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按：
2018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也是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立10週年。十年來，CF40從零起步，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新型智庫道路。今年，CF40發起“中國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活動，以組織系列講座及出版書籍等形式，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
“中國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講座為金融公益項目，旨在回顧40年改革開放的歷程，並探討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路徑。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中國證監會原副主席姜洋、中國工商銀行原董事長姜建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等發表主題演講。
與此同時，CF40面向學術顧問、成員等約稿，並出版《中國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一書。該書對40年來我國在金融體系改革、金融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貨幣與財政政策、金融科技等方面取得的成就進行了深入思考與經驗總結，是獻禮改革開放40週年的一部力作。本書由CF40常務理事會主席、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元和CF40學術委員會主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主編，將由中信出版社於今年10月正式出版。
下文為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理事長、中國工商銀行原董事長、世福資本（中國—中東歐基金）董事長姜建清為《中國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所撰寫的文章。該文回顧了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的歷程。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從1979年開始，在鄧小平“要把銀行真正辦成銀行”要求的指引下，中國的金融體系，包括中國銀行業，尤其是國有銀行，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改革歷程，取得了巨大的變化和成就。
2017年7月，全球銀行業權威雜誌英國《銀行家》公佈了2017年全球銀行1000強榜單，中國共有126家銀行上榜，較2016年新增7家。按一級資本排名的前十大銀行中，中國的銀行和美國的銀行各佔四席。其中，中國工商銀行以2812.62億美元的“一級資本”連續第五年位居榜首，利潤、市值和資產也居榜首。將時針撥回20世紀，誰又能想到中國的銀行業從“技術上破產”，通過改革轉型發展，成功躋身全球銀行業的前列。40年來，尤其是股份制改革的近20年來，國有銀行積累了豐富的改革經驗，實現了鳳凰涅槃，這一鉅變完全可以載入世界金融史冊。
股改是我國國有銀行改革的輝煌序章，也是沒有退路的“背水之戰”和“一場輸不起的改革”
中國國有銀行的改革起步於1979年。波瀾壯闊的中國經濟改革是國有銀行改革的大背景和大基礎。40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我國金融改革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整個發展歷程中，出現了三次重大的轉折。
第一次轉折是金融與財政的分離，改變了以往“大財政、小銀行”的模式，國有銀行開始成為國民經濟改革發展融資的主渠道，以銀行為主導的間接金融體系逐漸建立併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與金融改革的推進密不可分。改革開放前夕，我國經濟十分困難，甚至處於崩潰的邊緣。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發展經濟首先面對的難題是“錢從哪裡來”。
