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生在美國谷歌公司的總部任職，有一天他告訴我，上班的時候常常碰到一個每隔十秒就要“嗷”地大吼一聲的人。這個人在食堂吼，在走廊吼，走在外面也吼，讓他覺得摸不到頭腦。
表弟是美國東岸一所大學的研究生，他說班裡有個美國學生好多單詞都不會拼，即使是最簡單的也要拼很多次才能拼對，和他一組做案例總是磕磕絆絆的，但小組裡的其他美國人卻一副習以為常的樣子。
我自己在斯坦福大學讀書的時候，一個女生朋友跟我說，班裡有個男同學總在教室裡走來走去，嘴裡似乎唸唸有詞，考試的時候全班都在認真答題，而他竟然趴在地上寫卷子，這個看起來很愛譁眾取寵的人，老師卻從來不管他。
每當聽到有人說起類似的事情，我都會告訴他們，一定不要報以異樣的眼光，因為對方很可能是有障礙人士（disabilities）。很多人可能覺得難以想象，在世界著名高校和企業居然都有相當比例患有各類障礙的學生和僱員，事實上，他們與坐輪椅的人一樣都屬於殘疾人（handicapped）。不過，如今在西方社會更傾向於使用“障礙”這一中性詞。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障礙”這一概念包括各種類型的生理與心理損傷，本文想要著重討論的學習障礙（learning disabilities）是其中的一種。
學習障礙既可以是肉體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例如我曾經在斯坦福圖書館裡頻繁遇到一個自習的男生，他電腦屏幕上緩緩飄過的單詞每個都有手掌那麼大，很顯然是一個弱視患者，而文章開頭所提到的拼寫困難和注意力難以集中則屬於精神上的學習障礙。這個人群有多大？標準和統計方式的不同會帶來不同的結果：根據美國教育部2010年的數據，20%的美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學習障礙。而另一項全國性調查顯示，在美國有大約5%的兒童有學習障礙，而其中大約4%還同時患有多動症。2006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美國有460萬學齡兒童被診斷患有學習障礙。有些人的症狀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改善或消失，也有人終生都不能痊癒。
第一次近距離接觸這樣的人群是在斯坦福大學唸書的時候，學校的無障礙教育辦公室（Office of Accessible Education）問我有沒有興趣做一份中文輔導教師的工作。因為有一位患有閱讀障礙（dyslexia）的學生向該中心要求中文輔導，一般來說，能夠成為這裡的輔導教師需要經過一系列集中培訓，但是因為沒有現成的中文教師，為了能讓這位學生早日獲得幫助，學校決定讓我一邊教一邊受培訓。在美國大學裡，有學習障礙的學生只要提供醫生的證明，就可以享有很多普通學生絕對沒有的特權，比如申請學校提供額外輔導、要求晚交作業甚至延期考試等等。一般來說，美國大學的語言課都配有講師和助教，但是學習障礙的學生可以向學校要求額外幫助，比如斯坦福就可為學生配備一對一的私人輔導老師。
無論公立還是私立學校，都有專門的經費為學習障礙的學生提供資源，不僅免費，也很注重保護學生的隱私。在接受了這份工作以後，簽署協議以前，我不知道任何有關學生的細節——只知道這是一個“她”。學校的保密協議要求我不能和任何人談起在輔導的學生是誰以及此人有何種學習障礙，不能透露她在輔導期間的表現和學習時候的任何細節。總而言之，如果這個學生不主動對別人提起的話，她有學習障礙並且接受個人輔導的事情可以說是完全保密的。
除了尊重學生的隱私，維護他們的自尊心也非常重要。培訓的老師曾對我說過一番語重心長的話：許多擁有學習障礙的學生都有多動症，即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這種病的患者很難長時間保持注意力集中，並且行為往往與常人有異——例如頻繁走神、做小動作、在教室裡踱步等等。如果在輔導的時候學生有任何“奇怪”的舉動，只要不威脅到你的人身安全，就不動聲色地進行下去——有的學生會把你正在寫字的紙頁撕掉，你可以拿出另外一張紙繼續寫，如果學生把你的水筆拿走了，你就再拿出一支新的……我想朋友口中那個趴在地上寫考卷的學生很可能有ADHD，因此老師才會給予額外的理解和寬容。
我輔導時間最長的學生是一位患有閱讀障礙的美國女生，她在學習中文時不能正確地把看到的漢字讀出來，經常脫漏字句，背誦和複述中文會話對她來說也很難，經常會把問題和答案張冠李戴，或是把這個對話中的字句移花接木到其他對話裡，導致整個句子不知所云。而我們每次見面的主要內容就是進行大量的重複練習，一個普通學生練習10次的對話，我們可能需要重複100次。如果正確的對話如下——
“你今天去圖書館嗎？”
“我今天不去圖書館，我要去車站。”
我們的練習過程大致如下——
