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的經驗與理論分析——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的一種總結

裴長洪1 彭磊2 鄭文3

1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2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北京

3江西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講師，南昌

摘 要：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中，中國各級政府和外貿企業不僅創造了新的實踐，而且實現了從“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到“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的認識飛躍。中國的經驗說明，某些經濟學的認識工具，如“價格的貿易條件”和“微笑曲線”等理論，對解讀中國的對外貿易都存在侷限性。從總結中國自身的經驗出發，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的經濟學涵義應當定義為：轉變外貿的國民收益方式和格局；轉變外貿的競爭方式；轉變外貿的市場開拓方式；轉變外貿的資源利用方式。從這些經濟學涵義中，可以制定出較為科學、合理並易於操作的考核指標體系。

JEL: F10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中共十七大以來我國經濟工作中重要的指導思想。在對外貿易領域，早在200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曾提出“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經過幾年實踐，特別是經過2008年和2009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的考驗，2009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加快外貿發展方式的轉變”。從增長方式轉變到發展方式轉變，雖然只有兩個字的變化，卻深刻反映了中國政府決策者對中國自身經驗的新認識和對科學發展觀的新理解。如何用經濟學的認識工具和語境對此進行詮釋應是中國經濟學理論研究的任務。

一、 “價格的貿易條件”與“微笑曲線”等經濟學理論的侷限性

以往有關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研究，一般都把它理解為主要是針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低端、產品科技含量少、產品附加價值較低；因此要把推動出口增長的動力機制從資源消耗和增加勞動要素投入轉向提高科技要素投入、技術和工藝創新以及勞動者素質提高上來，從而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價值。一些研究還提出這也應包括要改變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的增長狀態。從現在看，這種認識也沒有完全過時，但為什麼在時隔5年之後，特別是在經歷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的實踐之後，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升為轉變外貿發展方式，這究竟蘊涵了哪些新的信息和新的認識呢？

從理論淵源上來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理論探討首先可以追溯到貿易的價格條件惡化學說。該理論認為，隨著某種產品的出口貿易增加而使出口價格與進口價格的比值下降，出口國的國民福利受到損害。用這個理論來解讀現在的中國出口貿易，就是指我國靠資源消耗和勞動要素供給不斷增加出口數量，導致單位產品出口價格不斷下降，與進口價格之比值不斷下降。應該說，現實情況與此相符。其次，20世紀90年代以來，臺灣施振榮提出了“微笑曲線”學說，被大量引證，並通過這個學說加強了貿易條件惡化說的說服力。按照“微笑曲線”學說，中國出口貿易所依靠的加工組裝生產，處於“微笑曲線”的最低端，即價值鏈的最低端，國民福利最低；在國際價值鏈高端的上下游環節，是附加價值較高的環節，但都被國際資本獲取，中國大量的出口貿易拿到的僅僅是最低端的“血汗”收入，因此中國對外貿易應當向上下游高端發展。這兩個學說從理論邏輯上看是無懈可擊的，對中國對外貿易的政策制定和實踐發展也有參考意義，但卻不是我國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完整的理論解釋，更不可片面理解地用於指導政策制定。

實際上，一些西方經濟學家已經看到價格貿易條件學說的不完善，指出貿易條件的計算有三種主要的方法。一是價格貿易條件（NBTT），即一國出口商品價格指數和進口商品價格指數的比率。它直接反映了一國單位出口商品能夠換得的進口商品的數量。一般認為，如果一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惡化，意味著該國單位產品的出口換得的進口將減少，是一種福利損失；反之，一國的貿易條件改善，意味著該國單位產品的出口換得的進口將增加，是一種福利增加。但是在一國價格條件下降的同時，有可能出現出口商品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出口量增加以及外貿收入增加的現象，此時，一國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並不一定造成社會福利的減少，反而是社會福利的增加。因此，在價格貿易條件的基礎上，派生出另外兩種貿易條件的計算方法。一種是收入貿易條件（ITT），即在價格貿易條件的基礎上考慮出口數量，以衡量一國所獲得的靜態貿易總量的變動趨勢。另一種是要素貿易條件（FTT），即在價格貿易條件的基礎上考慮要素的勞動生產率，以衡量一國使用單位生產要素能夠換得的進口商品的變動趨勢。

