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AIHONG
无论在哪个时代，拐卖妇女无非就是为了泄私欲、贩卖谋取利益、让这些妇女成为自己挣钱的工具、贩卖到其他国家获取利益，而这些也就成了这些妇女的下场。
中国历史上贩卖妇女的行为一直都有，只是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达到顶峰，那时候贩卖妇女到处可见，而这些妇女经常不敢出门，下面羽评就列举几个妇女被贩卖后的生活。
一：最惨的是被贩卖到国外
自从英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长时间处在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境地，他们不断在中国谋取利益，其中“猪花”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猪花指的就是被贩卖的妇女，原本一开始列强只是单纯的贩卖猪仔，即男性，让这些廉价的劳动力为他们自己国家服务。
然而这些被贩卖至境外的猪仔，经常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待遇，于是纷纷逃跑，列强为了留住他们，就想到一个方法，将中国的妇女贩卖过去，和猪仔一起，原本只是让他们生活在一起，为他们国家免费提供劳动力。
到了民国时期，没想到这种做法让境外的资本家看到了另一个暴利，就是将这些妇女贩卖到境外，充当妓女，一时间娇小可爱的中国女子在境外得到追捧，这些被贩卖到境外的女子，他们的结局可想而知，面对外国人的凌辱，想自杀都没有机会。
在晚清至民国时期，据说英国人在广州大肆收购妇女，一个妇女40个大洋，很多国人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成了他们的爪牙，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妇女。
而英国人再贩卖到美洲可以获得1000块大洋，据说当时在美洲的华人女子高达数千人，95%的女子最后都沦为青楼女子，受尽凌辱和折磨，最后自尽。
这或许是妇女被贩卖后最惨的遭遇了。
二：被贩卖到工厂做苦力
民国时期很多工厂需要劳动力，此时的贩卖已经成风，他们称贩卖男孩叫“搬石头”，贩卖女孩叫“摘桑叶”。
主要是从农村去欺骗这些女子，说到了大城市什么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还可以享福，最后大多被贩卖到工厂，工厂给人贩子大洋，如果是稍微有些姿色的女子则会被贩卖到青楼，让这些裹脚了的女性为那些上层阶级的人跳那些所谓的小脚舞，跳的不好就要挨鞭子，很多人贩子因此获得巨大利润。
而这些妇女只能不断的工作，稍有怠慢就遭到屈打。
三：充当别人的妻妾
除了上述的几点之外，这些妇女还被贩卖到一些偏远地区，做了别人的老婆，整天不能出门，逃又逃不掉，运气好的自然成了有钱人的小妾，运气不好的被贩卖到穷人家，还要遭受挨打，凌辱，这些女子一辈子只能过着被绳子绑起来的妻子，成了他们的泄欲工具、繁衍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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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评郡主
从民国时期男性的诱拐女性的动机来看，除了极少部分是拐犯处于善意，希望帮女子脱离苦海，抑或是男女因奸情意图私逃外，多数都以赚钱营利为目的，正因为如此严景耀将这两种罪名归结为“经济罪”。对于被诱的女性来说，则多是“被人价卖为娼、婢女或被卖入戏班学戏，有的则被嫁卖与他人为妻妾。”笔者将结合一些史料简述如下：
被卖为娼妓是这些女性最常见的下场。《北洋官报》记载过这样的一起案件：
保定人王顺见周子国的女儿姿色颇佳，将其诱骗至家中置于自己控制之下。而在数日之后将其价卖为娼。待周子国反应过来之时，女儿已被卖至北京。因此保定监察厅还无法审理此案，“既被尔婿王顺卖至北京为娼，应即赴京师内城地方监察厅呈请传究，所请未便照准。”此事最终悲剧收场。
被拐卖的女性中，很多被卖去东北。严景耀对此有详细的论述：“这些被拐妇女大都被送到东北当妓女的。那是因为在东北有广大的市场，成千上万的人来自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他们大多数是男人而且是未婚的单身汉。因此，对女人的需求高了，娶妻的代价也高了，这些外来户只好以原始的方式为他们发泄性欲而采取最省钱的办法。因为对女人的需要高，故拐犯都认为到东北作这种事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
