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如其名，德行天下。朱德，共和國與人民軍隊的這位主要締造者之一的一生，是傳奇的一生。在他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中，狗娃子、代珍、玉階、存銘、建德、王楷等這一個個名字成為他人生旅途的一個個印記。鮮為人知的是，“朱德”二字竟是他當年進陸軍講武堂時冒籍報考更改的名字，他沒想到這個名字跟隨了自己一輩子……
朱德出生於四川儀隴眾所周知。而他的祖籍實為廣東韶關卻鮮為人知。“在地上爬著長大”。的“狗娃子”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能在老母離世時“端一碗水給她喝”
1886年12月的第一天(清光緒十二年丙戌十一月初六)，朱德出生在四川儀隴琳琅山西麓的李家灣。朱家遷至儀隴已有百餘年的歷史。據朱德生父朱世林的墓文記載，朱家“籍起粵東，支分蜀北，自先世文先公移居茲土，世業為農……”原來，朱德的祖上是廣東韶關縣的客籍人。明末清初，由於連年不斷的戰爭，加上戰後疫病流行，使四川人口驟減，土地拋荒增多。清朝統治者為了穩定在四川的統治和徵收賦稅，採取鼓勵向四川移民的政策，使得大群大群的外省人遷移至四川，其中尤以湖廣人居多，史稱“湖廣填四川”。朱家就是在這場大移民運動中，從廣東韶關入川的，最初在川北的廣安縣、營山縣一帶流動經營小商業來維持生計。
“發福萬海從四克。有尚成文化朝邦。世代書香慶永錫，始蒙技術耀前章。”這是朱家族譜中的輩分28字韻文。朱德的曾祖父是“朝”字輩，名叫朝星。朱家在朱朝星那一代時，尚有老業田30挑，按1畝約5挑算，朱家田地面積還有約6畝。朱德的祖父是“邦”字輩，名叫邦俊，排行第三。朱家到了“邦”字輩，人丁興旺，兄弟邦楷、邦舉、邦俊、邦興、邦久平分祖上傳下來的老業田，每人分到的一點田地已不能維持生計。
1952年，毛澤東、朱德在天安門城樓上
於是，在1882年，朱邦俊把土地和草屋典了300吊錢作為資金，領著一家搬離大灣兩公里的地方，租佃了李家灣的地方丁邱川家80挑田土耕種。朱家世代務農，辛勤勞作，到頭來仍是房無一間、地無一壟，淪為貧苦的佃農。
朱德出生時，一家三世同堂：祖父母朱邦俊和潘氏，伯父母朱世連和劉氏，父母親朱世林和鍾氏，還有三叔朱世和、四叔朱世祿，大哥朱代歷(字雲階)、二哥朱代鳳(字吉階)，姐姐朱秋香，加上自己共有12口人。朱家落戶在儀隴，算到朱德這輩已是第6代了。
在封建社會里，男子是家庭的主要勞動力。在家庭中特別受重視。老人擔心男孩子出生後養不活，怕專捉小孩的“鬼魂”將他的生命奪走，便以動物名為孩子取名。朱德的祖母給家中的3個孫子都取了乳名——阿牛、阿馬、阿狗。“阿狗”就是朱德的乳名，按川北習俗，三兄弟有時也被稱為“牛娃子”、“馬娃子”和“狗娃子”。後來，朱德成為開國元勳後，回到家鄉，還有老人講：“哦!是那個狗娃子回來了!”