由於價格貿易條件直接關係到我國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力，收入貿易條件關係到我國整體收益的變動，而要素貿易條件考慮到技術進步的動態作用，這使得貿易收益的衡量更加全面。但收入貿易條件和要素貿易條件在實證研究中往往被忽略，而價格貿易條件又往往被片面誇大。

李小平計算了1981—2007年間中國工業製成品的各個貿易條件，發現工業製成品的價格貿易條件在1986年後呈現持續下降趨勢，但是收入貿易條件和要素貿易條件保持了上升趨勢，這體現了工業製成品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顯著影響了收入貿易條件和要素貿易條件。湛柏明針對把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歸因於外商投資企業的觀點，特別計算了1994—2007年間三資企業的各個貿易條件，結論是，三資企業在此期間的價格貿易條件在波動中呈改善趨勢，收入貿易條件和單要素貿易條件呈穩定上升趨勢；而規模以上企業和國有企業的收入貿易條件也是上升的。

不同的計算方法實際上反映了不同的利益立場。價格貿易條件學說是基於廠商的理論，即資本所有者的理論，它沒有把廠商利潤以外的國民收益分配納入視野。我國的出口產品附加值低，但收入的貿易條件卻表現為上升趨勢，這說明廠商利潤並非國民收益的全部。提高產品附加值是必要的，但並不能滿足增進國民福利的全部要求。

“微笑曲線”實際是廠商理論的案例圖解，但它勾畫的是一幅平面圖。如果加入經濟創造力（比如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就業總量，尤其是就業總量），“微笑曲線”將變成一幅三維的圖，這時就會看到，在“微笑曲線”的低端，其截面很大，而在上下游高端，其截面很小（如圖1）。以電子信息行業為例，高端企業是美國的“微軟”和“英特爾”等少數廠商，它們掌握“微笑曲線”的高端，但這些少數企業的員工多的也不過幾萬人；而這個行業的低端存在著數量龐大的中小企業，也不乏巨型企業，比如中國鴻海集團其一家的就業量就達到幾十萬。

表1所列出的就業人數和工資狀況，是十分重要的國民福利信息，但它難以在價格貿易條件的實證計算和微笑曲線中得到反映，因此這兩個理論的解釋範圍是有限的，如果運用不當，就會把原本具有一定科學性的理論推導到謬誤上去。

在產業鏈條上，分工確有高、中、低端之分，中國確實需要實現產業升級，逐步向產業鏈的中高端攀升，但不應忽略低端生產環節仍然具有很強的經濟創造力，即廣泛動員和利用優勢生產要素的能力。例如中國製造業鉅子鴻海集團即富士康，該集團是全球最大的計算機連接器和計算機準系統生產商，按“微笑曲線”標準，它是標準的“低端”企業；但其代工客戶遍佈全球，主要都是一些國際一流品牌，如蘋果電腦、惠普電腦、戴爾、IBM、思科、索尼、索尼愛立信、摩托羅拉、諾基亞等著名的IT、數碼、通訊品牌。從1991年至2007年，集團年均營業收入保持超過50%的複合增長率，2005年成為世界第一大代工廠。2008年其利潤為17.5億美元，出口額達556億美元、佔當年整個中國出口總額3.9%。這一年，其營業收入為619億美元，雖遜於西門子、三星、IBM等企業，但強於戴爾（611億美元）、佳能（396億美元）、思科（395億美元）、菲利浦（388億美元）、英特爾（376億美元）、蘋果電腦（325億美元）、愛立信（317億美元）、摩托羅拉（301億美元）、夏普（283億美元）、愛默生（253億美元）、泰科國際（214億美元）、三菱電機（196億美元）等同行業內的頂尖“高端”品牌。在經濟創造力方面，從就業貢獻來看，巔峰時的2007年，該集團在國內的用工數量竟達到了驚人的75萬，金融危機時期的2008年仍有70萬。此外，它與鋼鐵、汽車、光電子等產業的合作形成很長的產業鏈，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2007年，它在武漢建立十幾萬人的新基地，各類產業鏈上的企業也隨之落戶，帶動的就業人員不少於50萬人，為武漢解決大量就業問題。在營業收入、就業總量等經濟創造力的主要方面，遠遠超越華為、中興等內地電子信息業的“高端”企業。