新中國成立後的前30年，中國仿照蘇聯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生產由國家計劃決定，投資由財政撥款解決，形成了所謂“大財政、小銀行”的體制。改革開放初期，放權讓利、分灶吃飯使計劃經濟體制下被壓抑的創造力釋放出來，推動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是，隨著各種“放權”“讓利”舉措的實施，財政收入佔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迅速下滑，由1978年的31.1%減少到1980年的25.5%，1985年的22.2%，1990年的15.7%。隨著財政收入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不斷下降，居民分配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不斷上升。1978年，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之間的分配比例為33.9%、11.1%和55.0%，1990年，三者之間的分配比例變為21.5%、9.1%和69.4%。居民儲蓄存款隨之大幅度上升，城鄉儲蓄存款餘額由1978年的201億元增加到1990年的7034億元；城鄉居民儲蓄佔國家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存款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到1990年的51%。財政資金供給能力的減少使原來依賴財政投資的模式不可持續，所留下來的空缺，就需要轉向銀行融資等途徑。動員、引導儲蓄向投資轉化，建立有效的銀行融資機制，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項。
由於財政的資金供應能力無法滿足經濟發展對資金的迫切要求，銀行的作用凸顯，逐漸替代了財政的地位。原來由財政負責安排的對國有企業的流動資金撥款，在1982年比1978年減少了64.5%，1979—1982年，工商企業增加了700多億元流動資金，其中有82%是由銀行貸款供應的，只有18%是財政撥款增加的。自1979年銀行開辦了第一筆技改貸款後，1979年銀行正式確立了技改貸款的信貸計劃與資金規模，此後逐步介入國家的固定資產投資領域和基礎設施投資領域。從1981年起，國家重新調整了宏觀的投融資體制和管理制度，實行了“撥改貸”改革。1983年，又改革了企業流動資金管理制度，把國有企業的流動資金由原來的財政、銀行兩家管理，改為由中國人民銀行一家管理。銀行改革成為金融改革的起點，農、中、建三大國家專業銀行相繼從計劃經濟下“大一統”中國人民銀行和財政體系中破繭而出。1983年9月，國務院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1984年1月，中國工商銀行單獨成立，承擔原來由中國人民銀行辦理的工商信貸和儲蓄業務。一個“以中國人民銀行為領導，以國家專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並存”的“真正的銀行”的組織體系在改革中逐漸形成。此後，國家專業銀行迅速成長壯大，十幾年間資產和營業網點十倍、百倍地增長，充分發揮了聚集、動員社會資金和撬動經濟發展的槓桿作用，形成了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的資本動員模式和社會資金融通渠道，成為社會固定資產融資和社會生產資金的主要提供者，擔負起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重要職責，促進了國民經濟快速增長。
金融與財政的分離，使銀行的籌融資等功能得以恢復和強化，保證了中國改革轉軌時期社會資金鍊和資本鏈的延續，為中國經濟的騰飛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血液”，成為中國改革發展奇蹟得以實現的重要支撐。中國的GDP從1978年的3624億元增加到1990年的1.89萬億元，至2016年達到74.36萬億元，增長了204倍；財政收入從1978年的1132億元增加到1990年的2937億元，至2016年達到15.96萬億元，增長了139倍。銀行存款從1978年的1155億元，增加到1990年的1.39萬億元，至2016年達到150.59萬億元，增長了1302倍；各項貸款從1978年的1890億元，增加到1990年的1.75萬億元，至2016年達到106.6萬億元，增長了563倍。可以說，沒有金融的快速發展，沒有銀行信貸的快速發展，就沒有改革開放的今天。但是，金融是“雙刃劍”，在中國金融承擔著經濟發展重任的同時，也承擔著巨大的風險。40年來，中國的金融也多次遇到重大風險，所幸通過艱難的改革，涉險過關。
第二次轉折是市場化、法制化改革，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不斷進步。這是國有銀行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破解國企和銀行經營“軟約束”、實現金融健康發展的重要途徑。