“狗娃子”朱德出生的那間房子是丁家財主用做存放糧食的庫房，有十幾平方米，四面牆全是木板，房間低矮、潮溼、昏暗，只有從東面板壁上一個不到兩尺見方的小窗戶裡能透進一縷光線。幼年的朱德和他的父母、兄姐等6口人，就擠住在這間倉房裡。
在朱德的心目中，他最崇敬的人就是自己的生母。在朱德的記憶中，母親性情和藹，從沒有打罵過孩子，也沒有同任何人吵過架。在朱德稍懂事時，經常和哥哥們圍坐在母親身旁，在“吱扭扭”的紡線聲中，聽母親講那永遠也講不完的故事。
朱德四五歲時，就開始幫助母親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計。他後來回憶說：“我到四五歲時就很自然地在旁邊幫她的忙，到八九歲時就不但能挑能背，還會種地了。”
後來，朱德離家參加革命，一直沒有機會回到家鄉看望母親(只是後來在瀘州期間與母親生活過一段時間)。然而，朱德深深地愛戀著自己的母親。關注故鄉的一切。抗日戰爭爆發後的一年，四川鬧災荒，當從來山西投奔革命的的外甥那裡得知情況後，朱德非常掛念年邁的母親。在抗日戰線的山西洪洞縣，他悄悄地寫信向在四川瀘州的好友戴與齡求助：“……昨，鄧輝林、許明揚、劉萬方隨四十一軍來晉……述及我家中近況，頗為寒落，亦破產時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顧及他們。唯家中有兩位母親，生我養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歲乏食，想不能度過此年，又不能告貸。我十數年實無一錢。即將來亦如是。我以好友關係向你募200元中幣，速寄家中朱理書收。此款我亦不能還你，請你作捐助吧!我又函南溪兄(寄)200元，恐亦靠不住，望你做到復我。此候，近安。望你做到，復我。”
戴與齡接信後，才知名震全國的八路軍總司令竟如此兩袖清風，連資助老母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這位老同學感動不已。當即籌足200元，送到朱德家裡。
這封信現存國家博物館。片紙情深，滿紙質樸的語言，飽含孩子對母親的反哺之情。彰顯出革命者大公無私的坦蕩胸襟。
鍾氏在晚年知道自己的兒子擔任了八路軍總司令，但她仍不輟勞作，自食其力，唯一之所求就是在餘生之年能見上兒子一面，可因為當時正處抗戰時期，朱德身負重任。未能如願。1944年農曆二月十五日，86歲高齡的鐘氏臨終時，念念不忘遠在千里之外的三兒朱德，叫孫兒、孫媳們將自己抬到堂屋安放好，立即抹澡、梳頭、包壽帕、穿壽衣、鞋。囑咐後輩，不要把她葬入早已修好的“山”中(墓室)，而是葬在屋後左側的一棵大松樹下，不修墳頭、不立墓碑，以防反動派挖墳下毒手。孫兒、孫媳皆遵囑安葬鍾氏。
噩耗傳到延安，各界群眾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陝甘寧邊區政府文化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在會上號召，做母親的要學習鐘太夫人，做兒女的要學習朱德總司令。
此時，朱德的心情是悲痛的。他曾在接受意大利記者訪問時動情地說，這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我沒能侍奉老母，在她離開人間時，我沒有端一碗水給她喝”。然而，朱德很快將這種哀情埋入心底，化成一股力量，把對母親的愛上升為對人民的愛、對中華民族的愛。他在《回憶我的母親》一文中說：“母親現在離我而去了，我將永遠不能再見她一面了，這個哀痛是無法補救的。母親是一個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國千百萬勞動人民中的一員，但是，正是這千百萬人創造了和創造著中國的歷史。我用什麼方法來報答母親的深恩呢?我將繼續盡忠於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盡忠於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國共產黨，使和母親同樣生活著的人能夠過快樂的生活。”朱德一生的革命活動確實實踐了這一諾言。