同時我們還要吸取生產環節盲目高端化的教訓。本世紀初，臺灣曾有一批代工企業試圖自創品牌，結果鎩羽而歸，只好退回代工領域，重操舊業，明基就是典型。應該認識到，創立品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牌子和品牌也不能同日而語。縱觀世界，其實真正的世界品牌極少。在家電領域，德國無非就“西門子”、“博世”幾家，日本也就“松下”、“東芝”幾家，韓國不外“三星”、“LG”。這些品牌往往要經歷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市場錘鍊與磨礪。不僅創立品牌有風險，研發領域也並非坦途。20世紀末，韓國大宇集團為世界20家大企業之一，資產曾達650億美元。在一代人的心目中，大宇集團是韓國的象徵，擁有世界一流的核心技術，而且都是自己控制的，但它還是在2000年底猝然破產了。企業的生態環境是複雜的，其生存取向應是多元的；“高端”並非一定好，“低端”也非一定不好，當低則低，能高才高，方為正道；它們都有存在的意義，都要經過激烈競爭，才能“適者生存”。企業的發展，關鍵是要苦練內功，不論低端還是高端，只要能做深、做精、做細、做透、做絕，就有希望做強、做大。

二、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的主要經驗

1.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具有收入需求彈性低和更抗經濟波動風險的優勢。2009年，中國以食品與活動物為主的農產品出口同比只下降0.5%，鞋、傢俱、紡織服裝、箱包、玩具、塑料製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金額下降幅度分別為5.7%、6%、8.4%、9.2%、10%，10.1%，都大大低於16%的商品總體出口金額下降水平。這種現象的啟示是，低技術勞動密集型產品不僅具有收入需求彈性較小的特點，而且其他經濟體也難以在短期內替代我國成為世界市場的大量供給者，因此在我國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中仍然要注意延續其比較優勢，特別是通過向內地和中西部轉移，使我國在世界市場上繼續成為低技術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供應基地。

2．自由貿易區戰略的實施開闢了市場多元化的新路徑。從中國出口角度看，歐盟、美國、中國香港是中國大陸的前三大出口市場，接下來以往是日本，但2009年上半年起，東盟超過日本成為中國第四大出口市場。2009年全年中國對東盟出口額達到1063億美元，比上年下降7.0%，對日本出口額979.1億美元，比上年下降15.7%。東盟出口市場地位的上升，是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的結果，伴隨著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全面實施，國際大通道戰略合作的進一步深化，東盟新市場的開闢將顯示更大的生機和活力。另外，伴隨著中國與智利、秘魯、哥斯達黎加自由貿易區協議生效，中國對拉美市場的滲透能力進一步增強，拉美市場有望成為中國外貿出口增長最為迅速和活躍的新興市場。

3．貿易企業以增加服務內容形成供應鏈機制，創造了出口生產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新因素。在外貿領域，不少小型生產性企業自己承擔流通領域的服務環節，不僅效率低，而且隱型成本也很高。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中，出口生產企業對專業分工的服務需求增加了，許多貿易型企業在過去外貿代理制的基礎上對生產企業增加了服務內容，有的還形成了包括物流、商業融資、出口代理、代理信用保險等多項生產性服務內容的供應鏈機制，不僅提高了流通效率，而且降低了原來的隱型成本。新聞媒體把它們的經驗形象地稱作“抱團取暖”、“集體過冬”。現階段我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一方面主要靠國內要素的低成本優勢；另一方面靠國外進口商在境外流通領域嫁接的高效率服務供給。從國內經營領域來看，由於製造環節的不斷分散化，要求在流通領域提供物流、資金、通關、結算、出口收匯保險等環節的高效率服務，才能保持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優勢或增加新的競爭因素。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嚴峻形勢，在生產環節還難以在短期內提高製造技術以突破生產效率瓶頸的約束條件下，如何在流通領域創造降低成本的優勢，成為一些商務企業發揮作用、創造經驗的迴旋空間。例如，廈門市嘉晟外貿有限公司依靠擴大為企業服務的內容，與500多家出口生產企業結合成供應鏈服務模式，創造了2009年進出口業務經營額突破5億美元、經營額比上年提高20%以上的優秀成績。

