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歷史迴歸彩色——謝子龍影像藝術館藏曆史影像展將於9月16日至11月18日在謝子龍影像藝術館三樓舉行，此次展出的影像作品，跨度大約從1850 年代到1930 年代年間。展覽幾乎囊括了那個時代拍攝中國影像的大多知名攝影師的影像。
此次展覽不僅僅只是簡單展示和複製，一件古老之物和物品本身便承載著歷史的信息。9月16日至11月18日一起去謝子龍影像藝術館，欣賞其館藏曆史影像，用心感受“當歷史迴歸彩色”之美！
當歷史迴歸彩色——謝子龍影像藝術館藏曆史影像展
展覽時間：2018年9月16日-11月18日
開幕時間：2018年9月16日星期日上午10點
出品人：謝子龍
策展人：嚴志剛
策展助理：華劍、羅明
學術整理：王溪
執行策展人：石瑋
展覽總監：聶翎
展覽地點：謝子龍影像藝術館三樓
The History Mirrored in Colors—XPM's Collection of Historic Photographs
Dates: Sept. 16th to Nov.18th, 2018
Opening: 10:00a.m, Sunday, Sept. 16th, 2018
Producer: Xie Zilong
Curator: Yan Zhigang
Curator Assiatants：Hua Jian, Luo Ming
Academic Host: Wang Xi
Exhibition Executive: Shi Wei
Exhibition Director: Nie Ling
Venue: The Third Floor of Xie Zilong Photography Museum
前言：
當歷史迴歸彩色
策展人：嚴志剛
人類尋求真相，持續推動兩個輪子，一輪謂之科技，一輪謂之藝術，雙輪齊驅。攝影，恰是兩者兼而運用之的產物。它的出現，距今還不到200年曆史，讓我們對過往的認知，不再是駐留在過去幾千年來虛虛實實的文字和繪畫的傳說中。通過它，當面對那些和我們一樣，曾在地球上存在過的生命和氣息，觀者的態度首先是不容置疑的相信。這種由靜默對話帶來的感知，是基於理性的真實基礎上，然後再將我們帶入想象的海洋裡。
這次展出的影像作品，跨度大約從1850 年代到1930 年代年間。根據內容和形式，主要組成部分有：1，手工上色蛋白影像；2，玻璃幹版的彩色影像；3，數碼上色的蛋白影像。4，數字感應影像呈現。
展覽幾乎囊括了那個時代拍攝中國影像的大多知名攝影師的影像。從文化意義來看，其時關於中國的影像，因誕生於晚清沒落被逐漸半殖民的背景下，大部分影像展現了以西方文明為主體，對東方的俯視、攫取、收集、獵奇的心態。不可否認的是，由於攝影介質的檔案記錄性，通過比對和研究，這些作品仍然是今天對那樣一個時期中國展開綜合研究最為真實有效的證據。
但，意義不僅限於此。攝影美學上的價值依然令人驚訝。例如：比託對戰爭場面的重新複製、桑德斯等攝影師通過尋找模特製造日常事件的迴歸，以及“無表情呆照”，和今天當下的當代觀念的解讀，在呈現方式上能讀到靈感相通；湯姆遜拍攝的環境人物肖像，在街頭場景對典型性的抓取和構圖構成的攝影，無不令人閃出 “決定性瞬間”這一觀念火光。約瑟夫·洛克是《美國國家地理》經典攝影的實踐者，這些稀少珍貴的彩色影像，因為時間、空氣和細菌在玻璃上的作用，材質發生的變化，今天觀看起來，益加散發出迷人的人文主義理性和感性的光芒。
一直以來，基於光學物理基礎，攝影展現了和人們眼睛看到的世界一一對應關係。今天人們對百年前那個真實世界的認知，大多是黑白的感知，如果突然看到一張彩色照片，反而會覺得有點“假”的陌生感覺。殊不知，讓世界變成和眼睛看到一樣是“彩色的”，卻是那個時期攝影師的夢寐以求的努力。所以，那時候，手工上色應該是企圖喚醒觀看者通過照片接近更加真實的世界最好的方式。
隨著科學的進步，彩色攝影的發明，為抵達這個願望，普通的民眾逐漸熱衷於彩色影像的消費，彩色的攝影被認為更加真實和世俗。隨著時間的流逝，照片和歲月發生著化學關係，因自然而形成的氧化導致的顏色變遷，讓這些照片變得懷舊，這種真實更多存在於內心對記憶的重溫。