社會主義銀行業的發展規律是逐步認識和深化的，國家不斷髮揮銀行的槓桿作用，擴大貨幣投放和信貸規模，推動經濟增長：初期銀行業也通過增設機構、放權讓利、擴大業務範圍和改革資金管理，來搞活金融、搞活經濟。但是，“微觀搞活”和“宏觀穩定”往往是一對矛盾。在改革開放後的十幾年（1978—1990年），信貸年平均增長率達到20.38%，經濟增長率達到14.6%。信貸的過度投放，雖然促進了經濟快速發展，但也導致市場流通的貨幣過多。通貨膨脹根本上是一種貨幣現象，當然在中國還有結構失衡的原因。1992年國民經濟進入新一輪快速增長期，但由於經濟體制中深層次的矛盾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過熱現象又一次出現。國家力圖通過國有銀行控制信貸規模，但是，各種拆借市場和中心、信託公司、信用社和基金會的賬外的違規經營，又成為最早的影子銀行。國家採取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治理整頓金融秩序、控制固定資產投資和消費的過快增長，從1994年開始相繼實施了財稅、金融、外匯外貿、計劃、投資、流通體制和國有企業等領域的大力改革；實行銀行業與證券業、保險業、信託業、房地產業分業經營，銀行與各種自辦經濟實體脫鉤；成立了三大政策性銀行，初步分離了政策性金融業務和商業性金融業務，規範金融行為的《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貸款通則》相繼出臺。1996年，國民經濟扭轉了高通脹局面，物價漲幅回落到較低水平，順利實現“軟著陸”，且在此後保持了20多年通貨膨脹較低水平的宏觀金融環境。
從金融發揮融資主渠道、實施“撥改貸”和“銀行統管流動資金”後，銀行貸款替代財政資金，對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國家希望通過這些措施增強國有企業預算約束，通過還本付息強化企業算賬意識，抑制投資衝動。但原來期冀的改變國家對國有企業的投資撥款“軟約束”並沒有如願實現，國有銀行無力實現對國有企業的貸款“硬約束”，相反成了國家對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的“雙重軟約束”。財政提供資金的壓力最終變成商業銀行的貸款數量壓力和資產質量壓力。20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加速轉型，外部經濟環境急劇變化。雖然《商業銀行法》頒佈後，國有商業銀行的企業性質第一次得到了法律上的確立，但是，在經濟的實際運行中，國有銀行仍然無法擺脫政府行政性配置資金的體制慣性。隨著國有企業改制的深入，銀行承接了大量轉製成本，積澱、演變並最終體現為銀行的不良貸款。加上商業銀行內控管理和信用文化的嚴重缺陷，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包袱日益沉重。據統計，到1996年，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20.4%，其中，逾期貸款佔11.4%，呆滯貸款佔7.7%，呆賬貸款佔1.3%。五年間不良貸款增加了近4倍。當時還沒有采用嚴格標準的國際會計準則，實際的不良貸款數額更高。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中央更加重視金融風險。三年來治理、整頓金融秩序暴露出來的銀行壞賬堆積、財務虧損、經營財政化、風險不能自擔等問題，使黨中央和國務院對銀行風險有了更深刻的認識。1997年底中央召開第一次金融工作會議，國家著手重點解決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隨後主要採取了四大措施：一是財政發行2700億元特種國債，補充國有銀行資本金；二是實行貸款質量五級分類，徹底搞清國有銀行不良資產底數；三是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1999年和2000年剝離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1.4萬億元（1999年中央財政收入僅1.14萬億元），走出化解國有銀行風險的重大一步；四是成立金融黨工委，建立國有銀行系統黨委，屏蔽地方政府對國有銀行的不當干預。這為此後國有銀行實行股份制改革做了思想和基礎準備。
第三次重大轉折是以產權為核心的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使中國大型銀行涅槃重生，翻開了中國金融業改革發展的新篇章。
1999年，第一次剝離國有銀行不良資產1.4萬億元后，四家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存量仍然居高不下。2002年底，按照“一逾兩呆”分類為1.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1.4%；按照五級分類為2.0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6.12%（工行為26.01%、農行為36.65%、中行為25.56%、建行為15.28%）。資本金缺口巨大，四家國有銀行資本金總額7494.38億元，平均資本充足率為4.27%。同時銀行內控管理依然不足、信貸結構失衡、風險控制薄弱，基層機構有章不循、違規操作現象依然突出，普遍沒有建立和落實對分支機構內控制度的檢查和評價制度。
