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有多少方言？
每一个离开过家乡的人，每一个有外乡人的市镇或村庄的居民，都曾经听见过跟自己说的话不一样的外乡话。在像上海这样的“五方杂处”的城市，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机会跟说外乡话的人打交道。比如有一家无锡人搬来上海住，他们家里说的是无锡话，他们楼上住着一家常州人，说的是常州话，隔壁人家是广东来的，说的是广州话，弄堂口儿上“烟枝店婶婶”说的是宁波话。他们彼此交谈的时候，多半用的是不纯粹的上海话，也许有几个老年人还是用他们的家乡话，别人凑合着也能懂个八九成（除了那位广东老奶奶的话）。他们在电影院和收音机里听惯了普通话，所以要是有说普通话的人来打听什么事情，他们也能对付一气。这些人家的孩子就跟大人们有点不同了，他们的普通话说得比大人好，他们的上海话更加地道，那些上过中学的还多少懂几句外国话，在他们的生活里，家乡话的用处越来越小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全国人民至少是大城市居民的既矛盾而又统一的语言（口语）生活。
人家都知道汉语的方言很多，可究竟有多少呢？很难用一句话来回答。看你怎样给方言下定义。如果只要口音有些不同，就算两种方言，那就多得数不清，因为有隔开十里二十里口音就不完全一样。要是一定要语音系统有出入（甲地同音的字乙地不同，而这种分合是成类的，不是个别的），才算不同的方言，大概会有好几百，或者一二千。要是只抓住几个重要特点的异同，不管其他差别，那就可能只有十种八种。现在一般说汉语有八种方言就是用的这个标准。这八种方言是：北方话（从前叫做“官话”）、吴语、湘语、赣语、粤语、客家话、闽南话、闽北话。实际这北方话等等只是类名，是抽象的东西。说“这个人说的是北方话”，意思是他说的是一种北方话，例如天津人和汉口人都是说的北方话，可是是两种北方话。只有天津话、汉口话、无锡话、广州话这些才是具体的、独一无二的东西：只有一种天津话，没有两种天津话。宁可把“方言”的名称保留给这些个“话”──刚才说了，汉语里大概有好几百或者一二千，──把北方话等等叫做方言区。一个方言区之内还可以再分几个支派，或者叫做方言群，比如北方话就可以分华北（包括东北）、西北、西南、江淮四大支。
方言语汇的差别
方言的差别最引人注意的是语音，划分方言也是主要依据语音。这不等于不管语汇上和语法上的差别。事实上凡是语音的差别比较大的，语汇的差别也比较大。至于语法，在所有汉语方言之间差别都不大，如果把虚词算在语汇一边的话。
现在引一段苏州话做个例子来看看。
俚走出弄堂门口，叫啥道天浪向落起雨来哉。
他走出胡同口儿，谁知道天上下起雨来了。
啊呀，格爿天末实头讨厌，吃中饭格辰光，
阿呀，这种天么实在讨厌，吃午饭的时候，
还是蛮蛮好格，那咾会得落雨格介？
还是很好很好的呀，怎么会下雨的呀？
又弗是黄梅天，现在是年夜快哉呀！
又不是黄梅天，现在是快过年啦！
这里可以看出，苏州话和普通话在语汇上是很有些差别的。可是语法呢？抛开虚词，这里只有两点可说，苏州话的“蛮”相当于普通话的“很”，可是苏州话可以说“蛮蛮”（加强），普通话不能说“很很”；苏州话说“年夜快”，普通话说“快过年”，语序不同。当然不是说苏州话和普通话在语法上的差别就这一点儿，可是总的说来没有什么了不起。语汇方面有两处需要说明：一，不是任何“口儿”苏州话都叫“门口”，这里写的是上海的事情，上海的里弄口儿上都有一道门，所以说“弄堂门口”。二，不是所有的“这种”苏州话都说“格”，只有意思是“这么一种”并且带有不以为然的口气的“这种”才说成“格爿”。
比较方言的语汇，首先要区别文化语汇和日常生活语汇。文化语汇，特别是有关新事物的用语，各地方是一致的，有例外也是个别的。比如下面这句话：“做好农田基本建设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把旱田改造成水田，把坏地改造成好地，是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地区的自然面貌，扩大稳定高产农田面积的重要措施”，方言的差别只表现在“把”、“是”、“的”、“这些”等虚词上，在实词方面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比较方言的语汇，还应当特别注意：别以为都是一对一的关系，常常是一对多乃至多对多的关系（几个一对多凑在一块儿）。比如语气词，每个方言都有自己的语气词系统，两个方言之间常常是不一致的。不但是虚词，实词方面也不见得都是一对一。鲁迅的小说《社戏》里写阿发、双喜他们偷吃田里的罗汉豆，这罗汉豆是绍兴方言，别处叫蚕豆，绍兴话里也有蚕豆，可那是别处的豌豆。又如钟和表，南方的方言都分得很清，可是北方有许多方言不加分别，一概叫做表。又比如你听见一个人说“一只椅子四只脚”，你会以为他的方言里只有“脚”，没有“腿”，管腿也叫脚。其实不然，他的方言跟你的方言一样，腿和脚是有分别的，只是在包括这两部分的场合，你用“腿”概括脚，他用“脚”概括腿罢了。还有比这更隐晦的例子。比如两个朋友在公园里碰见了，这一位说：“明儿星期天，请你到我们家坐坐。”那一位说：“我一定去。”这一位听了很诧异，说：“怎么，你倒是来不来呀？”他诧异是因为按照他的方言，他的朋友应该说“我一定来”。
