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 烟 说 与 后 人 知
———专访101岁老红军张占琳
□特约记者 王 坚
闽西大山深处的上杭县通贤镇文坑村，四望群峰高耸，满眼青松翠竹，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穿村而过，在安详静谧的时光中滋养着千百年来勤劳耕耘的田园农家。临溪的一座普通民房内，住着现年101岁的老红军、原中央苏区时期福建军区政治部宣传员张占琳。
佩戴着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张占琳
感谢命运之神的安排，让我们得遇百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目光锐利的张占琳。令人喜出望外的是老人十分健谈，不但思维清晰，而且表情丰富，声音宏亮。我们的到来，撩起了久远潜藏的红色记忆。倾听老人绘声绘色的深情叙说，我们的内心也情不自禁为之跌宕起伏，一同感受岁月风尘中的苦难与悲壮、沉痛与喜悦……
谭震林勉强收下的“小鬼”
“我是1918年出生，从小生长在文坑，因为生父很早去世，后来母亲把我过房给张兴云为子。1928年前后，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进入闽西之前，中共长汀地下党支部汀南片的负责人张赤男、罗化成等人以教书先生的身份为掩护，在通贤、才溪一带发动革命，组织秘密农会。张赤男是我们汀州张氏的宗亲，他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大知识分子，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参加过北伐战争、广州起义。有一次，张赤男坐着轿子来到文坑，在村里张祝轩先生的家里住了三天。那时候我还小，只知道村里来了位很年轻的‘叔公大佬’，人来人往挺热闹，哪里知道是地下党搞活动呀。客家人爱宗亲、敬先生，张赤男利用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个人身份做掩护，传播革命火种。
“1929年汀南暴动后，地方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后来又开办了列宁小学，我在列宁小学读了年把书，认得不少字，教我们的先生叫张占梅，是一个老知识分子。我的继父张兴云是文坑乡的第一任农会主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4月红军攻打漳州国民党张贞部队时，继父在战斗中负伤，送到南阳（当时属长汀县管辖）黄腊坑的红军医院治疗。伤势稍好后，继父回家看望母亲，没想到当夜就被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的人抓走，押送到白砂，后来又被押到永定的虎岗冤杀了。我的姑丈当时担任红12军34师的宣传科科长，姑姑和姑丈去裁判部要求保释继父，可是连他们夫妻也被扣押了，关了几天才放出来。1931年至1932年间，闽西苏区天天搞肃清‘社会民主党’，不知道冤杀了多少革命骨干。文坑村最早起来带头革命的张祝轩等7人，全部被当作‘社会民主党’杀害了，实在令人痛心啊！
“受到继父的影响，我13岁就担任了文坑乡儿童团的负责人。当时通贤属于杭武第七区，上级还任命我为巡视员，经常要走路去回龙、濯田一带开会、检查工作。15岁那年，苏区扩大红军，我和才溪的王香雄、林攀阶等人一起来到驻扎在上杭白砂的福建军区机关驻地。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看我个子瘦小，本来不要我参加红军的。我急了眼，大声哭着说‘那不行啊！乡苏维埃政府敲锣打鼓送我来参军的，我要是回家了多没面子啊！’谭震林司令看我态度这么坚决，哈哈一笑，算是勉强收下了我。在新兵补充团，没有军装穿，只是戴上了一顶有红布五角星的军帽。记得当时白砂的新兵为第一支队，才溪的新兵为第二支队。新兵团两个多月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很多大领导给我们讲课，我们学到了很多革命道理和军事知识，为以后参加革命工作打下了基础。”