4．商品市場、海關特殊監管區、境外經貿合作區等發揮了國際商務平臺的新功能，成為抵禦危機的新載體。據浙江省義烏市工商局統計，2009年義烏各集貿市場總成交額創556.1億元歷史最高，同比增長12.96%。其中當年外貿出口總值21.36億美元，同比增長11.45%。另據相關調研顯示，作為小商品出口基地，義烏銷售的小商品中大約僅有30%是義烏製造，其餘60%來自全國各地，還約有10%來自海外進口到義烏再銷售。由此得到啟示：商品市場可以成為國際商務交易的新平臺，而從單個企業經營外貿到整個商品市場經營外貿，則是一種經營方式和競爭方式的轉變。

海關特殊監管區是另一種國際商務平臺。截止2009年，我國海關特殊監管區包括13個保稅區、56個出口加工區、8個保稅港區、10個保稅物流園區以及一個珠澳跨境工業區珠海園區。2009年，13個保稅區共出口371.38億美元，同比下降20.1%；56個出口加工區共出口974.47億美元，同比增長0.7%；8個保稅港區共出口55.82億美元，同比增長6.9%；10個保稅物流園區共出口38.69億美元，同比下降6.1%。為了搞活出口加工區，2009年國務院批准出口加工區拓展物流功能及允許開展相關業務；相關部委分別聯合出臺邊角廢料、舊設備出區政策；海關總署出臺內銷便利化、通關便利化措施等，極大地改善了全封閉區域的加工製造業生存環境。拓展保稅物流等功能後，出口加工區將擺脫單一保稅加工功能，轉變為保稅加工、保稅物流、研發、檢測、維修、售後服務等多功能經濟區域，這將有助於豐富區內企業經營多樣化，延伸區內產業鏈和價值鏈，拓展了出口加工區作為國際商務平臺的功能。

境外經貿合作區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建立的新平臺。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中，我國企業進一步認識它的作用。浙江作為我國外貿大省，在嚴酷的外部市場環境下，浙江企業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一方面，它們由單純依賴出口訂單轉向主動開拓國際市場，一批有實力的出口企業已率先嚐試從產品出口向“輸出”生產線及產業集群的戰略轉型；另一方面，一些企業開始在海外建設境外營銷網絡，不完全依賴境外經銷商，從接單生產企業向供應商轉型升級，提高在價值鏈中的分工層次。目前，浙江在海外擁有俄羅斯烏蘇里斯克經貿合作區、泰中羅勇工業園、越南中國龍江經濟貿易合作區等三家國家級境外合作區；同時還有6家民企建設的境外工業園區在推進之中，如由溫州5家中小型鞋企投資3000萬美元建設的鵬盛工業區在烏茲別克斯坦開工奠基，它將形成年加工毛皮60萬張、製鞋400萬雙的產能。由溫州鞋企康奈集團於2006年牽頭建設的國家級俄羅斯烏蘇里斯克經貿合作區，目前已有10餘家企業簽約入園，成為溫州乃至浙江企業進軍俄羅斯、東歐市場的橋頭堡。