方言和方言之间的界限
无论是语音方面还是语汇方面，方言和方言之间的界限都不是那么整齐划一的。假如有相邻的甲、乙、丙、丁四个地区，也许某一特点可以区别甲、乙为一方，丙、丁为一方，另一特点又把甲、乙、丙和丁分开，而第三个特点又是甲所独有，乙、丙、丁所无。比如在江苏省东南部和上海市的范围内，管“东西”叫“物（音‘末’）事”的有以启东、海门、江阴、无锡为边界的二十一个县、市；管“锅”叫“镬子”的地区基本上相同，但是江阴说“锅”；管“锅铲”叫“铲刀”的，除上面连江阴在内的地区外，又加上邻近的常州、扬中、泰兴、靖江、南通市、南通县六处；管“肥皂”叫“皮皂”的，又在原地区内减去启东、海门两处，加上常州一处；如此等等。
如果在地图上给每一个语音或语汇特点画一条线──方言学上叫做“同言线”，──那末两个方言之间会出现许多不整齐的线，两条线在一段距离内合在一起，在另一段又分开了。请看下页的图。
从图上可以看出，这个地区的话可以分成两个方言，这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在哪儿分界就不是那么容易决定了。
不但方言和方言之间是这种情况，方言区和方言区之间也是这种情况，象前边说过的“物事”、“镬子”、“铲刀”、“皮皂”，都属于吴语的词汇，可是分布的广狭就不一致。甚至相邻的亲属语言之间，如南欧的罗马系诸语言之间，东欧的斯拉夫系诸语言之间，也都有这种情况。单纯根据口语，要决定是几种亲属语言还是一种语言的几种方言，本来是不容易的。事实上常常用是否有共同的书面语以及跟它相联系的“普通话”来判断是不是一种语言。比如在德国和荷兰交界地方的德语方言，跟荷兰语很相近，跟德国南方的方言反而远得多。德语作为一个统一的语言，跟荷兰语不相同，主要是由于二者各自有一个“普通话”。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语言和方言就很不好区别。这也就是对于“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语言？”这个问题难于作确定的回答的原因。
方言调查对于语言史的研究很有帮助。古代的语音语汇特点有的还保存在现代方言里，例如吴语和湘语里的浊声母，闽语、粤语、客家话里的塞音韵尾（-b，-d，-g）和闭口韵尾（-m）。（更正确点应该说是我们关于古音的知识很大一部分是从比较现代方言语音得来的。）现代已经不通用的语词很多还活在方言里，例如“行”、“走”、“食”（闽、粤、客，=走、跑、吃），“饮”（粤，=喝），“着”（粤、吴，=穿衣），“面”、“翼”、“晓”（闽、粤，=脸、翅膀、知道），“箸”（闽、客，=筷子），“晏”、“新妇”（闽、粤、吴，=晚、儿媳妇），“目”、“啼”、“糜”、“汤”、（闽，=眼睛、哭、粥、热水），等等。这些都是原来常用的词，原来不常用，甚至只是记载在古代字书里的，在方言里还可以找到不少。但是一定要词义比较明细，字音对应合乎那个方言的规律，才能算数。否则牵强附会，滥考“本字”，那是有害无益的事情。
昌黎-卢龙-抚宁地区方言图
图 例
……线以北，“爱、袄、暗、岸”的声母是n，分别跟“耐、脑、难（灾难）”同音；线以南，“爱、袄、暗、岸”的声母是ng，不跟“耐”等同音。
-·-·-线以北，儿韵和儿化韵都不卷舌；线以南都卷舌。
----（1）线以北，“头·上，黄·瓜”的“头、黄”跟单说的“头、黄”同声调；线以南不同声调。
（2）线以北，“没钱”的“没”跟“没来”的“没”同音；线以南，不同音。
~~~线以北，“腌菜”的“腌”的声母是零；线以南是r。
-··-··线以北，管啄木鸟叫“鹐（qiān）鹐木”；线以南，管这种鸟叫“鹐得木”、“鹐搭木”或“鹐刀木”。
汉语从很早以来就有方言。汉朝的杨雄编过一部《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后代简称为《方言》，记录了很多汉朝的方言词。按照这部书的内容，汉朝的方言大致可以分成十一区：秦晋、赵魏、燕代、齐鲁、东齐青徐、吴扬越、卫宋、周韩郑、汝颍陈楚、南楚、梁益。但是杨雄的书只管方“言”，不管方“音”，所以看不出这些地区的语音是怎样不同。后来续《方言》的书很不少，可惜那些作者都只着重在古书里考求方言词的“本字”，不注重实地调查，不能反映方言的分布情况。因此一部汉语方言发展史研究起来就很困难。要说各地方言古今一脉相承，显然不大可能，因为居民有迁徙（历史上有很多大量迁徙的记载），方言也有消长。也有人以为现代方言都出于古代的一种有势力的方言，这也不近情理，因为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一种方言的力量能够把别的方言彻底排除。
要推广普通话
