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教師的講臺決定民族勝利
1871年1月，原來的普魯士國王在法國凡爾賽宮鏡廳加冕為德意志第二帝國第一任皇帝，史稱威廉一世。這一加冕禮無異於扇在法國臉上的一巴掌，也洗清了德意志民族被拿破崙打敗的恥辱。
普法戰爭中法國的一敗塗地，甚至在戰後催生了不少“傷痕文學”。在莫泊桑筆下，殺死普魯士士兵還得靠務農的老漢，幫助體面人逃生的是他們平時鄙視的妓女；在都德筆下，阿爾薩斯平日吊兒郎當的少年，在普魯士軍隊進村的那天才醒悟過來要好好學習法語……
大抵人們在亡國滅種的時候，都願意寫一些卑微者變得偉大、浪子突然回頭的戲碼，就像要投河的是柳如是而不是錢謙益，救了北京的是賽金花而不是老佛爺——等等，阿爾薩斯的孩子平日不好好學習，敵軍進來了才想起來要學法語，法國難道沒有義務教育嗎？
1871年的法國，還真沒有義務教育。這也是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失敗的一大原因。比起法國，普魯士的義務教育普及得更早。普魯士元帥毛奇都說，德意志的勝利早就在小學教師的講臺上決定了。
1807到1808年，在拿破崙的軍隊佔領的柏林，德國哲學家費希特在法軍嚴密監視下發表了十四次演講，痛陳教育才能讓德意志民族復興。
拿破崙戰爭後，普魯士知恥後勇，在全國範圍內普及義務教育。1816年，普魯士的學齡兒童入學率僅有43%，到19世紀60年代則已經高達97.5%。六十餘年的教育普及，大大提高了德國民眾的文化水平，也讓德國趕上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快車，國力大大提升。
在德意志第二帝國建立後，德國的初等教育機構模式已逐漸確定下來。初等學校分初、高兩級，每級4年，計8年，兒童6歲入學，14歲結業，這就是義務教育階段。德國的義務教育推廣在全歐洲都是較早的，法國也是在普法戰爭失敗後才痛定思痛，於1881年制定《費裡法案》，才確定了義務教育。
當時德國義務教育階段的6到14歲，和我們認知中的童年大致重合，似乎應該是一個享受快樂的階段，而非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好時機。但須知，童年本身也是個被人類建構的概念，是在人類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逐步塑造出來的。
印刷術開始了童年的塑造
1517年，為了修建聖彼得大教堂，羅馬教廷頒佈了一種特別的贖罪券，購買這種贖罪券的人，不僅能夠獲得“完全的贖罪和所有罪孽的寬恕”，而且“未來犯下的罪孽也可以優先贖罪”。
當這種贖罪券在德國被兜售的時候，一位叫馬丁·路德的德國教士十分憤怒，他撰寫了《九十五條論綱》批判教廷斂財無度、褻瀆上帝的行為，甚至問出了“教皇是當今富翁中的富翁……他為什麼要用可憐的信徒們的錢，而不是自己掏腰包去建造聖彼得大教堂呢？”這樣尖銳的問題。
如果是在以前，路德的命運可能就不妙了。但那已經是1517年了，在此幾十年前，另一個德國人古騰堡發明了金屬活字印刷機。路德在宣傳上是個聰明人，他把《九十五條論綱》大量印刷後流傳出去，半個月內傳遍德意志，一個月內傳遍歐洲。歷經數百年宗教統治已經疲憊不堪的基督徒們被這份傳單一點就著，轟轟烈烈的宗教改革運動開始了。
金屬活字印刷機的發明，對於中世紀末期的歐洲來說是一件大事。羅馬教廷壟斷了對《聖經》的解釋權，拉丁文也讓歐洲其他地方的民眾感到晦澀難懂。路德把《聖經》翻譯成了德語，隨後各種歐洲語言版本的《聖經》開始流行。宗教改革意味著思想大解放，羅馬教廷的權威從根本上被動搖了。