而在科技讓攝影和世界無限接近的今天，我們突然發現，眼睛、大腦和世界之間，存在著越來越多的差異，GOOGLE推出了人工智能的算法為黑白照片上色。與此同時，美顏、尖下巴和大眼睛造成的模式化審美，也同樣可以被計算機在後臺通過算法得以優化。
人們對攝影真實性寄予厚望的努力，技術上的不斷更迭，觀念上卻漸行漸遠，我們越想接近真實，我們卻離真實性更遠。這也預示著，攝影本身面臨著被重新定義。
《當歷史迴歸彩色》，不僅僅只是簡單展示和複製，一件古老之物和物品本身便承載著歷史的信息。一方面，想藉此形式來探討，通過彩色來抵達真實的努力，恰恰變成了一種混淆真實的企圖。另一方面，這種來自西方攝影師在19世紀的觀看心理和角度，按照薩義德的觀念，更像是一種霸權主義話語壟斷，真正的東方文化需要東方人來參與和表達。對原始影像的技術性處理，讓這個展覽和當下發生關係，都是一種努力和嘗試。
部分展品欣賞及解讀：
1、當百年蛋白遇上數字色彩：
約翰.湯姆森，北京，去長城的路上，17cm_23cm，蛋白印相，1868-1871
（上色後）約翰.湯姆森，北京，去長城的路上，17cm_23cm，蛋白印相，1868-1871
達頓與麥克爾斯，廣州五層樓（鎮海樓），22cm_27.9cm，蛋白印相，1863年
（上色後）達頓與麥克爾斯，廣州五層樓（鎮海樓），22cm_27.9cm，蛋白印相，1863年
費利斯.比託，北京滿族聚集區的店鋪，25.4cm_29.5cm，蛋白印相，1860年10月26日
（上色後）費利斯.比託，北京滿族聚集區的店鋪，25.4cm_29.5cm，蛋白印相，1860年10月26日
格里菲斯，上海私塾的學生們，23.3cm_28cm，蛋白印相，1880年
（上色後）格里菲斯，上海私塾的學生們，23.3cm_28cm，蛋白印相，1880年
洛倫佐·菲斯勒，在攝影棚中，三個裝成挑夫的男孩，上海 19.5cm_26cm，蛋白印相
（上色後）洛倫佐·菲斯勒，在攝影棚中，三個裝成挑夫的男孩，上海 19.5cm_26cm，蛋白印相
當百年蛋白遇上數字色彩
1830年代末期的法國與英國，攝影術作為當時最先進的發明，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構建了視覺世界的新形態。它揭露了不可逆、對現實世界更“現代”的感知方式。作為一種新模式，攝影立刻佔據了人類視覺的一席之地，與其他同樣具有藝術性、記錄性作品的目的相同，成為了描繪新時代的記錄者。
自16世紀以來，探險家、外交官和傳教士，通過他們的繪畫和文字，將“中國”這個陌生、神秘且具有絢爛文明的國度，展現給歐洲大陸的讀者，並讓他們為之而著迷。1660年代中期，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人Johannes Nieuhof（紐荷夫）、德國的基督教學者Athanasius Kircher（阿塔納斯·珂雪）出版了最早描繪中國風貌的畫冊，在整個18世紀進行了廣泛的傳播。
1765年，定居在京城之內的意大利藝術家Giuseppe Castiglione（郎世寧），被乾隆皇帝僱傭來專門創作一系列歌頌其戰功的銅版畫。在之後，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裡，歐洲探險者與藝術家，都渴望著與他類似的經歷與藝術創作形式。
1844年，從法國的埃及爾開始，外國攝影師開始記錄中國，他們幾乎遵循了前輩繪畫家同樣的足跡，用攝影記錄那些風景、建築和人文，並持續著獵奇。
在費利斯·比託、達頓與麥克爾斯、密爾頓·米勒、格里菲斯、托馬斯·查爾德、約翰·湯姆森、威廉·桑德斯等西方攝影師的帶動下，中國最早開放的一批城市出現了眾多照相館，其中知名的有上海耀華照相館、雅真照相館、同興照相館。隨後，以中國本土黎阿芳為代表的攝影師也開始登上中國攝影史的舞臺。
所有這些以玻璃溼版和玻璃幹版為主的蛋白影像，通過今天的電腦上色技術，重新被賦予新的信息和含義。
2、桑德斯和珍貴的手工上色的影像
威廉•桑德斯，“縫紉女工的流動攤”，1866年
威廉•桑德斯，“官家隊伍”，1866年
威廉•桑德斯，“家庭合影”，1866年
威廉•桑德斯，“夏裝”，1866年
威廉•桑德斯，“中國的獨輪車”，1866年
威廉•桑德斯，“中國公堂”，1866年