1951年，朱德、康克清和弟弟朱泰階在北京中南海永福堂
朱德6歲時，入讀本姓家族辦的私塾，塾師按排行給他取名代珍。移居大灣後。伯父送他進席家砭私塾。先生給他取學名“玉階”，意取“沿著玉石砌成的階梯步步登高”
由於世代貧困，朱德家祖祖輩輩沒有一個識字的人，飽受著沒有文化的苦痛。1892年，朱德6歲那年，老人把他們兄弟3人送到本姓家族辦的藥鋪埡私塾就讀。塾師是朱德的遠房堂叔朱世秦。
朱世秦按朱氏宗譜的排行給朱德取名為朱代珍。在藥鋪埡讀書的全都是農家子弟，朱德在學生中的年齡最小，但他聰明、肯學，記得的字最多。朱世秦因為朱德書讀得好而特別喜歡他。朱德從《三字經》學起，讀完了《大學》、《中庸》、《論語》，還讀了《孟子》的一部分。
在藥鋪埡私塾讀了一年之後，因為老師“教得不太行”，朱德三兄弟改讀丁姓的私塾。這個私塾的主人，就是朱德家租佃田地的地主，朱德暗地稱他為“丁閻王”。私塾先生是一個秀才，課講得比藥鋪埡私塾要好得多。這個先生知識廣博，對每個字、詞、句解釋得很清楚。朱德見家裡花費錢財供自己上學，學習更加勤奮刻苦。
當時能到像丁傢俬塾這樣的地方讀書的，絕大部分是地主或者有錢人家的子弟。在丁傢俬塾讀了不久，朱家實在負擔不起3個孩子讀書的費用了，於是讓兩個大孩子回家種地了，朱德因為年齡小，又過繼給了伯父朱世連，能夠繼續讀下去。他在丁傢俬塾讀了兩年，除讀完了四書外，還讀了《詩經》、《書經》，並且還開始學作對聯。他用優異的成績證明，穿草鞋的孩子不但會種田，還會讀書，而且比周圍所有的人都讀得好、讀得多!於是，就連偏心的先生也不得不承認：朱代珍這孩子這麼用功，將來肯定有出息。
當時，旱災嚴重地困擾著山區的農民，許多農家因為田裡的禾苗枯死，不得不扶老攜幼，遠走他鄉。
1895年。朱德家裡沒有力量交納地主的加租，除夕夜。不時傳來一陣陣的鞭炮聲，那是“丁閻王”在丁家大院裡關著大門盡情歡樂。此時，朱家老小圍坐在火盆旁，默默地送走這年最後一個寒夜。而此時“丁閻王”家的管家提著燈籠、帶著打手闖進了朱家：“你們姓朱的全家都在這裡，好好聽著，我丁家老爺傳話，你們欠的租債一定要還清!你家租的田全部收回，已另外招租了。限你們明天就搬出這裡!”
農曆大年初一。朱邦俊父子邁著沉重的腳步，冒著飄飄的雨雪，頂著凜冽的寒風，在泥濘的小山道上四處奔波，為了全家人的生計，求拜佃主，租房佃田。他們奔波了一天，毫無著落。晚上，富人家的孩子們提著燈籠、放起了鞭炮，朱德和他的兄弟們卻圍坐在長輩的身旁，默默地聽著大人們議論來年的生計。全家人計議到半夜，認為實在沒有辦法，只能向人家借錢贖回祖屋，分居兩處各謀生路。於是，決定朱世林夫婦帶著孩子遷居陳家灣，朱德隨伯父母、祖父母及三叔、四叔遷回朱家大灣，在老祖屋附近佃租土地。
分別的時刻是令人心碎的。朱德眼含熱淚，依依惜別了慈愛的母親和朝夕相處的兄弟們，離別了他生活9年的山村……朱德後來回憶起當年家庭破產、骨肉分離的慘景時說：“在悲慘的情況下，我們一家人哭泣著連夜分散……”“母親沉痛的三言兩語的訴說以及我親眼見的許多不平事實，啟發了我幼年時期反抗壓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決心尋找新的生活。”
朱德隨伯父移居大灣的一年以後，有遠見的伯父又送朱德進入距大灣8裡地的席家砭私塾繼續讀書。他在這裡斷斷續續地度過了8年的私塾生活。
塾館的先生叫席國珍，是一位很有見地、又很有骨氣的正直的知識分子。入學那天，伯父帶著朱德拜見席先生。先生拍了拍朱德的肩頭，十分滿意地說：“我給你起個學名‘玉階’，希望你用功讀書，像白玉那樣清清白白做人，紮紮實實做事，立志沿著玉石砌成的階梯步步登高。你看如何?”朱德深深地鞠躬後，說：“我決不辜負先生的厚望!”在席先生的指導下，朱德學習勤奮，文思敏捷，極得席先生的讚賞。