1933年，山东省政府还专门出台命令：
“莱芜县政府，赵容鉴，遵令查禁卖良为娼情形请鉴核。”
可见，当时山东莱芜地区的卖良为娼的现象已经较为严重。
《妇女评论》有这样一篇文章，节选摘录如下：
本月七日，各报都载着法租界会审公厅判罚威逼利诱幼女卖娼的一条新闻。这种新闻，向来是没人注意的，因为人人心中觉得这种事是上海所常有的。不错，这种确乎是上海所常有的，但正惟其是常有的，我们不得不格外注意啊！我们真的忍心看那些清白的幼女，葬送在火坑里吗？
这条新闻，大致是说：
法租界里，有一家王顾氏开的妓院，骗来十三岁的女子苏小三子，逼其卖娼......王顾氏辩解说，苏小三子是由伊底母亲领来押娼的，实在是伊自愿的，并非是我逼勒伊的；据苏小三子说，因为父母穷苦，没有法想，只能将我押娼......会审官罚了那鸨妇二十五元银币，把苏小三子送堂留养。
十三岁的苏小三子因为家里经济状况不理想，而被家人略诱至妓院，希望将她“押娼”。还好最终脱离了火坑。但是这段文中让人在意的是“这种新闻，向来是没人注意的，因为人人心中觉得这种事是上海所常有的”这句话。这说明了，首先，当时针对妇女的诱拐案的确非常的常见；其次，诱拐后被卖入妓院的女子也不在少数，以至于即使是十三岁的幼女，也让群众们见怪不怪了。
除了最常见的被卖为娼妓外，也有很多女性被卖为婢女、妻妾等。而当时其实不乏一些社会名流、政界人士也通过这种手段来买婢女。《海涛》杂志曾记录有《孙元良将军买婢记》，讲述孙元良在正妻之外又派手下去苏州、无锡等地替他购买婢女的事件。虽然八卦小报的故事不知真伪，但是名人买婢女这种现象一定是存在的。
而被卖为妾也是当时所常见，《妇女评论》杂志有过这样一篇小文：
本月十一日，各报有一段“逃妾交夫领回”的新闻。一个鞋店老板蒋鹤林，花了三百十元，买的一个被人从广东诱来的婢女香桃做妾。不到一月，伊就逃之夭夭了。前几天被蒋鹤林在路上撞见，扭入捕房，解送会审公厅；结果交其夫领回。据伊在公堂所说：伊自小父母双网，在广东人家里作婢女。被诱至此地，卖给蒋鹤林做妾，因蒋时常虐待，所以不愿同居。这不幸的女子是否真受虐待，受虐待者应否许其自由，固然有研究的价值；再进为根本的观察：花钱买女子做妾，在法律上应予以保护吗？......
对于这些被诱拐的女性，脱离原有的环境并没有像他们所预想的那样脱离苦海，而是陷入了更深的悲剧之中。如被迫失身，有些甚至会因此丧命。1913年徐家汇就有数名已婚女性被诱拐强奸的案子，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同样是1913年，郑海与其母郑阐氏杀死李俊儿一案中，则因二人将幼女李俊儿诱拐藏匿后担心案情败露而将之致死灭迹。
由上可见，被诱拐的女性，无论其出走是否有主观想改变生活现状的意愿，其下场多半是很悲剧的。当然也有少数女性得以成功脱离苦海，如合肥的两个十五岁少女，上学路上被拍花贼弄晕拐走，但是靠着自己的智慧在南京脱险。但是由于当时这个重视女性贞操以及男权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下，就算拐逃犯的确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受害的女性也会感到难以做人。而且就笔者看到的材料来看，多半的情况下，女性都会落入狼窝虎口。
景明子
一种勒索其家人要钱，得手也就放妇女回去了。妇女可以再嫁人。但是如果隔了夜的，再嫁也就名声不好了。不过还是嫁的出去的。
一种把妇女卖掉，通常是卖去做妓女多一点，也有卖去做童养媳或者小老婆传宗接代的。
做妓女那基本没有什么出头之日，卖身不行的时候，或者留着妓院打杂伺候别的年轻妓女，或者乞丐流落街头。更多是没等到那天已经死了。
做童养媳的年纪小，记不清楚事情，往往在夫家是生育机器和各种干活的。如果遇到宽厚的人家，再生个儿子，儿子有点出息，可能寿终正寝。大多数被繁重体力活或者年幼生育的后遗症折磨，或者家暴，早早去世了。
传宗接代的那些就更可怜的，生出来孩子和她也没关系，混好就是一个奶娘角色。更多也是几经转卖，更为悲催。
一种就是卖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大概累死居多。
任何一个时代，被拐卖的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小黑豆
被拐卖的人，全部都去外国。那里生活很差，还要工作我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