5．產業轉移開始破題，為延續我國低成本製造優勢塑造了新的商業機制。

6．內外貿一體化開始起步，為開拓市場和培育國際競爭力尋找新途徑。我國外貿企業特別是加工貿易企業，不僅不擅長國內經營，而且還存在出口產品轉內銷的政策障礙。這不僅造成內外貿隔離，而且使出口生產企業難以在國內市場基礎上培育規模經濟的競爭優勢，應對外部環境波動的能力被弱化。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中，加工貿易出口產品轉內銷，打破內外貿隔離的改革措施終於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北京市商務局率先推出改革措施，2009年3月5日起在金源新燕莎MALL開辦了“外貿大集”，現場開辦“商務洽談區”，為外貿企業提供“試水”國內市場的機會。45家參展的北京外貿企業中，有33家企業的商品通過“大集”找到了零售合作意向夥伴。隨後，商務部批准在第105屆廣交會第二期和第三期間，即在2009年4月25日、5月4日舉辦內外貿企業對接洽談會，組織國內採購商與出口企業雙向洽談，促進出口企業商品內銷。這意味著廣交會終於打破禁止國內採購商採購的禁令，正式拉開了內外貿一體化序幕。出口產品轉內銷，文章做在國內市場，但對外貿而言，既是市場開拓方式的轉變，也是對外競爭方式的轉變。

8．增長應對貿易保護主義的見識和能力，成為提高政府服務水平的新內容、新實踐。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出口產品的貿易救濟調查案件明顯增多。中國政府一方面鼓勵和支持涉案企業積極應訴，保護自身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也果斷採取措施回擊貿易保護主義勢頭。通過政治交涉、法律抗辯、業界合作等策略，有效應對各類貿易摩擦案件，特別是成功應對了一些對華反傾銷、反補貼和337調查等案件；同時學會應用貿易救濟措施保護國內受進口損害的產業。

在應對危機中，我國逐漸摸索建立了一套應對貿易投資保護主義的措施體系，主要包括區分發達國家、發展中大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制定差別化的貿易摩擦應對策略，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等應對手段，積極組織形成由商務部、地方政府、商協會以及涉案企業在內的“四體聯動”協調應對機制，相互配合、各負其責，採用“多管齊下”的應對策略；充分發揮行業商會、協會組織的作用，協助有關企業積極應訴；加強商務部與業界的配合，發揮我駐外經商處作用，動態掌握主要貿易伙伴國內產業發展與雙邊貿易狀況，增加對主要貿易伙伴國市場、產業、技術等信息的收集和分析預測，適時發出預警，增強應對摩擦的主動性和前瞻性；密切聯繫商協會，著重分析與我貿易摩擦多發國家雙邊貿易狀況，選取適當產品納入貿易報復清單庫和制定科學合理的反制預案。

三、對中國經驗的經濟學分析

我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的種種事例和主要經驗說明，轉變外貿發展方式，決不僅僅侷限於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和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值，儘管這些也很重要，但決不是唯一的。我國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的內涵很豐富，從經濟學意義上分析，它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1、轉變國民收益分配方式和格局是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的第一重經濟涵義。對於我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和製造業大國來說，在工業化發展進程中必然還存在大量中低端的生產製造技術和生產環節，生產分工在一個地方實現了價值鏈環節的提升，不意味著在全國同步實現這種提升，生產分工的價值鏈在局部的提升與其中低端生產製造的分散化和區域擴大化將同步進行，高、中、低生產環節的分工同時存在的格局將長期存在。誠然，低端製造技術的增加和普及會造成經濟學所說的出口商品的價格貿易條件惡化，但它沒有指出出口國的國民收益分配實質。中國出口貿易的國民福利，不僅要看產品附加值中所體現的廠商利潤，更要看就業福利和收入福利（過去還有外匯收益）以及再投資（資本形成）和增長福利。許多研究表明，在我國出口貿易的價格條件惡化的同時，我國的就業和工資收入福利、經濟增長福利提高了。更多的農民拿到了低級製造業的工資，雖然貿易的價格條件惡化了，廠商利潤下降，但對於農民來說，相對農業收入水平則是提高了，這是最簡單的比較優勢原理。我們既要站在廣大農民立場上去普及中低級製造生產，又要從廠商利益出發去實現結構升級，要達到這兩者的統一就需要通過產業轉移、實現區域分工。因此，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的第一經濟涵義是，不僅要在局部地區和部分行業提升生產分工的價值鏈，提高產品質量和附加值，從增長方式上擴大國民收益來源；而且還要實現國際生產分工的區域擴大以及中低級製造技術在更大範圍的普及，從分配格局和發展意義上惠及民生、擴大中國人民的福利。總之，要有包容性，辯證地從這兩個方面同時入手，增強我們的綜合國力。

