值（光密度）特別高，這些跡象都指向患者有嚴重的免疫功能缺陷和合並很多病原菌的感染。這份血清證實了患者HIV抗體陽性，我們才能非常肯定地說他患有艾滋病，而且合併多種感染，包括PCP感染。據此，我國報道了第一例輸入型艾滋病。試想，假如沒有這份血清，我們只能說，美國已經診斷他患有艾滋病了。
6月6日上午10：10，患者死於中毒性休克、呼吸循環衰竭。協和醫院聯繫阿根廷使館，希望通過屍檢獲取病理診斷。使館在徵得其性伴侶的同意下，當日代為簽署了《協和醫院病理屍檢知情同意書》。6月8日，協和醫院病理科張慧信、崔全才等完成了屍體解剖工作。兩週後，病理科劉彤華主任親自終審簽發病理報告：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徵（AIDS）。這一報告與血清學報告共同支持艾滋病的診斷。
談“艾”色變
在當時，AIDS是一種病毒性傳染病，起病急驟、發展迅速，又缺乏有效的治療方法，因而病死率極高，即使在西方社會也是談“艾”色變，將其與死亡和恐懼畫等號。距離全球首例艾滋病的發現僅有4年之隔，北京協和醫院報告在中國的國土上也發現了艾滋病，可謂舉國震驚。當年的報紙、電視臺連篇累牘地報道此事。這位病人去世後，病房的護士們燒掉了他用過的所有床單、褥子、枕頭，甚至包括一根銀質的氣管插管，為此還被聞訊趕來的時任北京協和醫院院長朱預教授痛罵“敗家子”。這種恐懼不僅限於中國人，據說阿根廷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來看望病人，也只是遠遠地站在門口，沒敢過去握握病人伸出的手。
一週後，中國醫學科學院和協和醫院在東單三條協和小禮堂舉辦了中國首場關於ARDS的學術報告。兩週後，協和醫院組織了臨床病理討論會。對如何做好艾滋病防控工作，大家一致認為，AIDS主要通過不正當的性關係、輸入帶該病毒的血液製品、使用消毒不嚴的注射器械等途徑傳染，因此建議國家要採取相應措施，特別是禁止國外血液製品進口，以阻止AIDS可能通過血製品傳入我國。
來源：人民衛生出版社《中國抗“艾”之路—親歷者說》
轉自：i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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