在朱德眼裡，席先生是一個“對外部世界頗有遠見卓識的學者”，還是一個“周身叛骨、朝氣勃勃的評論家”。8年間，席先生對封建統治者的抗爭意識和圖謀變法革新的維新思想，對朱德走上民主主義道路，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朱德曾把他稱作自己思想上的啟蒙老師。
社會的動盪同樣震撼著西南偏隅的山村。席先生經常把他聽到的悲慘事實講給孩子們聽，啟發大家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少年朱德在席先生的啟蒙引導下，知道了許多大山以外的事情，明白了許多道理。萌發出要拯救中華民族的愛國意識。
1955年9月27日，朱德接受毛澤東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的命令狀
初次進城，“朱存銘”對那裡的一切感到新鮮，更想知道小城外的世界。大山難遮男兒志，救國志堅的“朱建德”最終選擇投筆從戎。於是，一別故里就是半個多世紀
1905年，朱德19歲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追求進步、尋求新學、嚮往西洋科學的慾望越來越強烈。地處窮鄉僻壤的舊私塾已不能滿足他的要求。一心要到外面去看看。
作為佃農的朱家，儘管經濟地位、政治地位低下，但卻無法擺脫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他們含辛茹苦，省吃儉用，供養朱德唸書，就是希望自己家裡能有一個讀書人，將來經過科舉，就可以做官，走上仕途也就敲開了財富的大門。儘管這時的朱德思想上已經開始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他希望去上新式學堂，接受新學教育。但是，朱德拗不過家中長輩的意志，也十分理解長輩們多年來的辛苦和期望，於是應試。
按照清朝科舉考試的規定，必須在通過縣試、府試後，才能成為秀才。朱德家裡沒有錢，幸虧儀隴縣城離大灣只有70多里，湊了一吊錢，步行到儀隴縣城，參加縣試。報名時，他改用“朱存銘”的名字。經過幾場筆試。順利地通過了縣試。
這年秋，朱德又與幾位同學結伴到順慶府(今南充市)參加府試。在順慶期間，他聽說這裡的新式學堂是由國外留洋回來的人辦的，教授的課程也是新式的，便產生了極強的興趣。
朱德回到家中不久，府試中榜的消息便傳到馬鞍場。朱家老小歡喜異常。他的伯父告訴家人，等到省試中榜，朱德就是秀才了；當了秀才，就可以去做官——那時，朱家光耀門楣的願望就可以實現了。可是，這時的朱德卻和家人想得不一樣，他經過這次遠行，開闊了眼界，增加了見識，順慶府的新式學堂像一塊磁石，緊緊地吸引著渴求新學的朱德。
考期逐漸臨近，家人也忙著為朱德收拾行裝。沒料到，這時傳來了朝廷的詔令，自丙午年(1906年)始，廢止一切歲、科考。科舉制度既已廢止，省試也就沒有什麼意義了。這一消息，對於朱家來說，無疑又是一次打擊，多少年來的希望頓時化為泡影。而朱德卻得到了一次極好的機會。他趁機告訴家人。因為實行“新政”，才取消了科舉考試。詔令中提到進學皆由學堂出身。去上新式學堂。將來同樣有所作為。在他的解釋下，家人終於同意了他的要求。
順慶府中學堂舊址
1906年春，伯父東挪西借湊了一筆錢。供朱德去順慶讀書。朱德進入南充縣官立高等小學堂就讀，這是兩年前由嘉湖書院改辦的，教師仍是聘用舉人、秀才擔任，教學方法與教學內容同舊的私塾也沒有多大的改變，還是“子日”、“詩云”那一套。一心向往新學的朱德感到大失所望，在這所高等小學堂裡讀了不到半年，就在遠房親戚劉壽川先生的幫助下，和同窗好友戴與齡考入了順慶府中學堂。為了鞭策自己學業上有建樹，品德上有造詣，在新學堂如願以償，朱德自己改名為“朱建德”。