2001年中國“入世”，市場開放後各界對國內金融機構競爭前景普遍擔憂，銀行體制改革滯後問題引起關注。中央在2002年召開了第二次金融工作會議，決心要在“入世”過渡期結束前，徹底解決國有銀行的問題。這時，中央形成共識，要想讓國有銀行在剝離不良貸款的同時真正做到自擔風險，必須從改變產權制度入手。正是在第二次金融工作會議上，國家確定了國有銀行通過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實現市場化的路徑。第二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後，金融體制改革提速。理順產權關係、推動政企分開、強化管理改革被列為三大目標，國有銀行股改上市、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降低不良資產被作為三大任務。同時決定成立中國銀行業監管委員會，將金融監管改革作為金融改革任務的重中之重。這次會議後，大型銀行股份制方向確定，改革大幕拉開。
大型銀行股份制改革的“攻堅戰”
中國商業銀行的改革路徑選擇也是“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並沒有現成的模式、案例可以仿效。改革開放幾十年來，中國商業銀行的漸進改革一直沒有停步，如採取完善法律法規、剝離政策性銀行業務、消除地方政府幹預、理順金融財政關係、新設銀行引入競爭機制等外部改革措施，進行商業化改革、加強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完善財務約束、改革人事制度、剝離不良資產、注入資本等內部體制機制改革，推動國有銀行逐步走上市場化、商業化道路。然而，銀行“軟約束”的經營體制尚未真正實現市場化轉換，現代商業銀行制度也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國有銀行改革的效果仍不樂觀。與國有企業改革進程中的爭議類同，國有銀行的問題並不僅僅在於科學管理不夠，而是存在更為本質的體制機制問題。要引領國有銀行朝著市場化、現代化的方向走得更遠、更踏實，還需在體制機制方面進行改革。20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先行進行的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階段性成功，開闢了國有企業體制改革的新路，也增強了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的信心。2002年，時任中國銀行行長劉明康，克服種種困難，經過兩年多的艱苦努力，終於使中銀香港成功重組上市，為國有銀行股改上市蹚出了一條新路，對如何處理不良資產、彌補資本缺口、引進戰略投資者、估值定價及治理和管理體系再造都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2002年，國有商業銀行綜合化改革工作被提上議事日程。研究重點在於探討和解決可能影響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和長遠發展的關鍵性問題，包括股份制改革、法人治理結構、解決歷史包袱、動態資本金補充、加強內部管理、勞動人事分配製度和外部環境配套。2002年，時任央行行長戴相龍同志牽頭組織撰寫並向國務院報送了《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綜合改革方案（徵求意見稿）》，提出通過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完善國有銀行法人治理結構，提升內部管理水平。其中，方案最核心、也最具有爭議的問題是如何處置四大行的不良資產問題。在1997年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補充國有銀行資本金（實際資金沒有到位），1999年又剝離了銀行1.4萬億元（含國家開發銀行的1000億元）不良貸款後，不到三年時間這份綜合改革方案提出要再剝離不良貸款9700億元，加上消化賬面非信貸損失約4700億元，合計需要1.44萬億元。如何解決改革成本是個難題。當時，由於中央財政緊張等種種原因，再走財政撥付改革資金、承擔改革成本的老路已經走不通了，2001年，國家財政收入僅1.89萬億元，中央財政收入1.03萬億元，已經捉襟見肘。刨除必要的開支後，還有財政赤字2517億元，如何能承擔如此鉅額的銀行業改制成本？況且後來的改革實踐證明，這個改革方案對改革成本估計的計算遠計不足。在改革方案醞釀過程中，也有人提出國有銀行自身逐步消化不良資產和損失，估計消化週期需10年甚至20年，這與改革所處環境和改革目的不適應。有人提出再用1999年和2000年向四家資產管理公司發債以剝離不良貸款的方法，但是，涉及鉅額特別國債的發行，要列入財政預算、擴大財政赤字，可能性不大。巨大的改制成本使首套方案最終擱淺。
史無前例的中國特色國有銀行股改方案
