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教育和西方的教育，到底不同在什麼地方？中國的應試教育模式對學生來說到底幫助幾何？要想改善中國的教育缺陷，我們應該做什麼？這些並不新鮮的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教育現狀的。
這篇文章來自清華經管學院第四任院長、經濟系教授、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錢穎一。希望能從中得到了部分答案。
發達國家被人詬病的教育問題，往往是學生習得的基礎知識不如中國學生多，但教育在中國的問題，恰好就變成了：中國人重視教育，但太簡單地把“教育”等同於“知識”。卻缺少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這是個存在已久的古老命題。
錢穎一為中國教育改革提出了幾點建議，其中包括：把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列為大學教育的必要環節；增加學生跨學科、跨領域的知識積累等等。
以下為錢穎一教授文章全文，略有刪改。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於1978年12月18~22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時代。2018年也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入校40週年。
從時間節點上看，教育改革先於經濟改革。正是由於高考制度改革以及後來的教育改革，才為中國經濟40年的發展提供了人才資源。
在評選1976年之後重大改革措施時，恢復高考被排在幾乎所有經濟改革舉措之前，是有道理的。在紀念改革開放40年的今天，我們同樣應該把教育改革放到重要位置。新的發展階段對教育有新的要求和期望。
本文探討教育如何適應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即教育應該更多聚焦在學生的思維發展而非知識掌握上，這其中的核心是批判性思維與創造性思維教育。
分為理念與實踐兩個部分。
中國為什麼培養不出人才？
三句話解答“錢學森之問”
一、教育不等於知識
長期以來，我們對教育的重視，主要體現在對教育價值的認知是知識獲取(從學生角度)和知識傳授(從教師角度)。
目前的應試教育，更是一個以知識為中心的教育，因為考試的基本目的就是測試學生對知識的掌握。學生的職責是學習知識，教師的職責是傳授知識，這些似乎都是天經地義的。
中國小孩回到家裡，家長通常問的問題的是：今天你學了什麼新知識？具有工作經驗的人再回到學校學習，目的是為了更新知識。
事實上，知識是現代性的重要特徵。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這句名言，說明了在現代社會中，知識是改變世界的力量。在中國，知識又與人的命運聯繫在一起。
在當今中國，以知識為中心的教育觀念派生出一系列學生學習知識的特點和方法。首先是學生學習知識投入的時間多。研究發現，中國學生比美國學生用在學習上的時間平均每天多兩個小時。當然，這會產生擠出效應，由於用在學習知識上的時間多了，投入到其他方面的時間就少了。
學生投入學習時間多，不僅反映在校內學業負擔重，而且也反映在課外輔導多。最近教育部門試圖減少學生校內學業負擔，但隨之而來的是各種校外輔導班的增多。這在客觀上推動了教育輔導產業，一些這類公司上市了，並且有很高的市值。這都說明了市場對課外輔導的需求。
在以知識為中心的教育觀念下，學生為掌握知識點而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學習方法。對於文科題目，“死記硬背”是傳統方式。而理科題目，當然可以死記硬背公式和概念，但是解題就不容易了。
我在美國大學任教經歷中發現，中國留學生往往在碩士和博士頭兩年的考試中領先全班，因為他們學得早、學得多、學得深。但是在此之後，當到達了知識前沿時，在需要自己探索新知識的時候，中國學生的通常優勢就沒有了。這似乎同時印證了“因材施教”方法的長處和短處。
中國的中學生在國際測評PISA中表現優秀，以至於近期一些發達國家聘請中國中學教師去教課。大量中國留學生被髮達國家大學接受讀碩士和博士。
所有這些都說明中國教育有它的長處。不過，中國教育的長處和短處可能正好與美國教育的長處和短處相反。