要實現東部沿海地區產業轉型和產品結構的提升，需要企業的技術改進與創新以及利用外資水平的提高，同時還需要將部分產業轉向中西部內地。一些地方誤以為後者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並僅僅把它理解為工廠搬遷。這是一種認識錯誤，首先，產業轉移並不單純是工廠搬遷，工廠搬遷現象實質是資本形態轉換的後續結果。工業地產資本轉換為商業地產或其他更高價值的地產，補償了產業轉移的成本，才出現了工廠搬遷現象。如果缺乏資本形態的轉換和對產業轉移的補償，這種搬遷必然遭到抵制。其次，產業轉移可以是生產經營的部分外包，未必需要工廠的整體搬遷。從我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中一些企業創造的經驗看，生產經營的部分外包將成為產業轉移和沿海地區產業轉型的主要形式，也是聯繫沿海原有母體企業與內地協作企業或關聯企業所必要的商業模式。

2．轉變競爭方式是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的第二重經濟涵義。我國落後的外貿企業國際競爭方式表現為許多企業依靠單打獨鬥，與當代國際競爭中以跨國公司為籠頭的供應鏈競爭、價值鏈競爭相比，差距極大。因此，生產性服務的組織化，即實現境內外連接各種生產性服務的商業機制和平臺的一體化，是我國外貿發展方式轉變的另一重要內涵。隨著生產製造環節的延伸和擴散，分散生產的企業如何走向國際市場是一個嚴重的挑戰。許多生產性企業不僅要獨自聯繫國際市場，而且要獨自打理產品從出廠到離岸的所有流通領域裡的經營環節，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勢單力孤，不僅成本高，而且風險大。這與當代國際競爭中，發達國家企業依靠各自的價值鏈或供應鏈體系的優勢競爭方式不可同日而語，我國企業這種落後的國際競爭方式，不僅使自己處於不利境地，而且愈來愈依賴低成本製造。從沿海發達地區看，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的製造產業集群區中的企業，不少是實行專業化分工協作的企業集群，不過這種專業分工協作的市場交易安排多數是由境外公司或外商投資企業為主導的，不僅是被動型的專業分工協作，而且許多服務環節是由境外公司提供的，沒有在境內發展起服務供應商，如研發設計、物流、供貨與銷售、廣告、貿易融資等；更沒有形成我國企業自主的供應鏈管理體系。而在外商投資較少、開放型經濟有待發展的中西部內地，專業化分工更不發達，生產性服務連接和協調的供應鏈實踐更為鮮見。優秀企業的價值取向雖然朝著大規模、綜合化、一體化的方向發展，但其國際競爭策略仍然是獨立作戰的落後方式。

愈來愈多的中小企業進入對外貿易領域，但大多數企業都只能複製落後的競爭方式，導致經營方式粗放。生產經營從粗放轉為集約的核心是節約生產與流通過程的物質成本與勞動時間。從國內經營領域來看，由於製造環節的不斷分散化，要求在流通領域提供物流、資金、通關、結算等環節的高效率服務，才能保持我國出口產品在國內創造的競爭優勢或增加新的競爭力因素。這種靠各種生產性服務聯接起來的供應鏈降低了外貿企業產品的出口成本，彌補了國內低生產成本被削弱的不利因素。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中，外貿企業創造的企業“抱團取暖”的經驗，實際上是我國外貿企業在危機影響的不利形勢下依靠各種生產性服務連接的供應鏈體系參與國際競爭的初步實踐，這種經驗是十分寶貴的。除此之外，採取出口基地建設、促進境內商品市場實行對外貿易經營、提高海關特殊監管區的效率與功能等方式，都是改變原有競爭方式的有效方法。