“你今天去圖書館嗎？”
“我明天……”
“沒關係，‘我今天不去圖書館，我要去車站’。你今天去圖書館嗎？”
“我今天不去車站……”
“我今天不去圖書館……我去……”
“ 沒關係，‘我今天不去圖書館，我要去車站’。你今天去圖書館嗎？”
“我今天去圖書館……”
“我今天不去圖……圖……”
如此大量簡單的重複練習是一種對毅力的考驗，而有學習障礙的學生往往非常敏感。如果你在輔導時逐漸失去耐心，學生會很快地察覺到並因此產生挫敗感，所以不管練習多少次，都要保持像第一遍那樣精力充沛、和顏悅色，除了停下來做做講解或者說幾句調節氣氛的話，剩下的時間就是一遍一遍地練習。有時候學生的反應會讓你覺得無論練多少遍都是徒勞的，當他們說對一次的時候，千萬不要開心得太早，因為這可能只是偶然，再問一次他們又會說錯，但我會一直和學生練下去，直到她完全掌握並說“啊，今天我的舌頭要死掉了”。有學習障礙的人往往還有其他身體或是精神上的疾病，這位美國女生就經常因為不舒服臨時改變事先約好的輔導時間，或是要求重新調整輔導計劃，而我也會盡最大努力配合。
在無障礙教育辦公室所發的輔導材料中，詳細列出了閱讀障礙和多動症常見的症狀和應對方法，因此無論學生有什麼樣的表現，我都能處變不驚。初到美國還沒開始做這份工作時，也不難發現周圍有很多有障礙的人，不僅僅是學生，還包括學校的工作人員和公共場所的服務人員。令人驚訝的是，每個人都給予障礙人士極大的尊重和耐心，而有學習障礙的學生也都顯得很有自信，在要求特殊照顧的時候理直氣壯，非常注重保護自己的權益。通過培訓我才知道，許多有學習障礙的人都有很高的智商，比如愛因斯坦就是學習障礙的患者。其實，他們只是擁有不一樣的學習方式而已，學習不一定是正襟危坐的，學得最省力的未必是學得最好的，更未必是對社會貢獻最大的。
在美國和這群特殊學生有了密切接觸之後，我常常想到生活在中國的這一群體。相信每一個在中國受教育的孩子都有過一兩個有學習障礙的同學，但他們往往被貼上調皮、懶惰、笨甚至是品質有問題的標籤，從小被老師和家長批評，或是受到同齡人的鄙視和嘲笑。因為沒有得到治療和幫助，在成長中缺乏來自周圍人的理解和愛護，許多人的天分和潛力從未被開發出來，甚至可能一生一蹶不振。
上小學的時候，我曾有位同桌是個每隔一小段時間就會大叫一聲的小男孩，當時有些老師會跟著班裡的同學一起鬨堂大笑，也有的老師會嚴厲地讓他“忍著點”或者“小點聲”，我也因為不勝其煩而對這位同學敬而遠之。直到在美國讀書期間開始對各類學習障礙有所研究，通過查閱英文資料，我才知道這種病叫做Klazomania，是強迫症的一種，患者往往還患有腦炎或是其他疾病，這種病在1925年就被西方認識，而如今在中國還鮮為人知。
國際學術界最早開始關注 “學習障礙”是在1963年。在芝加哥召開的“探索知覺障礙兒童的問題”（ Exploration into the Problems of the Perceptually Handicapped Child）會議中，來自各領域的專家和障礙兒童的父母達成了共識——承認障礙兒童亟待來自社會的幫助，而會議上美國教育心理學家科克博士（Dr. Kirk）在自己的論文中首先提出了“學習障礙”這一概念。
在1973年美國頒佈的《康復法案》第504節（Section 504 of the Rehabilitation Act）中對障礙人士的定義非常廣泛，其中就包括學習障礙者。法案中明令禁止在就業和教育領域歧視學習障礙者。學習的權利被視為公民權利的重要組成部分，擁有學習障礙的兒童可以就讀專門學校，而一般的學校也可以提供豐富的輔助資源。企業不但不能歧視障礙人士，僱傭障礙人士還可以得到減稅。障礙人士受教育和就業的權益得到保障，還可以得到來自政府的經濟支持。
除了立法保護和政策優待，寬鬆與友好的社會環境至關重要，西方國家普遍把關懷和支持社會邊緣群體作為文明的標誌，而所謂的邊緣群體主要就是指障礙人士、有色人種和LGBT群體等。無論法律保障還是政策支持只是一個大前提，尊重與包容障礙人士應當是一種社會風尚。
直到今天，我還常常想起那個同桌的小男孩，他的樣子在記憶中已經很模糊，我也不知道他現在在哪裡，過著怎樣的生活。或許他很聰明，如果在充滿包容的環境裡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也許也能到著名學府裡學習、找到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我在碩士階段輔導過有學習障礙的學生，而博士階段做中文助教的時候，班裡也有學習障礙的學生。對於他們，我充滿了敬意，因為我曾經也是不理解他們的一員，因為他們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走進了最高學府的大門，也因為他們與我們一樣、或者比我們擁有更多理解和改變世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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