科學的進步和傳播也大大得益於印刷術。有了印刷術，科學家們能夠得到的文獻變多了，像弗朗西斯·培根這樣的科學家也開始運用英語而非拉丁語創作，促進科學在各個民族內部的傳播，而不是僅限於懂拉丁語的一小部分學者——說起來你可能不信，古希臘幾何學著作《幾何原本》在1570年才第一次被翻譯成英文，比起這本書開始翻譯成中文也就早了22年。
印刷術讓書裡的世界變得足夠大，不僅讓原本的知識副本變多了，也刺激了新的知識不斷變成文字。隨著時間的推移，識字這項技能逐漸成為一種“剛需”——中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絕大多數人一輩子不識字也能活得好好的，文盲才是常態。1500年，英國男性識字率大概只有10%-25%左右。於此同時，他們所能獲得的信息量也非常可憐。大多數農民一生沒有走出過村莊，有人估算他們幾十年人生裡獲得的信息總量還不如一份今天的報紙。
信息爆炸帶來的焦慮對他們來說可能是求不得的幸福。
在印刷術讓大量知識傳播後，人們意識到了閱讀的重要性。在這一點上，更具有緊迫感的是宗教改革之後的新教徒們，為了爭取更多信徒，他們一方面把聖經翻譯成自己民族的文字，另一方面則努力提高自己民族的識字率。蘇格蘭長老會在1560年第一本長老會信綱中就呼籲建立全國性的教育體系，這是不列顛全島有史以來第一個這樣的倡議。因此1675年，英國男性識字率已經提升到了40%。
教育體系在逐步形成，也讓原本處於“放養”狀態的“兒童”獲得了“童年”。在16世紀和17世紀，童年的定義是通過進學校上學來實現的，中小學“男生”成為“兒童”的同義詞。
民族主義推動義務教育形成童年
中世紀的童年在7歲就結束了，因為兒童在7歲時已經能夠駕馭語言。他們會說話，也能聽懂成人所能說的和理解的一切。中世紀的孩子身處一個以口語溝通的世界裡，生活的社會範圍也和成人一樣，他們有機會接觸幾乎一切行為方式。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一個7歲的男性都是一個男人，除了他不會做愛，不會發動戰爭。
當時也沒有針對孩子的特殊保護，在那個年代，小孩死亡率特別高，以至於任何對孩子的過多投資都是不值得的。在中世紀，父母給所有的孩子起一模一樣的名字，只按出生先後加以區分的情況是司空見慣的，畢竟也沒對他們寄託太多期望，他們很有可能活不到成年就夭折。
孩子的生命尚且難以保護，就更別提羞恥心理了。中世紀的孩子沒有像我們現在這樣的私人空間的概念，也不會對人體的某些氣味或身體的功能感到不快。他們不覺得在眾目睽睽之下暴露自己身體的機能有什麼可恥，跟別人的手和嘴接觸也不會反感。性對於他們來說絕不是秘密。
但是隨著人們逐漸意識到閱讀的重要性，並把孩子們送去學校，兒童世界就開始和成人世界有了一道天然的阻隔，分別心開始出現了。早期的“童年”這個概念在艱難地產生並發展著，這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整個過程中有很多波折。
在中世紀，孩子們長到一定歲數就要幫助父母幹活，這到了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也存在。沒有學上的孩子沒有童年，甚至有可能淪為童工。工廠主們很喜歡童工，因為他們反抗能力弱，比較馴順。但對於童工來說，沒有針對兒童的保護，沒日沒夜的勞作是相當悽慘的：