當時的順慶府中學堂，集聚著一批具有科學知識和維新思想的有識之士。學堂的監督(即校長)就是後來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中國民主同盟創始人之一張瀾先生。張瀾主張革新教育和婦女讀書，在教學中很注重愛國維新思想的灌輸和科學知識的傳授，設置了國文、數學、物理、化學、歷史、地理、修身、格致(即生物)、圖畫、體育、外文等課程，一改舊式書院的陳腐風氣，深得學生們的歡迎。
進入順慶府中學堂，朱德第一次接觸到如此豐富的知識，的確感到應接不暇。難於應付，他的學習成績不甚理想。但是，求知的慾望使他如飢似渴地努力學習。
在順慶府中學堂學習的日子裡，朱德感到十分充實。特別尊重監督張瀾和良師劉壽川。儘管校務工作繁忙。張瀾經常深入學生宿舍，與學生打成一片。他看見朱德鋪上被褥很簡陋，發現朱德吃飯也很省，又從劉壽川老師那裡瞭解到朱德家境貧寒但學習用功，便經常和朱德談話。鼓勵朱德立大志，創新業。劉壽川的課講得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富有哲理，朱德很喜歡聽，兩人來往甚密，經常促膝交談。
在談心的過程中。劉壽川向朱德介紹了日本如何經過明治維新從工業落後走向先進，並向朱德介紹了孫中山在日本創建同盟會、發行《民報》等革命活動，且秘密借給朱德一本革命黨人鄒容寫的《革命軍》，囑朱德要好好讀一讀。於是，朱德第一次接觸到“革命”的字眼。
在當時“強身救國”、“教育救國”的思潮影響下，朱德接受了劉壽川的建議，決定到成都去，以求得更多的知識，拓寬自己的視野。
1907年初，朱德借到四五十塊銀元，隻身一人徒步到了成都。到成都時，高等學堂、通省師範學堂、武備學堂等都在招生。那時候，“一般操練習武成了風氣，連鄉下都操，因為怕要亡國了”。他先考上了武備學堂的弁目隊。那是為新軍訓練軍士的，可是家裡不讓他去。接著，他又考入了四川通省師範學堂附設的體育學堂。
入學後，這所學堂給朱德的第一個最深的印象是教師們都沒有留辮子，而是把一條假辮子縫在帽子上，可以自由取下。還令朱德吃驚的是，學校裡的女學生大都天足，這是對封建道德的反叛，讓朱德感到振奮。
在成都學習期間，朱德結識了敬鎔，在敬鎔的介紹下，又認識了李紹沆、田玉如、張四維。由於他們都來自同一縣城，因而經常在一起談論志向，探討救國救民的道路。
一晃一年過去了。在朱德的第二學期積分表上，12門課程總積分為1005分，平均83.7分，名列前10名，順利地完成了學業。
朱德從成都體育學堂畢業時，他的老師劉壽川已從順慶府中學堂回到儀隴，在縣裡任視學，便推薦朱德到儀隴縣立高等小學任體育教習兼庶務。同時，接受了朱德的好友李紹沆、田玉如和張四維，分別擔任文理科教習。
朱德與彭德懷合影
朱德等人進入學堂後。接管了學堂的事務，更引起舊派勢力的嫉恨。他們千方百計地攻擊、詆譭朱德等人。
不久就傳出許多流言蜚語，說他們教的新學。有損國粹；說他們頭戴假辮子，是假洋鬼子；說他們傳授野蠻思想。有人還貼出一首打油詩：“十二學生五教員，口盡義務心要錢。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張劉李田。”有人說朱德教的體育課要求學生穿短褂和褲衩，是“猥褻的課程”，有傷風化。
謠言和誹謗沒有動搖朱德等人興辦新學的信心，他們積極向學生及其家長宣傳新學的進步意義，鼓勵學生接受新學教育。於是，陸續有一些學生從私塾來到學堂就讀。一時間，學生從原來的12人增加到工到70多人。守舊勢力又僱用流氓惡棍搗亂。甚至大打出手……
一年的教習生活，使朱德對社會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看到封建勢力是怎樣頑固，看到新舊思想的交鋒是怎樣尖銳，同時，電增強了他同封建勢力進行鬥爭的信心，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開始了反對封建主義的真正鬥爭”。在這場鬥爭中，他深切體會到“教書不是一條出路”，決定去探尋新的救國道路。