2002年11月8日，黨的十六大勝利召開。十六大在總結十五大以來經濟體制改革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提出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方略。其中，國有企業改革問題依然是重中之重。十六大報告指出，“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獨資經營的企業外，積極推行股份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除肯定股份制改革的方向外，更強調了股份制改革的必要性。十六大精神既堅定了國有銀行推行以股份制改造為核心的綜合改革的信心，也增強了國有銀行加快實施股份制改革的緊迫感。
2003年5月，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行長帶隊向國務院彙報了第二次的改革構想和實施方案。與2002年央行提出的綜合改革方案相比，新的實施方案重點為爭議的焦點問題，即處理不良資產和增補資本金的錢從何而來的問題，要找到全新的解決途徑。其中，不良資產是最大的金融風險，對不良資產包袱沉重的國有銀行實施財務重組，將涉及重大資源運用，並將決定中央銀行今後五年的工作及政策走向。如果主要大型金融機構都“帶病經營”的話，將導致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失靈，從而影響金融功能的發揮和穩定，進而影響經濟改革成效和經濟增長。因此，國有銀行改革，不僅僅是某幾個銀行自身的事情，還需要國家層面給予充分和必要的投入。針對可以動用的國家資源，包括財政資源、國有資產資源、央行資產負債表資源和外匯儲備資源，方案創造性地提出用外匯儲備解決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資源的問題。當時國家外匯儲備的投資渠道相對較窄，利用國家外匯儲備為國有銀行注資，既可拓寬外匯儲備的投資渠道，又有利於使所有者多元化。2003年12月16日，國務院批准設立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分別向中行和建行注資225億美元。關於不良資產剝離處置問題，1999年首次剝離時是按賬面價值將不良貸款剝離到資產管理公司，因而是一次政策性剝離。新的改革方案中提高了不良資產處置的市場化程度，以拍賣方式定價銷售給資產管理公司，相對應的中央銀行再貸款也能收回來。這是在全球範圍內利用央行資產負債表救助國有銀行的首個成功案例。
除了財務重組模式的創新之外，公司治理改革是這次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另一大特點。這次改革是要建立一個規範的股份制公司治理結構，重在機制轉換，涉及股份公司治理架構、內控機制、引進戰略投資者、審慎會計準則、中介機構作用等多個方面，是一次更為全面和徹底的改革。通過在境內外資本市場上市，進一步改善股權結構，真正接受市場的監督和檢驗，是這次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的深化和昇華。
2003年12月，國家對中、建兩行進行了注資，國有銀行股改上市的帷幕正式拉開。立足各自股份制改造的不同特色，在國家外匯注資等系列政策支持下，通過財務結構重組、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引進戰略投資者以及公開發行上市等先後幾個階段，四大國有銀行相繼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併成功上市，開始了改革發展的新階段。同時，交通銀行在深化股份制改革道路上實現了新跨越。2005年6月，交通銀行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掛牌上市，2007年5月在境內A股上市。
2005年10月，中國建設銀行在香港上市，2006年成功迴歸A股市場。2006年6月和7月，中國銀行也先後在香港H股和境內A股成功上市。2006年10月，中國工商銀行成為在香港和內地資本市場同時上市的第一家金融企業，創全球有史以來IPO（首次公開募股）最大規模。2010年7月，農業銀行先後在上海和香港兩地上市，再創全球IPO規模之最，至此國有銀行股改上市畫上了圓滿句號。
當時，我作為工商銀行改革的親歷者和操盤者，感觸頗深。工商銀行經營規模大、不良資產壓力重，並沒有進入改革的第一梯隊。但是，如果不能抓住機遇進行改革的話，工商銀行將會錯過機會，在新一輪競爭發展中非常被動。為了少花錢，甚至不花錢，工商銀行在財務重組和改制中進行了創新。工商銀行獲得了匯金公司150億美元的注資，並保留了財政部的1240億元資本金。將損失類資產2460億元出售給財政部，財政部通過分期付款方式進行購買，會計處理上表現為工商銀行對財政部的債權（應收款）；債務償還的制度安排是雙方共同建立“特別共管基金”賬戶，將財政部持有工商銀行股份的分紅、工商銀行每年上繳所得稅以及不良資產處置回收的現金等，專項用於償還財政部對工商銀行的債務款項。結果，不到五年時間就償還了全部2460億元的債務。“特別共管基金”賬的設立，既減少了工商銀行重組改制的成本，又促進了工商銀行股份制改革的順利實施，實際上是利用國家信譽和財政能力，為國有銀行深化綜合改革、推進股份制改造贏得寶貴的時間。同時，這也為其他國有銀行的財務重組與股份制改造提供了一種可資借鑑的模式。
股改後的大型商業銀行走出了一條不同於以往的發展道路，以優異的成績向國家和社會交出了一份亮麗的答卷。