张占琳打游击曾驻扎的上杭通贤障云岭
担任红军宣传员的日子
“新兵集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上杭南阳黄腊坑的红军后方医院，在这里工作了大半年。1930年8月，罗化成因为作战负伤住院治疗，伤好后留在医院担任院长。他是中医世家出身，读过大学，能文能武，本事很大。罗化成和我继父、张赤男都是老战友、老亲戚，把我当小孩看，见到我就叫‘小鬼’，常常抱住我用他的大胡子蹭我的脸，我最怕他的大胡子，扎得脸面生疼。因为革命形势不稳固，红军后方医院随时都要转移搬迁。从黄腊坑迁到长汀涂坊的赖坊村，后来又先后搬到长汀的赤田（今策武镇）、濯田、水头、蔡坊等地。
“罗化成让我在医院当宣传员，其实也是勤务员，平时负责传达上级的命令指示，没事的时候就帮着伙房的司务长端菜端饭给伤病员吃。因为我识字，有时也提着石灰桶子到处写宣传标语，书写‘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等。宣传员的工作政策性很强，医院有个知识分子写标语时，顺手在‘国民党’后面画了一个五角星，被人指控为‘反革命’，后来被处理了。这事情给大家很大的震动，后来我们都更加小心谨慎了。和我一起参军的王香雄后来也在后方医院担任宣传队长、军医，他比我早入党，经他的介绍，我在16岁这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福建军区后方医院在长汀河田蔡坊驻扎时，我担任医院政治处的组织干事兼宣传组组长。
“不久，我被上级选派到福建军区政治部宣传员培训班集训。当时，军区机关驻扎在长汀城郊区的东街曾屋大祠堂，军区政治部主任杨英负责我们的培训工作，培训的内容有写标语、唱红军歌、跳舞、自由演说等等。我们这些半大小子，爱玩爱闹，亲如兄弟。林攀阶和王香雄都比我稍大些，他们俩身体很协调，跳舞跳得好。我年龄小，在排练文明戏的时候，常常被指定扮演坏分子。
“杨英主任工作时很严肃认真，平时却和蔼可亲，爱和我们开玩笑。他也是叫我‘小鬼’，路上遇到就会拦着掐我的腰，说是看看我有没有长得更结实。他的一双手很有劲，掐得我直叫唤。说来我也很幸运，因为年龄小，总被首长们宠着，得到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教导。不过，我那时确实最怕罗化成和杨英两位首长，一个胡子扎人，一个大手掐腰，常常被他们弄得哭笑不得。”
参加松毛岭侧翼防卫作战
“战争年代，革命战士随时听从组织安排，领导安排去哪里就去哪里。苏区时期打仗是家常便饭，我们部队先后和国民党中央军83师、19路军、武平钟绍葵保安旅、广东陈济棠、蛟洋傅柏翠都打过仗。在一次战斗中，福建军区补充团教导营的一个连长中弹负伤，被敌人抓去残酷分尸。我也在战斗中和部队失散，在山上藏了几天几夜，没有吃的只能吃野果子树叶，晚上才能出来赶路找部队。尽管随时可能牺牲，但红军战士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1934年下半年参加松毛岭保卫战的时候，我虚岁不到17岁，为了当红军都把自己的年龄往大了说，其实真的还是个半大孩子。这时，杨英主任调红24师政委，指挥部队在松毛岭作战。松毛岭战役前期的温坊大捷中，红军消灭敌人一个旅，缴获无数。我家隔壁的张占先在战斗中缴获了一支驳壳枪，他是红军的理发员，比我大4岁。因为作战表现勇敢，《红星报》报道了他的英雄事迹，当时在苏区非常轰动。
“松毛岭战役后期，野战军团转移北上。留在山上坚守阵地的福建军区进行整编，机关工作人员分配下部队，我在上杭第二独立营担任没收委员会主任。独立营驻守在南岭山区，担负松毛岭主战场的侧翼防卫任务。我们的营长是周德富，他之前担任上杭县苏维埃政府的军事部长。后来林贵林担任营长，他很会打仗，不怕死。松毛岭战役结束后，独立营决定向西撤退到四都山区，和那里的福建省委、军区汇合。1935年正月初一深夜3点来钟，途经涂坊的扁岭村时，独立营拔掉了扁岭的反动据点，缴获了一批枪支，把被白军抢走的六头牛还给了群众。部队在筹款时，发现民团头子在神龛上‘压岁’的一筒花边（光洋），一共有50个。我以没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全部收走作为部队经费，部队好几顿没饭吃，供桌上的年糖年饼也分给大家充饥了。扁岭战斗引来周边国民党部队和民团的包围，独立营迅速折回筠竹园，而后向水口进发。