1908年底，朱德接連收到敬鎔從成都寫來的信，勸他一同去投考雲南陸軍講武堂。於是，朱德在作出辭職的決定之後，即向老師和朋友辭行。
為此，他的恩師劉壽川同他徹夜長談。朱德說：“在當前國家危難之時，我想去投軍。”劉壽川問：“到哪去投軍?”朱德說：“我的一位朋友來信說，雲南開辦了陸軍講武堂。夏季開始招生，約我一起去投考。我想去試試。”
“我支持你去雲南投考講武堂。你有著強烈的救國救民志願，又具有軍事天才，還能吃苦，走從戎救國之路前程無量。”劉壽川的一番肺腑之言使朱德極為感動。
告別了朋友和恩師，朱德踏上了回馬鞍場的山路。
這一次回家，朱德沒有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只是說要去成都讀書。他自己也沒有想到，此次別離馬鞍場竟是50餘年。直到1960年他才重返故鄉。
70多天的“小長征”中，真正體會到了“吃盡雲南苦”的內涵。考試成績優秀卻還是落第，便更名“朱德”並冒籍報考，哪知“模範朱”後來險些被講武堂除名 。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合影
日行夜宿，起早貪黑。經過12天的長途跋涉，23歲的朱德於1909年初再次來到成都，找到朋友敬鎔。
春節過後，朱德和敬鎔結伴，迎著早春的風寒，踏上漫漫的旅途。這次千里遠走雲南，確定了他一生所走的道路，開始了從士兵到元帥的長途跋涉。 沒有坐船，沒有騎馬，硬是憑著一雙鐵腳板和一捆草鞋，穿山越嶺，涉水過江，走了3000餘里。
朱德和敬鎔在昆明城內龍井街一蕭姓四川人開的臨陽小客棧裡住下。這時，朱德才決定給家裡寫一封信，一是報個平安，二是把自己這次離家遠行的真相告訴父母。他在信裡說，家裡祖、父兩輩人都指望自己支撐門戶，指望自己當官、掙錢，使全家人從貧窮中擺脫出來。老人們的心願是好的，但根本無法實現。眼看同家都快要亡了，救國要緊，沒有國，哪還有家呀?!所以，現時無法顧家了。父母的養育之恩，只求來日報答。
第二天，他們去打聽報考講武堂的事情，很快了解到：講武堂主要招收雲南籍的學生，外省人沒有當地老住戶和有地位的人擔保，是不能報考的。別人還告訴他們：陸軍講武堂主要是為新軍及巡防營培養骨幹，同時還編練新軍一鎮(師)，定名為“暫編陸軍第十九鎮”。後來，敬鎔找到了一位四川同鄉，想請他擔保報考講武堂。這位同鄉是在由四川人組成的新軍步兵標(團)裡供事。這個步兵標駐在巫家壩，歸雲南新軍第十九鎮第三十協(旅)管轄。看在鄉親的份上，他滿口答應了。
夏季裡，雲南陸軍講武堂的招生考試開始進行。朱德和敬鎔在熱情的川籍軍官的介紹與擔保下，報名參加了考試。公佈成績時，朱德和敬鎔都合格了，且成績都不錯，他們倆十分高興。朱德心想，進講武堂的願望終於實現了，幾個月的艱苦努力沒有付之東流。
公佈錄取名單的那天，朱德早早就去了。誰知名單上只有敬鎔，卻沒有朱建德。那一刻，朱德感到萬分失望。
朱德不甘心自己的落第，他去追問那名川籍軍官：“他們為什麼不錄取我?為什麼?”那名軍官帶有幾分同情的口氣說：“也許因為你是四川人。”
“不對，你說得不對。敬鎔也是四川人，他為什麼能錄取?況且我比他考得還好?”朱德為自己申辯。這時，敬鎔皺了皺眉頭，略帶不安地解釋：“建德，這件事也怪我，我擔心四川人錄取不了，在報名的最後一瞬間，我決定改變籍貫。寫成出身雲南一家地主家庭。”
聽後，朱德好半天沒有說出一句話。這個小小的把戲對於一向辦事認真、為人老實的朱德是一個不小的打擊。怎麼辦呢?身上的盤纏已所剩無幾，四川也回不去了。朱德望著日夜嚮往的那個講武堂，暗暗在心中說，我一定要進講武堂，一定要去當兵。
當朱德把自己的想法告訴那名川籍軍官時，軍官感到很驚訝。那時候，有文化的人是不願意當兵的。朱德願意當兵，正是求之不得。那軍官立刻答應把朱德介紹到川軍的步兵標裡去：“不過，你最好改個名字?”