“我在高伯井下控制風門，不得不在沒有燈的情況下操作，我很害怕。早上四點，有時三點半我就去上班，直到五點或五點半才出來。我從來沒有睡著過。當有燈光的時候，我有時會唱唱歌，但我不在黑暗中唱，那樣我不敢唱。 ”
19世紀中葉年僅8歲的女孩薩拉·古德就是這樣描繪她在礦井中的一天的。這種悲慘的場景促使英國立法，禁止礦井僱用10歲以下的兒童。
真正加速義務教育到來，徹底讓童年在全社會構建起來的，還是民族主義浪潮。民族主義正是從宗教改革運動中各國用自己的語言翻譯《聖經》脫胎而來，人們開始為了自己的民族而非上帝而戰。發展到19世紀，民族主義能夠動員的力量決定了國家的興亡，在歐洲各國爆發的高密度高烈度戰爭，也需要這些用民族主義動員起來的炮灰用生命填出勝利。
於是出現了本文最初全民普及教育最成功的普魯士戰勝法國的那一幕。而義務教育也在此後逐漸普及於全歐。
活字印刷術早就在中國被髮明瞭，也促進了中國識字率的提升。到了清朝，男性識字率大約在30%至45%左右，但是顯然沒有像歐洲那樣持續的社會進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古人的教育目的和導向和西方國家大有區別。直到後來恥辱的百年裡，經歷近代多種社會運動，才有了建立義務教育的意識。
除了少數讀書人的後代能夠有一段固定的受教育時間（就像《紅樓夢》裡賈府的私塾）以外，中國古代也並沒有“童年”的概念，以至於魯迅先生也抱怨過：“往昔的歐人對於孩子的誤解，是以為成人的預備；中國人的誤解，是以為縮小的成人。直到近來，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蠻做，便大礙於孩子的發達。”對於全社會對兒童教育的失當，他也說過氣話：“
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面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裡轉。轉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會轉——同他們的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電視讓童年開始消逝
童年的建構，是把兒童的生活空間與信息接觸渠道和成年人分開。兒童在平時把時間花在學校這種同齡人空間中，較少受到成人世界的打擾；信息渠道上，有了專門針對兒童的讀物，家長也開始避諱在兒童面前提到性、暴力等信息，甚至金錢、死亡等話題也不能討論，彷彿孩子們就不該懂得這些；人們更加重視針對兒童的犯罪，而未滿14週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則容易減輕或免除承擔刑事責任。
簡而言之，兒童世界的規則和成人世界不同。
然而，這一從活字印刷術發明開始的建構過程，又要因為新技術的出現而鬆動甚至早晚會被顛覆。
《娛樂至死》的作者尼爾·波茲曼，還寫過一本書叫做《童年的消逝》。在書裡，他認為是以電視為代表的圖像信息傳播進步導致了童年的鬆動乃至最後必然走向的消逝。他已經意識到，在他那個年代，兒童可以輕易接觸到電視，而且電視的畫面也容易讓兒童理解，“在一年裡每天晚上的十一點到十一點半，大約有300萬兒童（年齡在2歲至11歲之間）在看電視；在十一點半到午夜，有210萬兒童在看電視；在凌晨十二點半到一點，有110萬兒童在看電視；在凌晨一點到一點半，有略少於75萬兒童在看電視”，這一現象早在近半個世紀前就出現了。