“我随一支20多人的挺进队出发，在水口渡河时，河水很深，我个子小，是被三个战友牵着过河的。河对面的敌人追来，我们又被冲散。我怕身上带的50块大洋不安全，要上交给部队首长。首长说我是没收委员会主任，业务熟悉，就由我保管。后来，这些大洋陆续花掉了40多块，部队要吃饭，买米买菜都要钱。到最后，我身上还留着8块大洋。全国解放后，我在土改整顿报告里主动向组织作了交代。”
高山密林中的游击岁月
“独立营是地方武装，武器弹药十分有限，多数人还用的是大刀、梭标，只能跟随留在苏区的红24 师行动。从1934年底到1935年正月，部队在上杭紫金山、通贤、南岭、筠竹园一带高山密林中来来去去，部队减员十分严重。1934年，杨英政委带领部队转移到长汀濯田的水口，准备渡过汀江时，在河东中了敌人的埋伏。部队又饿又累，仓促应战。战斗中，林贵林营长扛着木梯爬上敌人防守的屋顶攻击，没想到情急出乱，炸弹的拉环挂住了，林营长下鄂部被炸开，当场牺牲了。
“那时候红24师、各个县区的游击队、独立营都打乱编制了，被敌人冲散的部队凑在一起推选几个负责人，继续坚持战斗。我们跟随杨英政委回转筠竹园、障云岭老苏区，可是障云村也被国民党反动派烧掉了，村里
不能住，我们只能在山上躲。我在山上一棵大树下住了一夜，第二天肚子饿没东西吃，只好吃冰冷的山泉水。喝水的时候，遇上了上杭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阙瑞珍。我叫了一声‘阙部长’，他拍拍我身上的马刀，鼓励我坚持斗争。交谈中得知原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张思垣也在障云岭附近的燕子塔活动。
“由于部队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民团的重重包围，伤病员增多，弹药、粮食无法保障，红军游击队生存非常艰难。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杨英政委，不顾生命危险，亲自从游击队驻地到各地采购药品、粮食等物资。有一次，部队驻扎在紫金山，杨英政委单独一人化装去上杭‘办货’，回来的时候，我正好在迳美村的一个路口站岗。看到远处有人和马过来，我大声问：‘谁？口令？’走近了一看是杨政委，我还是习惯性地称他‘杨主任’。杨政委急忙让我不要这样叫，会泄漏秘密。又问我怎么会认识他，我回答说在东街军区机关时天天向他敬礼呢。到现在我也难以想像，当时的情况下，杨政委经常独自去上杭县城、长汀四都、连城新泉等地‘办货’，面对随时可能遇到的不测，要有多大的胆略和勇气。
“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后，罗化成回到南阳、通贤老区，告诉我们共产党、红军还会再回来的，嘱咐我们高举红旗坚持斗争。这个坚定的革命领导人为了中国革命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但他胸怀大局，意志坚定。1938年闽西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后，按照罗化成的指示，通贤一带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地下斗争。1949年3月初三，文坑村的张新柱、张维新等人在文坑山上吃血酒，成立秘密游击队，立誓和反动分子斗争到底。直到解放大军南下，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目标终于实现了！”
创业艰难百战多，初心不忘血脉红。期颐之年的张占琳老人仍旧性格刚烈，脾气耿直，极富正义感。他前后生育了五子三女八个孩子，如今已是子孙满堂，生活富足和美幸福。但老人晚年却喜欢独自居住在溪边的老平房里，日常生活完全自理。他常常默默端坐，凝眸眺望四周云烟缭绕的山山岭岭，也许大山深处的峥嵘岁月是他最刻骨铭心的生命记忆，那里有他和战友们浴血厮杀的冲霄呐喊，有滚滚硝烟中挺立招展的鲜红战旗，有生死兄弟含笑离去的伟岸身影……□
（摘自《红色文化周刊》） 原标题：《烽烟说与后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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