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茹果 載於中讀App
今天，9月2號。
73年前的今天，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的簽字儀式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戰列艦“密蘇里”號上舉行。為這一刻，中國軍民浴血奮戰了14年，傷亡超3500萬。
對於日本發動的這場侵略戰爭給我們國家造成的災難，我們這些出生於60年代的人，應該是有感性認識的，因為，我們的父輩曾經跟我們講過他們的所經所見。
我的父親出生於1929年，在他還是十幾歲的孩子的時候，曾被日本鬼子抓去修工事。時近陰曆十一月，華北已經非常寒冷了，日本鬼子非常殘忍，所有被抓去幹活的人，都不能穿上衣。更讓父親感到害怕的是，監工的日本人，袖子裡囤著一條小蛇，看誰的動作稍有遲緩，就讓這條小蛇往誰的嘴裡鑽。
連凍帶嚇，父親生病了，發著高燒，渾身打顫，上下牙齒相磕。幸運的是，一位在日本據奌裡做事有點小權力的人是鄰村的，他連夜把父親送了出去。父親說，如果不是這個人，他一定沒命了。日本鬼子看他生病幹不了活，一定會打死他的。
日本鬼子來掃蕩，村子裡的青壯年大多時候都是往山裡跑。父親跟我講起的最危險的一次，是帶著侄子和侄女往他嫂子的孃家跑，中間要過一條河。他鳧著水先把侄子送到河的北岸，再反過來接侄女。他背起侄女時，看到了一位受傷掉隊的女八路，正苦於傷勢太重過不了河。父親當時還想，等把侄女送到北岸，要不要回業幫助這位女八路。可父親帶著侄女剛到北岸，日本飛機投下的炸彈就在南岸和河裡炸響了。父親將侄子侄女推進一條比較深的土溝裡躲了起來，轟炸一停，父親趕緊帶著孩子跑，根本顧不上站在高處望一望對岸，看看那個女八路到底怎樣了。“她一定犧牲了。因為，從飛機拋下來的炸彈很密集。”父親說。
我的老家天津薊縣，從1933年開始，被日軍侵佔達12年之久。據不完全統計，當時38萬人口中，被日軍直接屠殺或蹂躪致死的達20390人。駭人聽聞的上倉慘案，日軍以槍殺、刺刀挑、刀劈、活埋、水溺等殘忍手段，一次就屠殺無辜群眾374人。
我老舅的年齡和我父親差不多。聽我表妹說，日本福島發生核洩漏事件時，老舅曾說，趁著這個機會咱們打過去。其實，老舅是性格非常平和、心地非常善良的人。連老舅這樣的人都有這樣的想法，可見，當年日軍對我軍民是怎樣的慘無人道了。圍剿盤山抗日根據地，為了使堅持在山區的軍民住無房、穿無衣、食無糧，日軍制造“無人區”，先後燒了157個村莊，見人就殺，揚言“會出氣兒的不能留”。
老舅所在的村子離縣城近，離盤山根據地也比我們家近，因此，老舅所經見的，一定比我父親所經見的更加慘烈。
我認識的一位老高工，也是河北人。他本來在一家生產顯像管的工廠工作，當工廠和日本合資時，他調離了，他從感情上難以接受。因為，在他幾歲時，他親眼目睹自己的母親，被日本鬼子打死。
對於這位老高工的做法，我是非常理解的。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興出國潮時，愛人曾經報考日本的一家公司，我很堅定地不支持。愛人還說我是狹隘的民族主義，當時，我也拿不準自己是不是狹隘，就是不贊成他去日本。
上小學前，我有一次發燒燒迷糊了，一閉上眼就看到幾個揹著槍的日本鬼子在我家的前門口遊蕩。我將這情形說給父親。父親就出屋到外面假裝去查看，回來告訴我，門口一個人影兒都沒有。我信了，可再閉上眼睛，日本鬼子已經到我所在屋的窗戶格子上了。我嚇得不敢睡覺，母親也沒睡，整整陪了我一夜。
上小學後，有一次我扁桃體發炎非常嚴重，村裡的醫生說沒辦法了，只能到縣醫院做手術了。對於即將到來的手術，心裡非常害怕。夜裡做惡夢，幾個日本兵，用刺刀對著我，強迫我蹲在地上往籃子裡捏土面，不捏完土面，就殺了我。籃子是荊條編的，有很多很寬的縫隙，土面放在裡面就漏下去了，地上無窮無盡的土面，我是永遠也完不成任務了。內心裡的那種絕望，瀰漫著瀰漫著——
記憶中小時候為數不多的幾次惡夢，都是遭遇日本鬼子的情形。愛人說我就是因為小時候受了驚嚇，才不理智地反對他去日本的。
今天，我寫這篇文章，回顧父輩們的經歷，憶起自己小時候的驚怕，不是為了記住仇恨，加深仇視，而是為了更加珍愛和平。
因為，戰爭，無論從時間上還是空間上，都離我們並不遠。我們該時刻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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