從這時候起，朱德就改掉了“朱建德”名字，而以“朱德”兩字報名當兵。並把自己的籍貫改成雲南省臨安府(今建水)蒙自縣。因為這一個變故，後來有許多人都以為朱德是雲南人。
在新軍裡，由於朱德的文化程度高，又上過體育學堂，有強健的身體，在入伍後的基礎訓練中，就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很快就擔任了隊(相當於連)部司書(文書)。
鄧小平、朱德、賀龍合影
但是，朱德在司書這個職位上只幹了一兩個月，七十四標標統(相當於團長)羅佩金就主動保薦朱德到陸軍講武堂受訓。步兵標和講武堂雖然只有一牆之隔，但朱德仍然為能進講武堂受訓而慶幸。一有機會，朱德就去觀看講武堂學員的訓練。
一天，羅佩金把朱德叫到跟前，上下掃了幾眼，虎聲虎氣地說：“講武堂又要招考新生了，本標統有意保薦你赴考，怎麼樣?”朱德一聽’喜從天降，連忙抬手向羅佩金敬一個禮。
各項考試都進行得很順利。這一次。朱德在報名表上填的是填的雲南臨安府蒙自縣人，而不是四川人。不過，口試時，主考官覺察他說話有四川口音。這時，朱德巧妙地回答：“我家祖父居守蒙自老業，家父久在四川做官，我自幼隨父，所以是四川口音。”於是，朱德很順利地被錄取了。這年，他終於走進雲南陸軍講武堂的大門。後來，朱德在回憶時說：“我的志願總是想做個軍人，而這個講武堂恐怕是當時中國最進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學生很嚴格，我竟被錄取，因此感到非常高興。”
雲南陸軍講武堂坐落在昆明承華圃，東臨翠湖，這裡原是明洪武年間沐國公沐英練兵的舊址。講武堂監督(後任總辦)李根源和教官方聲濤、趙康時、李烈鈞、羅佩金、唐繼堯、劉祖武、顧品珍、張開儒等都是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其中大多數人在日本留學期間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擁護孫中山提出的革命主張。懷有強烈的反清情緒。
講武堂的學習生活是緊張的，每天上課6個小時，下操2個小時，只有星期日才可稍作休息。由於朱德經歷過一段士兵的生活，於是很快就適應了這裡的環境。
日後，朱德在回憶時說：“這時候我學習得很舒服，又沒有什麼掛慮，家嘛離得老遠。也沒有親戚朋友，這可以說是一個特別專心學習的時期。”他的同班同學楊如軒回憶：“朱總在講武堂時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刻苦好學，哪怕休息時間，他都用來看書或鍛鍊。”
朱德指揮隊伍時，動作乾淨利索，喊口令時聲音洪亮，為全校之冠。每當遇到外圍領事到講武堂來參觀，總辦李根源總是從學生中指令朱德和朱培德兩人出來指揮，同學們一時稱他們為“模範二朱”。
有一天，李根源在操場看到朱德的訓練動作做得準確、利落，心中感到由衷高興。當即向朱德所在隊的隊長顧品珍誇獎起朱德。而顧品珍對此並不以為然，並向李根源述說了朱德冒籍進入講武堂的事情。
原來，顧品珍在上課時經常體罰學生，引起學生們的反感。可是誰也不敢得罪顧品珍。為此，朱德帶頭向顧品珍提出反對體罰的意見，弄得顧品珍十分尷尬。後來，顧品珍察覺到朱德冒籍的事。於是，伺機報復朱德，建議將他除名。
朱德知道冒充雲南籍貫的事已經瞞不過去了，就把自己同敬鎔一起相約投考講武堂，立志以軍事救國，怕家庭阻攔、隻身出走，憑藉朋友湊給的微薄盤纏，千里跋涉，步行到昆明，第一次報考未被錄取的原委，詳詳細細地在李根源面前敘說了一遍。聽著聽說，李根源被打動了。