雖然我們重視知識，但是我們存在另外的、嚴重的問題。那就是我們太簡單地把教育等同於知識。教育除了知識之外還有什麼呢？
愛因斯坦是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同時他對教育也有很多深刻見解。我最常引用的愛因斯坦關於教育的一句話是：“大學教育的價值，不在於學習很多事實，而在於訓練大腦會思考。”
批判性思維教育是一個目前在世界範圍的大學教育中普遍受到重視的話題，而創造性思維教育則是一個在關注創新驅動發展的國家內更加受到重視的話題。
在大學中，致力於本科通識教育的人更加關注批判性思維教育。在研究型大學、研究機構、企業、政府中，關注創新的人則更加關注創造性思維教育。
二、批判性思維=打破思維“禁區”
哈佛大學原校長博克（Derek Bok）在2006年出版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 A CandidLook at How Much Students Learn and Why They Should be Learning More一書，中文翻譯版是《迴歸大學之道：對美國大學本科教育的反思與展望》。
這本書基於他對哈佛大學本科教育的觀察和反思，對美國大學本科教育提出諸多批評和改革建議。在我看來，他在書中對美國大學生的批評也同樣適用於中國大學生。
根據對哈佛學生的觀察並且根據心理學的研究，博克在書中把大學本科生的思維模式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Ignorant Certainty”，即“無知的確定性”。
這是一個盲目相信的階段。剛從高中畢業進入大學的新生，往往都處於這個階段。在中學，學生認為學到的知識是千真萬確的，這個確定性來源於學生知識的有限性，因此是一種無知下的確定性。
第二階段是“Intelligent Confusion”，即“有知的混亂性”。
這是一個相對主義階段。學生上了大學之後，接觸到各種各樣的知識，包括各種對立的學派。雖然學生的知識增加了，但是他們往往感到各種說法似乎都有道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無法判斷出哪個說法更有道理。這就是一種相對主義。
第三階段，就是“Critical Thinking”，即“批判性思維”階段。
這是思維成熟階段。在這個階段，學生可以在各種不同說法之間，通過分析、取證、推理等方式，作出判斷，論說出哪一種說法更有說服力。
批判性思維是人的思維發展的高級階段，它有兩個特徵：
第一，批判性思維首先善於對通常被接受的結論提出疑問和挑戰，而不是無條件地接受專家和權威的結論。
第二，批判性思維又是用分析性和建設性的論理方式對疑問和挑戰提出解釋並做出判斷，而不是同樣接受不同解釋和判斷。
在這兩個特徵中，第一條是會質疑即提出疑問。能夠提出問題並且善於提出問題是批判性思維的起點。
據說猶太人小孩回到家裡，家長不是問“你今天學了什麼新知識”，而是問“你今天提了什麼新問題”，甚至還要接著問“你提出的問題中有沒有老師回答不出來的”？
這就是批判性思維的起點。第二條是在提出疑問之後，能夠用有說服力的論證和推理給出解釋和判斷，包括新的、與眾不同的解釋和判斷。把這兩個特徵結合在一起，批判性思維就是以提出疑問為起點，以獲取證據、分析推理為過程，以提出有說服力的解答為結果。
從教育的角度來看，批判性思維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能力”層次，學生應該獲取批判性思維的能力(skillsets)。第二個層次是“心智模式”層次，學生應該獲取批判性思維的心智模式(mindsets)。
首先，批判性思維的第一層次是一種能力，有別於知識。批判性思維能力不是指學科知識，而是一種超越學科，或是說適用於所有學科的一種思維能力，也稱為可遷徙能力(transferable skills)。這種能力與形式邏輯和非形式邏輯以及統計推斷有關。
批判性思維的能力層次是可訓練的。在國內，講授批判性思維課程教師的學科背景不少是邏輯學。批判性思維的教科書也大多圍繞形式邏輯和非形式邏輯展開，也包括統計學內容。
與此相伴的是，批判性思維能力是可測試的。比如，美國ETS(教育考試服務中心)開發的HEIghten批判性思維測試題目就是一種測試。
ETS HEIghten樣品題目中有這樣一道題，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它們是如何測試批判性思維能力的。