他敏銳地察覺到了圖像信息傳播打破的界限。“電視侵蝕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線。這表現在三個方面，而它們都跟電視無法區分信息使用權密切相關：第一，理解電視的形式不需要任何訓練；第二，無論對頭腦還是行為，電視都沒有複雜的要求；第三，電視不能分離觀眾……從生物學上來看，我們人人具備觀看和解釋圖像的能力，還有能夠聽明白跟多數圖像的背景相關的語言的能力。正在興起的新媒介環境在同一時間向每個人提供著同樣的信息。鑑於我所描述的這種情況，電子媒介完全不可能保留任何秘密。如果沒有秘密，童年這樣的東西當然也不存在了 ”。
在海量的圖像信息面前，成年人精心建構的信息區隔被打破，在孩子面前遮遮掩掩的性、犯罪、暴力、死亡等信息有了能夠輕易獲取的渠道，孩子們會在模仿成人上更進一步，而成人的權威越來越弱。
這方面面的一個極端例子，則是波茲曼舉出的兒童犯罪大大增多，“1950年，成人（年齡超過15歲，含15歲的人）犯重罪的比率要比兒童犯罪的比率高215倍。到1960年，成人犯重罪的比率是兒童的8倍；到1979年，這個比率是5.5倍。這是否意味著成人犯罪在下降呢？並非如此。事實上，成人犯罪在增加，因此，在1979年有40多萬成人因犯重罪而被捕，佔成年人口的0.2430%。這意味著在1950年到1979年間，成人犯罪率上升了3倍。成人犯罪和兒童犯罪之間的差別正在迅速縮小，這幾乎完全可以歸結為兒童犯罪以驚人的速度上升。在1950年到1979年間，兒童所犯重罪的比率增加了11000%！兒童輕微罪案（比如夜竊、盜竊和盜車）則增加了8300%”。
當然，也有一些不那麼極端，甚至還挺好的例子，比如美國兒童性成熟年齡提早，更多的未成年人加入體育職業聯賽等。
學校的作用也在信息區隔被打破後變得尷尬起來。在學校反而成為兒童信息的輔助來源後，教育的終極目的究竟是什麼這一靈魂拷問也浮出水面。“教育者對他們在學校裡該為孩子們做些什麼感到困惑不已。一些論點——諸如人應該為上帝或國家爭取更大的榮譽而受教育，甚至以打敗蘇聯為目的——既缺乏嚴肅的論據，也缺乏擁護者。許多教育者情願接受連馬克思也會堅決摒棄的觀點：教育是為了進入市場而做準備”。
比電視更可怕的是智能手機
電視節目是固定的，也較好管控，而網絡則能讓你觸及更多信息。波茲曼還沒在我們這個社交網絡時代生活過，沒有接觸過智能手機，如果他接觸過，恐怕《童年的消逝》會寫得更精彩。
兒童模仿大人來進行社會組織，渴望成為“社會人”是在電視出現前就有的事情了，但是在電視乃至智能手機出現後，這一進程被大大加快了，成人沒有秘密，而成人的世界還能被推送給你。
當你第一次讀到《1984》裡那個既能向人傳達老大哥的最高指示，又能監視人的一舉一動的“電子屏幕”的時候，你多半會覺得毛骨悚然。你卻沒有發現，你手上用來閱讀《1984》的手機，就是這麼一塊“電子屏幕”，既收集了你的信息，又把你暴露在各種App面前，宛如一個獵物。
兒童通過抖音模仿成年人，目前也有很多報道存在了。最近《楚天都市報》的一篇報道就提到，“黃女士仔細一問，原來小雪正在學抖音上一個視頻。她嘴巴上塗著口紅，蹺著蘭花指，跟著手機裡略顯滄桑的男聲，不時做出舉杯飲酒或嬌弱行禮的動作” 。
模仿之後，這些未成年人還能形成圈子，通過社交進一步強化模仿，也暴露在更大的危險中。
“劉女士翻看了女兒的微信，這才發現女兒加了30多個五花八門的群：紅包群、兼職群、打字群、唱歌聊天群……每個群少則二三十人，多則近百人。她從網友的名字和頭像分析，發現不少人年齡均和女兒相仿。
‘她說是掃抖音視頻裡的二維碼加的群，一開始只是為了和抖友多聯繫，方便互相關注和點贊。之後，又被一些抖友拉入了一些紅包群、兼職群等，對方說可以順便賺點零花錢。’”