李根源和顧品珍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深知其剛愎自負、氣度狹隘。於是，他心平氣和地對顧品珍說，朱德有志於救國，不遠千里投考講武堂，實為可貴。像他這樣朝氣勃勃的有志青年正是講武堂需要培養的人才。同時，李根源還主張對朱德冒籍一事更改過來即可，不必再追究。在李根源的勸說下，顧品珍恍然有所悟，怒氣漸消。後來，朱德回憶說，從此顧品珍改變了對他的態度。
1911年7月，雲南陸軍講武堂召開大會，主席臺上方掛著“雲南陸軍進武堂特別班畢業典禮”會標。100餘名特別班學員肅立於禮堂中央。臺上列坐著雲南顯赫人物：雲貴總督李經羲和他的僚屬；新軍十九鎮的統制、協統、標統們。講武堂總辦李根源逐次點呼學員領取畢業證書。
“特別班畢業生金漢鼎!”李根源剛喊出口，金漢鼎上臺，接過畢業證書後退回原位。……
“特別班畢業生朱德!”喊到朱德，朱德以洪亮的嗓音答應：“在!”並以挺拔有力的標準軍人儀態走向主席臺。
七十四標標統羅佩金悄聲對三十七協協統蔡鍔說：“這位就是講武堂學員中有名的‘模範二朱’之一的朱德，四川儀隴人。”蔡鍔讚許地點了點頭。
朱德從李根源手中接過畢業證時，李根源笑了笑，講：“朱德是我們講武堂的優秀畢業生!你們可要知道，他為了進這個講武堂，從四川步行數千裡，還冒充雲南人，險些被我除名……”
曾耳聞過朱德有關情況的蔡鍔一聽李根源的介紹，喜上眉梢，驟然更是對朱德產生了好感：“看得出來，朱德同學將來一定會有所作為。”
朱德見蔡鍔很瘦削，那對相距甚寬的眼睛閃出逼人的氣魄和潛力，雙頰像女性，嘴角又顯得嚴峻、剛強，心中油然升起幾分敬意。聽到蔡鍔也誇獎自己，朱德立刻表露出謙遜的微笑，說：“學生只是為了救國救民，才下決心來雲南學習軍事。”
“說得好!說得好!中國要謀求獨立自由，必須建立起強大的軍事武裝。”蔡鍔很欣賞朱德的樸實和坦率。畢業典禮結束時，蔡鍔還特別邀請朱德到他的住處去看看。
自此，朱德懷著救國救民的志願，走向滇軍，走向德國，走向共產黨……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後，朱德曾化名王楷，系從他的字“玉階”省筆畫、換偏旁而來(階的繁體字是“階”)。除了名字的更迭外，朱德一生還擁有許多他人給自己所取的綽號，如上文提及的“模範朱”以及在南昌起義後敵軍槍口指向他的胸膛逼問“你是什麼人、朱德在哪”時，他從容不迫地回答：“我是伙伕頭，不曉得啥子朱德。”這個“伙伕頭”成了他給自己取的綽號。1930年，朱德成為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翌年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此後幾十年間，“總司令”或“朱老總”在黨內成為朱德的代稱。毛澤東曾稱他是“紅司令”，並說，“朱毛，朱毛，我是你身上的毛啊”!當然，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歲月裡，那些妄想篡黨奪權的野心家、陰謀家曾誣陷他是“黑司令”。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在《偉大的道路》中，曾恰如其分地賦予朱德“紅軍之父”的稱謂。這位“樸素渾如田舍翁”作為開開國元帥，還有“共和國第一元帥”的美稱……
一個個名字或綽號，都是開國元勳朱德人生履歷中的一個個傳奇的印記。他的思想、品格在中國人民中受著毋庸置疑的尊敬和愛戴，正如周恩來所言，他的革命經歷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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