競爭方式的改變與國家的貿易救助政策也有密切的聯繫。國家的貿易救助政策既可以體現在以匯率和要素價格為特徵的生產環節，也可以體現在以出口退稅為特徵的再分配環節；也可以體現在貿易融資、出口信用保險等為特徵的流通環節；甚至還可以體現在以應對貿易摩擦、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等方面的服務環節。如何合理科學地制定和使用國家的貿易救助政策和有關的經濟槓桿，是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促進企業轉變國際競爭方式重要的外部條件。

內外貿一體化也是轉變競爭方式的必要途徑。20世紀80年代以後，日本和德國之所以能夠承受日元、馬克升值導致製造成本上升的不利因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依靠日本國內市場和歐共體市場的支撐。我國加工貿易出口產品內銷的種種政策限制，削弱了國內市場對出口產品競爭力的培育作用。應對危機所採取的出口轉內銷的改革措施，不應看做是權宜之計，而應該作為轉變發展方式的根本途徑之一使之繼續完善。

從進口貿易方面看，採取現貨貿易和期貨貿易相結合、啟動資源儲備機制、在國際價格有利時機擴大進口經營等方式，都是規避價格風險，轉變原有國際競爭方式的具體體現，成為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必不可少的內容。

3．轉變市場開拓方式是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的第三重經濟涵義。由上文可以引申出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的第三重經濟涵義，即通過我國企業的跨國經營，把生產性服務連接起來的供應鏈延伸到海外的各種目標市場和細分市場，通過內外貿一體化的供應鏈體系，增強我國出口商品的市場滲透力和競爭優勢，把市場多元化提高到更高水平，最大限度地把潛在的外需轉化為現實的外需市場。改變我國出口貿易停留在“離岸”貿易、境外市場開拓完全依賴境外服務供應商的狀況。同時，通過境內外國際貿易中心的建設，發展邊境貿易、轉口貿易、離岸貿易等其他現代貿易方式；並大力推進貿易便利化措施，加強國際市場開拓能力。

我國對外貿易領域缺乏跨國經營的市場主體及其全球商業網絡，造成市場分佈很不平衡。我國商品在境外的銷售，不僅缺乏售後服務，而且完全依靠境外各類服務供應商的渠道。但境外服務供應商不僅有國別地區的侷限性，還有各自經營渠道和分銷網絡的侷限性，因此造成我國產品市場分佈的不平衡。這不僅存在傳統發達經濟體市場與新興發展中經濟體市場的不平衡，甚至存在發達經濟體內部市場的不平衡。以2008年為例，亞洲市場是中國出口的最主要市場，佔中國內地出口總額的46.43%，其中中國香港佔13.35%，東盟佔8%，日本佔8.1%，韓國佔5.1%。除了中國的香港、澳門地區外，中國商品佔貿易伙伴進口需求份額較高的國家依次是蒙古、韓國、日本、巴基斯坦、東盟各國。進口需求中中國出口佔比較低的國家分別是土耳其、泰國、新加坡、印度。歐洲也是中國出口商品最大的、最依賴的市場之一，中國對歐盟出口佔中國整個出口總額的比重達到20.5%。歐盟作為一個整體是中國出口集中度較高的地區，但其成員國進口中國商品的比重卻很不平衡，德國進口中國商品佔其總進口的比重為4.91%，法國、英國、荷蘭、西班牙、意大利等歐盟大國分別是3.34%、 5.41%、 9.38%、 4.96%和4.76%。這說明，海外市場潛力很大，關鍵是要提高我國企業的市場開拓能力。

拓展國際市場需要運用新的技術手段和新的貿易方式。通過國際電子商務平臺，不僅為企業經營管理提供了便捷、廉價的技術手段，而且擴大了企業與國際市場的聯繫，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我國海外經營分銷渠道不足的缺陷。