在一种语言没有“普通话”的情况下，方言只有一个意义，只是某一语言的一个支派。要是这种语言有了一种“普通话”，“方言”就多了一层跟“普通话”相对待的意思。“普通话”的形成跟书面语的产生和发展有关系。书面语以某一方言为基础，同时又从别的方言乃至古语、外语吸收有用的成分。基础方言本身的变化反映在书面语上，而通过书面语的使用和加工，基础方言又得到了扩大和提高，渐渐成为一种“普通话”。可见“普通话”和书面语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古代汉语有没有“普通话”？也可以说是有，也可以说是没有。古代有所谓“雅言”，杨雄的书里也常常说某词是“通语”、“四方之通语”。这些“通语”多半是见于书面的，可是未必有统一的语音，也未必能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汇（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语汇里还有一部分是“语”而非“通”，有一部分是“通”而非“语”）。加上从汉朝起书面语渐渐凝固下来，走上跟口语脱节的道路。因此，尽管每个时代都有一两种方言比别的方言有更大的威望，可是不容易产生一种真正的普通话。一直要等到一种新的书面语即所谓“白话”兴起之后，才再度提供这种可能，并且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终于由可能变成现实。
事物的发展大都决定于客观的形势。我们现在不能再满足于“蓝青官话”，而要求有明确标准的“普通话”，不能再满足于这种普通话只在某一阶层的人中间通行，而要求它在全民中间逐步推广，这都是由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社会的性质决定的。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性已经为多数人所认识，不用我再在这里多说。我只想提一两件小事情，都是自己的切身经验。五十年前初到北京，有一天是下雨天，一个同住的南方同学出门去。他用他的改良苏州话向停在马路对面的洋车连叫了几声“wángb-jū”（“黄包车”，他以为“车”该说jū），拉车的只是不理他，他不得不回来搬救兵。公寓里一位服务员走出去，只一个字：“chē！”洋车马上过来了。另一件事是我第一次看《红楼梦》的时候，看到史湘云行酒令，拿丫头们开玩笑，说：“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哪讨桂花油？”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鸭”[a?]头本来不是“丫”[o]头嚜。其实这样的例子多得很：“有什么福好享？有个豆腐！”“骑驴来的？──不，骑鹿（路）来的。”这些都是普通话里同音而很多方言里不同音的。当然这些都是很小的小事情，不过既然在这些小事情上不会普通话还要遇到困难，在大事情上就更不用说了。
方言地区的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练”字。懂得点发音的知识，对于辨别普通话里有而家乡话里没有的音，象zh-，ch-，sh-和z-，c-，s-的分别，n-和l-的分别，-n和-ng的分别，自然有些用处，然而不多多练习，那些生疏的音还是发不好的。至于哪些字该发zh-的音，哪些字该发z-的音，哪些字是n-，哪些字是l-，如此等等，更加非死记多练不可。有时候能从汉字的字形得到点帮助，例如“次、瓷、资、咨、谘、姿、姿”是z-或者c-，“者、猪、诸、煮、箸、著、褚、储、躇”是zh-或者ch-。可是这只是一般的规律，时常会遇到例外，例如“则、厕、侧、测、恻”都是z-或者c-，可是“铡”却是zh-。又如“乍、炸、诈、榨”都是zh-，可是“作、昨、柞、怎”又都是z-，这就更难办了。（这个例子碰巧还是有点规律，凡是a韵的都是zh-，不是a韵的都是z-。）
推广普通话引起怎样对待方言的问题。“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普通话逐步推广，方言的作用自然跟着缩小。学校里的师生，部队里的战士，铁路和公路上的员工，大中城市的商店和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为了实际的需要，都会学会说普通话。在一些大城市里，很可能在一个家庭之内，老一代说的是方言。第二代在家里说方言，到外面说普通话，第三代就根本不会说或者说不好原来的“家乡话”。但是尽管使用范围逐渐缩小，方言还是会长期存在的。普通话为全民族服务，方言为一个地区的人服务，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很长一个时期。在不需要用普通话的场合，没有必要排斥方言，事实上也行不通。甚至“只会说普通话的人，也要学点各地方言，才能深入各个方言区的劳动群众”。但是这不等于提倡用方言。比如用方言写小说，演话剧，偶一为之也无所谓，可不必大加推崇，广为赞扬，认为只有用方言才“够味儿”。普通话也是挺够味儿的。
转自：语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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