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帝自封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還給自已起了個名字為朱壽，以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名義給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下達旨意。這在朝臣們看來是荒唐可笑的，但正德帝卻不以為然。

明武宗，正德皇帝

有了爵位，又有了俸祿，他還不滿足，於正德十四年（1519）正月又手敕吏部：“鎮國公朱壽特加太師。”同年八月，寧王朱宸濠叛亂，正德帝傳旨的時候，作為“朱壽”的銜名已經是“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了。除此之外，他還“自號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特給黃金印、白玉軸頭誥命”。

皇帝自己加封自已，可稱為千古奇觀了。但正德帝這種做法，確實給他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焦恩俊在《絕色雙嬌》中扮演的朱壽

首先，迴避天子親征的繁瑣程序及龐大的開支。明成祖朱棣曾經五出邊塞親征蒙古，而明英宗朱祁鎮在宦官王振的慫恿下親征，兵敗土木堡而被擒。天子親征要聚集全國的人力物力及精兵強將，還要有隆重的儀式。按照《大明集禮》規定：天子親征要祭告天地、宗廟、社稷，禡祭旗纛。所過山川，皆行祭告。師還，奏凱獻俘於廟社，以露布詔天下，然後論功行賞。按照這種禮節，皇帝沒有出京，僅僅行禮就要用幾天時間，不但要戎服在身，還要備六軍，需要十四萬五千軍人、兩千多名侍從，還有大量的犢牲幣帛以及龐大的鼓樂儀仗。皇帝勞累不說，還勞民傷財。正德帝自封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不但可以免去繁瑣的禮節，減少龐大的開支，還可以避免朝臣以祖制勸阻，以軍備財政而阻撓親征。

北京太廟

其次，可以消除朝臣們的阻力，為自己出徵和遊樂提供便利。正德十一年（1516）七月，蒙古騎兵兼道潛入距離京城不足兩百里的白羊口，導致京城大亂。蒙古騎兵大約七萬餘人，以掠奪為目的，因此攻破城堡二十座，殺掠三千七百四十九人，掠去牲畜兩萬三千五百餘頭：然後揚長而去。當追究讓蒙古騎兵長驅直入的責任人的時候，南京兵科給事中周用等提出將領不一、功次不明、糧餉不繼的“三弊”，希望能夠“推大臣一人提督軍務，不必再推總制、總督等官，致生掣肘”。這個提議正中正德帝的下懷，所以他講“有實功者仍須為之辯理”，其實是考慮自己親自提督軍務。次年九月，正德帝以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的名義提出“朕以懷來等處，切近虜境，特因巡庫，嚴督將領振揚威武。今賊已遠遁，朕將振旅。凡官員朝見者，令如常行禮，章疏亦如常陳奏”。不但要朝臣送百萬兩白銀到宣府，還帶領侍從四出搶掠婦女。對於朝臣的奏疏，他完全可以“不報”，畢竟威武大將軍的鈞帖一樣可以發揮聖旨的效用。

再次，以重視邊防的名義，既可以阻朝臣之口，又可以調動全國的軍隊，而不受祖制的限制。正德帝要以威武大將軍的名義率兵征討蒙古，六科給事中黃鐘等人就以祖制來勸阻，提出祖訓中有“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之語。這種祖訓只是對皇帝而言，如今正德帝以威武大將軍的名義巡邊，即便是出征也沒有違反祖訓。正德帝“不報”，就是可以對奏疏置之不理。

明康陵，正德皇帝葬於此

此外，正德帝將江彬等認為義子，賜姓為朱，不但可以籠絡他們，還可以讓他們為自已賣命，更增加他們的群體認同感，使宮廷勢力滲透到各個領域。當正德帝以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的名義發佈指令的時候，朝臣已經感到邊帥擅權，因此“武選郎中黃鞏、車駕員外郎陸震上疏，極言江彬恃寵擅權，迷朝誤國。乞誅彬，罷巡幸”。已經使正德帝憤怒不已，以至於“人情洶懼，將相大臣多從諛不敢諫”。還是吏部尚書陸完看出苗頭，勸阻朝臣“無歸惡於上”。攻擊江彬可以，但不能夠牽連到正德帝，但攻擊江彬又不可避免要涉及皇帝，自然會遭受瘋狂的報復。

北京午門

當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員外郎萬湖、太常博士陳九川、部郎中張衍慶等、刑部陸俸等、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餘廷瓚等、醫士徐鏊俱連疏上奏的時候，正德帝遂大怒，將夏良勝、萬湖、陳九川、王鏊等下錦衣獄。翰林修撰舒芬等一百零七人被罰跪午門外五日。其他朝臣紛紛上疏求情，結果不是下獄，就是械繫罰跪午門外，以至於金吾衛指揮張英“肉袒赴闕，手持刀欲自刎死”。這種行動並沒有得到人們的認同，所以“京師震駭，公卿被唾罵，瓦礫擲晨夕，出入不敢待辨色”。百姓不支持，更有人進讒言，“上怒遂不可解”。最終，罰跪午門外的一百零七人被各打三十大板，關進詔獄者均發遣戍邊。他們不知道邊帥們已經是正德帝的義子了，攻擊邊帥們就等於攻擊正德帝。在這種高壓之下，朝臣懾服，可見義子效應作用非凡，宮廷勢力已經勢不可擋。

參考資料：《明武宗實錄》《皇明異典述》《明會典》《今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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