4．轉變資源利用方式是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的第四重經濟涵義。在商品出口中，要適應節能減排的新要求，在物質生產和交換中體現不斷降低資源、能源消耗和減少碳排放。在商品結構上，要根據節能減排技術的發展，不斷優化商品出口結構，減少碳含量。在貿易結構上，要大力發展服務貿易，通過發展服務貿易出口，轉變對外貿易收益過多依賴物質投入和資源消耗的格局，緩解我國資源、環境和生態的壓力。在進口貿易中，要提高資源的利用水平，除了要提高資源產品的利用水平外，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技術引進的利用水平，這就要求我國企業對外來技術有較強的消化、吸收和再創新的能力，才能減少低水平的重複引進。這些內容都與轉變資源利用方式有關，應該成為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內涵。

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20世紀末期隨著高等教育的長足發展，人力資本也有明顯改善。今後，能夠把轉變資源利用方式與進一步發展外貿結合得最緊密的是大力發展服務貿易。2008年我國服務貿易總額為3044.5億美元，其中出口1464.5億美元，進口1580億美元，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佔世界服務貿易總額的比重是4.2%。從1982年到2008年，中國服務貿易增長了69倍，世界排名由第28位上升到第5位，但同期中國服務貿易額佔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一直在10%左右，而同期，英、美等發達國家已分別達到了27%和33%左右，世界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佔貿易總額的比重也達到了20%以上。顯然，中國服務貿易總額佔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遠遠低於發達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在貿易結構上，目前國際服務貿易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險服務、諮詢服務、信息服務、通訊服務、計算機軟件服務等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服務貿易方面。而我國服務貿易主要集中在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的旅遊、勞務出口、運輸、商務服務等方面，附加值和增值率都較低。因此，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是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的又一個突破口。

四、 總結與建議

我國對外貿易部門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中創造了大量新鮮生動的經驗，需要經濟學研究者深入實際對它進行總結並上升到理論加以認識。我們的研究發現，轉變外貿發展方式，決不僅僅侷限於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和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值，儘管這也很重要。這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後，我國的政策導向從轉變外貿增長方式上升為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的最重要的內在依據。我國的經驗說明，某些經濟學的認識工具，如“價格的貿易條件”和“微笑曲線”等理論，對解讀中國的對外貿易存在侷限性，如果運用不當，就會把原本具有一定科學性的理論推導到謬誤上去。從我國自身的經驗出發，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的經濟學涵義應定義為：轉變外貿的國民收益方式和格局；轉變外貿的競爭方式；轉變外貿的市場開拓方式；轉變外貿的資源利用方式。

從這些經濟學涵義中，建議有關部門制定出較為科學、合理並易於操作的考核指標體系。例如，第一，商品和服務出口部門的就業人數、貿易增長速度。這兩個指標反映低成本製造技術的生產擴大、國際分工的區域擴大和人力資本的利用，由此反映我國國民福利的增進。第二，商品和服務出口貿易佔世界市場份額的增減趨勢。這個指標反映我國企業對國際市場開拓能力的狀況。第三，加工貿易出口增值率。由於加工貿易出口佔我國出口貿易的50%以上，加工貿易出口增值率可以反映我國出口貿易的生產結構在國際分工中的價值鏈位次以及國內產業的配套水平，出口生產對國內產業的帶動作用。第四，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在總出口中的比重。這個指標是對加工貿易出口增值率的補充和印證，可以進一步佐證我國出口產品實現生產分工價值鏈提升的水平。第五，中西部省區在全國出口貿易中的比重。這個指標反映產業轉移的狀況。第六，不同行業出口商品的出口換匯成本。這是綜合考察外貿生產和流通兩個領域成本節約的關鍵指標，是反映生產效率與流通效率的競爭力指標。第七，進出口產品中的碳含量和能源消耗。這個指標反映我國的環境和生態保護福利。第八，資源類產品進口貿易量與貿易值的對比。這個指標反映進口貿易中能否以較低的成本獲取外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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