回望過去40年國有銀行的艱辛改革歷程，股份制改革是國有銀行在荊棘與磨礪中蹚出的一條道路，可能也是最合理的選擇。但時至今日，對於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的認識仍不完全一致，甚至不時出現國有銀行股改“賤賣論”的論調，我們這代經歷者和見證者更有責任和使命把這段歷史說清楚。
對於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是否成功的判斷，應該建立在歷史比較、動態和全局化的分析基礎上。簡單估算，對比股改前的兩次剝離和匯金注資等財務投入數據，以及股改上市後到2017年末所創造的淨利潤、為國家上繳的所得稅和營業稅等利稅總額作為財務貢獻，尚未包括股改過渡期內通過利潤消化的歷史包袱，工、農、中建四行的財務貢獻是財務投入的2.66倍，已經遠遠超過當時的財政投入。除了商業銀行直接創造的財務效益外，包括不良資產核銷和處置在內的一系列措施，更是“一把鑰匙開兩把鎖”，大大推動了國有企業卸重負、去槓桿和處理大量“殭屍企業”。國有銀行股改建立公司治理結構與機制，重塑了國家與國有銀行的關係，鞏固了大型商業銀行在支持國家經濟建設中的主力軍地位，夯實了大型商業銀行的經濟造血功能和金融體系穩定器的職能，為中國之後幾年成功抵禦金融危機、實現經濟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通過股改上市，國有銀行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實現了從質量窪地到質量高地的轉變，大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從股改前的20%左右下降至2017年的1.56%，撥備覆蓋率從不到30%提升至171.5%，資產質量狀況極大改觀，風險管理能力實現了質的飛躍；實現從行政約束到資本約束的轉變，資本成為約束大型商業銀行經營行為的新載體和新工具。2005—2017年，五家大型商業銀行資本淨額從1萬億元增長至8.66萬億元，增長了7倍；同期風險加權資產規模僅增長5.1倍，資本充足率從11.2%提升至14.6%。資本約束讓大型商業銀行走上了一條高效集約、收益風險平衡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實現從規模導向到盈利導向的轉變，2005—2017年，五家大型商業銀行年創利規模從1226億元增長至9800億元，增長了7倍，年均複合增長率達到18.7%，創造了盈利增長的“黃金十年”；2005年以來，五家大型商業銀行累積分紅超過2.4萬億元，佔同期累積實現淨利潤總額的29.8%，為國家和其他廣大投資者帶來豐厚回報；實現了從單極支撐到多元驅動的轉變，2005—2017年，五家大型商業銀行手續費及佣金業務收入年均增速達到22.7%，高於同期淨利息收入增速9.8個百分點，佔比由7.9%左右提升至18%；實現了從本土經營到全球拓展的轉變，五家大型商業銀行在境外共計建立了1200多家機構，基本構建起覆蓋六大洲和全球重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境外網絡佈局，境外盈利貢獻總體提高。同時，大型商業銀行對國家對外開放戰略的支持力度也明顯提升，在“一帶一路”沿線20多個國家共建立了160多家分支機構，為“一帶一路”建設搭建起通暢的金融橋樑；實現了從仰望對手到全球領跑的轉變。至2017年末，五家大型商業銀行的利潤總量超越同期花旗集團、匯豐控股、美國銀行、摩根大通、三菱日聯、法國農業信貸、富國銀行七家行利潤規模的總和，工商銀行更是連續數年蟬聯全球最賺錢的銀行。
同時，國有銀行股改錘鍊鍛造出一大批專業的商業銀行家，為國內國際金融改革提供了一套成功的範例。中央匯金公司先後對光大銀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等三家保險類機構、銀河證券等七家證券類機構進行了改革與重組，使一大批國有金融機構完成了市場化改制。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國有銀行的改制，沒有走蘇聯、東歐等國家大規模私有化、外資化的道路，而是在堅持國家控股的基礎上，走出了一條獨具中國特色的市場化改革道路，為國際提供了銀行轉制和治理現代化的“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
國有銀行改革需要持續完善公司治理和推動戰略轉型
重溫國有銀行股改歷史，我們能夠從中總結提煉出一些經驗和規律，對於指導未來中國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義。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推動和英明決策是保障金融改革成功的基本前提，也是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金融改革必須與經濟發展趨勢相配套，“入世”後我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的黃金期，為國有銀行股改上市和治理結構的市場化造營造了寬鬆而有利的宏觀環境。