“兼職群”以“做兼職賺零花錢”為噱頭，誘騙這些小孩子進群，最後這些孩子還是成了待割的韭菜，還能順便誘騙更多韭菜：
“一開始，琪琪加的‘媽咪’叫可兒，推薦她買那種‘6元快刷粉絲1000’的服務。後來嫌漲粉太慢，又建議她買一些‘吃播’‘彩泥製作’等小視頻，通過作品吸引粉絲。
視頻發出後，琪琪的粉絲每天都在漲，也獲得了一些點贊。‘媽咪’又告訴她，可以發廣告賣這些小視頻，裡面涉及的水晶泥等產品可以賣，每賣出去10元錢，就可以給她提成1元。之前，琪琪買視頻花了幾十元錢，為了把這些錢再賺回來，她被指點著建了一個免費視頻群，邀請抖友進入一起聊天交流，不時在裡面發發廣告。”
未來已來，我們卻不知所措
這並不是抖音一家的問題，只要帶有社交性質的App ，都或多或少會出現這種問題，有的還更嚴重。
比如今年初發生的B站科里斯事件。作為B站小有名氣的Up主，科里斯要求他10歲的粉絲學習文愛，以便和他“玩一玩”。
而當這個10歲小女孩的母親聯繫科里斯時，發現科里斯雖然也不過15歲，清楚法律拿他沒有任何辦法，因此口氣極為囂張，甚至還教唆女孩離家出走或自殺以對抗母親。
要不是絕望的母親把事件原委發到了魔獸世界論壇上，把事件進一步鬧大，迫使B站封禁了科里斯，還真不知道這件事會怎麼收場。
科里斯事件後，B站大力加強了監管，但是監管就能完全解決問題嗎？比起波茲曼的時代，現在不僅兒童獲取成年人信息的能力大大加強，而且還能和信息背後不知道有什麼圖謀的人產生互動關係。你能監管一個App ，能封殺所有App嗎？未成年人都會誘騙未成年人了，也清楚法律的漏洞所在，他們和成年人的界限早就模糊了。
在幾十年前，波茲曼提到的解決辦法是“努力控制子女接觸媒介的機會。事實上，要這麼做有兩種方法：一是限制子女暴露在媒介前的時間；二是仔細監督子女接觸的媒介的內容，並持續為他們提供有關媒介內容的主題和價值方面的批評”，但他也知道“要做到這兩點絕非易事。而且，這麼做，需要家長在撫養子女方面付出極大的關注，這是多數家長都不準備做的”。
幾十年後的我則覺得，童年的消逝已經不可避免了。 你不可能讓孩子不接觸網絡，這樣會讓他們落後於時代。與其如此，還不如大大方方順應童年消逝的趨勢，引導孩子們認識到真正的成年人生活是什麼樣的：大部分成年人不會在網上銷售三無產品，也不會誘騙孩子進行文愛。
每當出現未成年人被性侵犯的案件之後，很多人要求性教育到位。其實，相應的，成人世界裡各種秘密的揭露，比如職業教育和生命教育等，也需要提上日程了。既然有人靠大量不正規的信息來誘騙和傷害孩子，你就只能用正規的、可靠的信息來武裝自己的孩子，他們不受到誘騙和傷害。
請對當下的孩子多一些信心。他們很聰明，充滿好奇，並能夠自主獲取知識，信息瀑布的澆灌不會讓他們枯萎，而只會讓他們變得茁壯。很多人擔心的也許也不是孩子會不會變笨，而是如果讓他們獲取知識的閘門打開，很多人造的權威即將被顛覆。在我們的讀者裡，就已經有高中學生不能忍受縣級中學低質量的教學水平，在網上獲取知識自學高中課程並取得好成績了。權威很生氣，學生卻得到了實惠。
自然，孩子們獲得更大權利的同時，也要受到更多約束了。刑法裡規定“未滿14週歲的未成年人犯罪不承擔刑事責任”怕是要修改了，對小大人們普法的工作也必須同步展開。不然以後惡性事件越來越多，民憤大起來，可不是鬧著玩兒的。
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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