桑德斯和珍貴的手工上色的影像
19世紀40年代，照相館行業蓬勃發展，面對巨大的市場需求，極速的在歐亞大陸擴張。
1860年代，中國與日本被迫開放的通商口岸中，照相館比比皆是，他們以“獵奇”為重點，因地制宜拍攝當地的風土人情、景物、人像，將蛋白照片製作成冊，客戶主要面向西方的旅行者購買以作紀念。
1863年，最早到達遠東地區的攝影師費利斯·比託在橫濱開設了照相館。他採用日本傳統水彩上色技術，通過與日本畫家合作，運用到了照片後期製作之上。比託是全世界最早採用透明水色上色技術的攝影師。
手工上色很快在中國也流行起來。在上海開設照相館的英國人威廉·桑德斯，1866年使用手工上色技術，製作了一系列上海風俗與肖像作品，被公認為是這一時期最經典的肖像作品之一。此時的上色技術，與我們看到70年代國內照相館的上色手法與方式，十分相似。
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是1862－1887年活躍於上海灘的英國攝影師。英國著名攝影史學家泰瑞·貝內特在《中國攝影史——西方在華攝影家1861-1879》中稱其為“主宰了上海攝影界27年的攝影家”。
桑德斯的作品一般使用導演情境的擺拍形式。作為對圖片“賣點”有著深刻理解的桑德斯，著手設計場景，找來模特，尋找恰當的道具，將中國傳統文化和習俗，記錄於相紙紙上。這些照片深受西方遊客喜愛，也構建起了那個時代西方人對中國的視覺印象，流傳至今。
無論從質量上還是數量上，桑德斯的影像都代表著十九世紀中國攝影的最高水平，尤其以他手工上色的代表作最為珍貴。如今，歐美重要博物館和攝影博物館幾乎都收藏著他在中國拍攝的作品，是關於晚清中國最重要的視覺記錄。
3、以“公泰”為代表的中國攝影：
轉個方向欣賞更精彩：
上海外灘全景
4、約瑟夫·洛克和他的彩色攝影：
東巴教延壽儀式
納西族男性影像
貢嘎雪山（疑似）
盛裝打扮的少數民族男性影像
約瑟夫·洛克和他的彩色攝影
晚清、民國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在這中國歷史上最為動盪與屈辱的100年裡，影像始終為伴。然而相機從來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客觀的工具。
除了尋找 “賣點”，定製題材的商業攝影師之外，更多業餘攝影師也開始他們對中國的探索。然而，攝影再次強化了那些過去的“不熟悉”，正如薩義德《東方學》中所描述，那些“獵奇”“幻想地理”，伴隨著回鄉之時，可炫耀的心態，特有的“失衡”，透過照片與相冊暴露無遺。
而能夠保持相對客觀與真實的記錄，唯有散落在中國各地的傳教士與紮根中國，深入課題研究的西方學者們：他們別無其他用心，在中國的活動範圍最廣，幾乎用一生的時間停留，觀察與理解也最為深刻。
約瑟夫·洛克無疑是這樣一位學者。這位美籍奧地利探險家、植物學家、地理學家，在1922年至1949年期間，以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美國農業部、哈佛大學植物研究所的探險家、撰稿人、攝影家的身份深入中國雲南、四川、甘肅東南以及西藏東部考察。
在中國停留的27年間，洛克對當地植物群落、人文風俗等多個方面進行了深入考察。洛克採集多種植物樣本和收集的8000冊左右東巴經書，目前主要保留和收藏在歐美；其著作《中國西南古納西王國》及《納西語英語百科辭典》均為研究納西文化的權威之作。
在此期間，洛克還拍攝了大量的圖片，這些聚焦於中國西南山川植被，尤其是對納西民族文化的研究與記錄，不僅令西方大開眼界，更為今人留下了寶貴的遺產。
洛克不是第一個當然也不是最後一個記錄中國西南的西方旅行者，作為多重身份的旅行者，他的記錄無疑給我們提供了一種不一樣的審視視角，無論是對於山川植被等自然景觀的記錄，還是對於人類民族等人文歷史的忠實觀察，都極具科學研究與學術交流價值，這也是我們今天展現他的作品，以回望我們的文化歷程的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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