創新是驅動金融改革的根本動力，也是破除發展瓶頸、順利推進改革的手段，需要進行理念創新、制度創新和方法手段創新。國有銀行40年的改革歷史就是一部創新史。金融改革必須抓好市場化機制構建這個核心，在完成財務重組、引進戰略投資者和公開上市的改革三部曲的同時，國有銀行將精力集中於公司治理結構與機制的建立和完善，致力於風險管理制度的建立與內控機制的完善，使股改後大型商業銀行實現了優良的經營業績。改革“操盤手”和實踐者的擔當務實是決定金融改革落地成效的關鍵要素，一代代金融從業者為國有銀行股改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與艱辛的努力，在中國金融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股改上市並不是國有銀行改革的終點，它只是大型商業銀行改革的新起點。股份制改革不可能解決大型商業銀行面對的所有內外部矛盾，其本身也需要不斷深化。同時，我們處於全球經濟金融急速變化的時代，面對經濟步入新常態，經濟週期、行業週期、科技週期三期疊加的特殊階段，大型商業銀行還面臨一系列重大挑戰，改革任重而道遠。大型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需要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的獨特道路，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原則，充分發揮“三會一層”公司治理架構作用；要處理好市場化薪酬機制與“黨管幹部”原則之間的關係，完善激勵機制，有效激發正能量。深入研究統籌支持實體經濟與推動金融創新的關係，堅持實體經濟本源，規劃和推進創新，把握好創新的質與度，增強大型商業銀行的國際競爭力。堅定不移抓好風險管理，強化和創新風險管理的理念、制度、方法與工具，及時識別和化解各種風險，保持資產質量穩定，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成為穩定中國金融行業的“定海神針”。穩步推進國際化、綜合化、信息化改革，貫徹“一帶一路”倡議，順應中國經濟和企業“走出去”的需要，深入推進銀行業的國際化經營，統籌應用好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順應利率市場化和金融脫媒化趨勢，穩步推進綜合化經營，統籌好服務客戶和控住風險的關係，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和競爭力，發揮好大行擔當與行業規範的作用；順應互聯網信息革命的大潮，深入推進數據化銀行建設，創新服務實體經濟的渠道與模式，提升服務效率和管理效率，加大金融科技創新力度和控制好金融科技風險。這些既是對股改以來大型商業銀行轉型三大任務的延續與推進，又是大型商業銀行在新時期、新起點向更高層次目標轉型改革的時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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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hanghai Finance Institute，SFI）是一家非官方、非營利性的專業智庫，致力於新金融和國際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研究院成立於2011年7月14日，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hina Finance 40 Forum，CF40）舉辦， 與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政府戰略合作。研究院在國內率先提出新金融概念，並積極開展相關研究，逐漸形成了以新金融和國際金融為特色的研究道路。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等機構於2015年10月發起成立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中心是北京大學的二級機構，掛靠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心致力於開展數字金融、普惠金融、金融改革等領域的學術、政策、行業研究，向社會提供權威的研究分析，為行業發展提供專業的理論指導，為政府決策提供科學的政策參考。
此外，為紀念我國卓越的世界經濟學家浦山先生，並推動我國國際金融與新金融的研究和發展，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於2016年7月發起成立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並與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戰略合作，聯合主辦浦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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