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特殊的学校，一群特殊的人。
——题记
”
一个温暖的冬日的下午，我请了一个熟悉地点的朋友，去寻“五七干校”的踪迹，现场感受五十年前那群知识分子曾经的郁闷、悲伤、不解和沉思。
出息县县城往东北方向，车行三十多公里，一条凸凹不平的柏油路边，一面不高也不宽的牌子上，用红字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五七干校旧址”的字样，拐上一条稍窄的水泥路，行走两三公里的模样，就到了要找的地点。水泥路是南北方向，东侧是一条干涸的水沟，与一条东西走向的同样干涸的窄沟交叉成一个“十”字，“十”字的东南角有一片围起来的院落，大概几十亩的样子，大部分是平旷的麦田，麦苗青青，几乎要盖住地皮。靠院子的西北角，有一排不高的房屋，数了数，好像是十间，因为整排房屋只有四扇门，窗子与房屋也不对应，有的是空空的，只有几根钢筋棍，有一个窗子砌了半截，上面通透的部分插着四五根粗细不一的木棍，应该是代替钢筋用来防盗的。看得出，房顶是水泥质地的瓦，当地早些年头盖房子通用的那种形状，总体感觉还算规整。墙的承重部分，由红砖砌成，其余部分糊上了泥巴，看不清楚用的是什么材料。房屋破旧不堪，多数空着，有门的都是独扇简易红漆木门，还有没有门的。中间一间锁着，由门缝往里看，可见墙上悬挂的介绍干校内容的图片资料。最东的一间放置了许多树枝等杂物。走进两间没门的房屋看，房顶是黑色的油毡，油毡用一排排的木条托着，除去最高处的主房梁，两边往下各有四根檩条，两间房屋顶部正中间往下由一个三角形的木梁支撑，这是当地完全传统的构筑方法。内墙上有一部分还保留着当年粉过的白石灰，明显的旧痕迹，有的部分糊着灰褐色的泥巴，里面有麦秸的影子。一面墙上的钉子上还挂着一个容量大概半斤的褐色玻璃瓶，取下闻一闻，有煤油或者是柴油的气味。据介绍，这里曾下放过钱钟书、杨绛、俞平伯、吴世昌、吕叔湘、任继愈、顾准等一大批顶尖级的各界专家，不知墙上的黑痕是不是钱钟书先生夜晚秉灯给相距咫尺却难以相见的杨绛先生写信所留下。墙上大大小小的窟窿亦或是俞平伯先生借鉴《红楼梦》里的办法琢出来用于挂蚊帐的呢。房屋外中间部位靠墙的地上，放着一个大石磙，直径有一米二三那样，水泥中掺着白色的石子做成，这应该是那些学究们的杰作，这么大的工具，拉着碾压麦子脱粒，没有十几二十个弱不经风的专家一起使劲是断不可能的。同样的石磙，房屋西南不远处也有一个。我猜想，这石磙比我眼界宽，是见过大世面的。这排房屋的后窗也多是用红砖砌死的，接着后墙的，依然是麦田。
出了院落，往西过路不远处，是另一排破旧不堪的房屋，房前杂草丛生，同样的有的有门，有的没门，最西边的房顶已经坍塌，冬日的衰草在风中凌乱，仿佛悲叹着不堪回首的当年。这排房屋往北过渠沟，又是一排红砖房，也是九、十间的样子，房屋比较高大，红瓦盖顶，部分屋顶已经塌陷，屋的东南是一片茂密的竹林，翠竹青青，与屋西翻耕过的黝黑的土地，更加衬托出老屋的沧桑和突兀。房屋曾经的主人多已作古，极个别还健在的老人不知道在他们晚年的记忆中，还会不会偶尔回忆起这段岁月，回忆起这片让他们曾经难以摆脱的麦田，回忆起这印入眼帘、印入历史的青色土地。
对于这一段以及后来在另一所干校的经历，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曾有记述。对于莫名其妙地经历一段完全陌生的苦难，她以一个亲历者的笔触平静淡然地道出，没有悲伤，没有怨恨。钱钟书先生在书前引言中称，“那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这需要多大的包容之心和悲悯之情。
据记载，当年仅在息县一地，就有“五七干校”七所，而我所寻觅的这一处，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经济所专家及家属二千余人在此“学习”和生活，房屋有七百余间之多。在这个被称作“中华第一县”的所在，在这片淮河多次改道的区域，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自然的美丽和人间的友好曾经相得益彰，自然的美丽也曾和人间的丑恶对比鲜明。“五七干校”的旧房子就在眼前，“五七干校”的那些事儿已随风飘去。西望长天，阳光正好，寒冷的日子，也会有温暖。这一片土地，麦苗青青。
2019年12月8日于大息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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