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毛澤東，人們都會記憶起一個時代，同時也必然會想到另外一位受到尊崇的偉人周恩來。
他如今早已不在，然而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年，我才知道，我之所以來到電視臺，這其中是他有過的安排。
先是一位老同志在一個座談會上發言說，周總理生前對電視事業非常關懷，新中國的電視事業崛起於1958年。
北京電視臺（中央電視臺前身）建立伊始，除了毛主席，當時其他中央領導人都先後來過，據老同志說，周總理在視察電視臺時，關心地詢問有什麼需要解決的困難。
在一系列的彙報中，談到了電視臺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其中就有需要電視播音員這一內容，周總理指示說，你們可以到北京所有的中學裡去挑選。
於是一份報告呈送上去，在北京市1960年應屆高中畢業生中選拔電視播音員的唯一的一次批示。
就在這次歷時半年的挑選中，我成為唯一的人選。
但我並不知道，是如何有了那個開端，也不知道，我會和周總理有過什麼淵源。
我不知道，如果命運沒選定與安排我做電視播音員，如今我會在哪裡，會在做什麼工作，是比現在更精彩，還是比現在更無奈。
當年，我的前輩是比我走上播音崗位更年輕的一代。
因為，播音界在那時認為，培養一個稱職的人手，要從很年輕的時候開始，聲音才會有可塑性。
三十多年之後，我們的觀念已然改變，一名中央電視臺的播音員或節目主持人，起碼要有大學本科學歷，因為文化功底，更決定主持人的水準。
此一時，彼一時，如果1960年那份報告寫的是從應屆大學畢業生中挑選播音員，那麼即使以後機緣湊巧，我也起碼會晚到這個崗位上五年。
30年後，再提這段往事，已沒有任何意義，曾經有過的，誰是誰選拔與栽培的榮譽早已與我無緣。
困此，當一位專司幹部調配的老同事要寫一篇回憶文章時，找我來核實年份，她說，此事當年由她經手，我只淡淡地說了一句：“這一切，我過去一點也不知道。”
我只記得，來電視臺後，我多次見過周恩來。
在距離他很近的地方，曾幾次與他擦肩而過。
但我不懂得，也不敢主動走上去打招呼，表示敬意。
記得一個夏日，周總理從我辦公室前的通道走向廣播劇場，當時，我剛好走出辦公室，只見他迎面走來，穿著一件短袖襯衫，後面跟著一位工作人員，我呆呆地站住，向他行注目禮，他微微一笑，走了過去。
我不知道，也沒人教我，應該親切問候一聲“總理好”，為什麼那時候我那麼傻。
我相信一點，由於那時黑白電視機屏幕形象的變形，即使周恩來看過我在屏幕上的鏡頭，也不會想到他身邊這個小夥子，就是播音的那個人，而那個人又是由於他曾批示過文件，才來到電視臺的。
總之，我認識他，他完全不認識我。
這幾次的擦肩而過，除了深留在我記憶中之外，在當時，乃至以後，我並沒覺得是否還會有什麼別的機遇。
幾次提到命運這個詞，其實我並不迷信，我算得上一個唯物主義者，對任何裝神弄鬼的人和事，一向瞧不上眼裡。
6
我借用命運這一中介詞，不想把它融入天命論。
然而我也知道，在這個世界上該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該是你的，決不會是你的，從任何一件事情的結果往以前看，你不能不得出這個結論。
但是，從某年、某月、某件事情的發端來測度以後，或許一步的偏離，將會產生另外的結局。
軍事學家仍在紛紛議論當年滑鐵盧如果不是天降大雨，拿破崙的命運將會怎樣，歐洲的局勢又將怎樣？
還好，我不過只失去了在記憶當中，與舉世聞名的偉人打一聲無關大局的招呼，給日後留下溫馨的回憶的機遇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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