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教育空前發達，人們受教育程度普高較高，但師生關係、生生關係等卻顯得那麼的不協調，對學生的教育應該怎麼進行，是每個時代都要回答的話題，以史為鑑，對比現在，我們或許可以看出好多東西。
教育不僅是學校的問題，更是家庭的問題，還有社會的問題。父母作為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在其成長生涯中扮演的角色特別重要。
胡適母親每天天不亮就把小胡適喊醒，說其昨天做錯了什麼事，說錯了什麼話，要其認錯，要其用功讀書，說到傷心處，自己往往掉下淚來。胡適在《四十自述》中說“我母親管教我最嚴，她是慈母兼任嚴父。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就嚇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時才教訓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後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來。她教訓兒子不是藉此出氣叫別人聽的。”嚴格的家教影響了胡適的一生，使其終身受益，並終有所作為。
而梁實秋的母親教育孩子卻實行溫情加嚇唬政策，她督促孩子用功學習時，不准他們淘氣，手裡總握著笤帚疙瘩或是撣子把兒，做威嚇狀，卻從來沒有實行過體罰。
孩子在家庭受到嚴格教育，在學校也是這樣的，甚至更嚴，但也沒有見哪位家長到校找過老師鬧。
以民國清華學校為例，學校管理較嚴，學生犯錯要根據輕重進行不一樣的懲戒。思過是最輕的懲罰，若干次思過等於記一小過，三小過為一大過，三大過則惡貫滿盈實行開除。記過開除之事在清華隨時有之，有時候品學兼優的學生亦不能倖免。潘光旦就被記過一次小過，事由是他在嚴寒冬夜不敢外出如廁，就在寢室門外便宜行事，事有湊巧，陳齋務主任正好深夜巡查，當場查獲，當時末交一語，翌日掛牌記過。潘光旦以為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從不諱言。
清華學校連看小說也在禁止之列，理由是：小說是所謂“閒書“，據說是為成年人消遣之用，不是誨淫就是誨盜，年輕人血氣末定，看了要出亂子的。
梁實秋有一次在一家小書店買了本《綠牡丹》，晚上躺在在床上偷看，字小，紙光，燈暗，倦極拋卷而眠，第二天起來就忘記從枕下撿起，齋務先生查寢室，伸手一摸就拿走了。當天就有條子送來，工我去回話，我還不知道是什麼事。只見陳先生鐵青著臉，把那本《綠牡丹》往我面前一丟，說：“這是嘛？“我的熱血湧到臉上，無話可說，準備接受打擊。也許是因為我是初犯，而且並無其他前科，也許是因為我誠惶誠恐俯首認罪，使得懲罰者消了不少好怒意，我居然除了受幾聲叱責及查獲禁書沒收之外沒有受到懲罰。依法，這種罪過是要處分的，應於星期六下午大家自由活動之際罰禁閉，地點在“思過室”，這種處分是最輕微的處分，在思過室裡靜坐幾小時，屋裡壁上滿掛著格言，所謂“閉門思過”。凡是受過此等處分的，就算有了記錄，休想再能獲得品行的大銅墨盒。
嚴格的教育使學生們受益匪淺。梁實秋也認為這是沒有問題的。“嚴格的生活管理只限於中等科，我們事後想想像陳筱田先生所執行的那一套管理方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許多做人的道理，本來是應該在幼小的時候就要認識。許多自然主義的教育信仰者，以為兒童的個性應該任其自由發展，否則受了摧殘以後，便不得伸展自如。至少我個人覺得我的個性沒有受到壓抑以至於以後不能充分發展。我從來不相信”樹大自直“。
教育孩子是個系統工程，需要各方配合協調。作為人生導師的家長，不能縱容孩子，不能包庇孩子，才能成為合格的家長。作為教師，要無保留的傳授知識，並把愛貫徹其中，這樣才能受到尊敬，才能真正傳承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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