題目二：對Longport鎮居民的調查發現在過去的12個月中，在上繼續教育的人中，修文學課的人數比修藝術課的人數要多。如果是這樣的話，一定是有一些人修了多門藝術課，因為課程註冊的數據顯示，註冊藝術課的人數超過註冊文學課的人數。
問題：以上的推理取決於下面的哪一個假定？
(A)非Longport鎮的居民中沒有很多人註冊藝術課。
(B)文學課堂數不多於藝術課堂數。
(C)在過去的12個月中，很少Longport鎮的居民既選了藝術課又選了文學課。
(D)在過去的12個月中，多數Longport鎮的居民選了至少一門藝術課。
正確的答案是(A)。這是因為在沒有太多從Longport鎮以外來的人註冊藝術課的條件下，從Longport鎮上修文學課的人數比修藝術課的人數多這個事實出發，可以推出一些人修了多門藝術課。
這道題目旨在發現隱含的未說出的假定和找出推理成立的必要條件，這些邏輯相關問題都是批判性思維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環節。這種測試對於提高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有所幫助。
但是，這種測試也有問題：因為它是可訓練的，所以測試成績好可能是因為學生會考試。在以往的測試中發現，批判性思維的測試成績與數學、物理等學科的測試成績有相關性 ，就說明了這個問題。
2018年中國高考全國II卷中的作文題，也是一個測試批判性思維能力的題目。
題目：根據以下材料寫一篇作文。“二次大戰”期間，為了加強對戰機的防護，英美軍方調查了作戰後倖存飛機上彈痕的分佈，決定哪裡彈痕多就加強哪裡。然而統計學家沃德力排眾議，指出更應該注意彈痕少的部位，因為這些部位受到重創的戰機，很難有機會返航，而這部分數據被忽略了。事實證明，沃德是正確的。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沃德(Abraham Wald)是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教授，之前也是經濟學教授。上面的故事是他在“二戰”期間幫助美軍分析的一個例子，它說明了統計分析中的“倖存者偏差”( survival bias)問題。那就是我們只看到了那些能夠飛回來的飛機，而看不到那些被擊落而沒能飛回來的飛機。
所以，只是根據“倖存者”的數據做出的判斷是不正確的。這是基於統計推斷的思維，也是一種批判性思維能力。這種測試題超越傳統的知識範圍，應該說是有意義的。
如果說批判性思維作為一種能力更多地是關於“如何思考”(how to think)，那麼批判性思維作為一種思維心態或思維習慣更多地是關於“思考什麼”(what to think)和“問為什麼”(ask the why question)。
批判性思維的這個層次是引導人們有意識地打破思維“禁區”，走出思維“誤區”，走進思維“盲區”。應該說，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教育傳統在訓練學生“how”(如何)方面見長。中國學生提出的問題，幾乎所有都是關於“how”(如何)的，但很少是關於“why”(為何）的。我們往往滿足於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知半解，但不求甚解。
批判性思維教育不僅要提高學生的思維能力，也要塑造學生的價值觀和人生態度。
三、功利主義盛行，何談創造力？
批判性思維教育是一個普遍的教育問題，而創造性思維教育更多地為研究型大學、科研機構和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國家所關注。
經過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已經由高增長進入到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的供給側要依靠創新驅動，而創新最重要的要素是具有創造力的人才，即創造性人才。
中國教育的優勢表現在學生整體水平比較高，但是中國教育的弱點是突出人才太少。我曾經用一個統計學術語刻畫這個特徵：“均值高”“方差小”，含義是，學生的平均水平較高，但是其中的拔尖人才較少。
這個教育特徵對經濟發展有雙重含義：在經濟發展初期的模仿追趕階段，它並不是壞事，甚至是優勢，因為比較整齊、平均水平比較高的人力資源有利於在已有技術條件下的執行和管理。
但是，在經濟發展的創新驅動階段，缺少突出的、有創造力的人才，對經濟發展會很不利。這就是為什麼培養創造性人才在今日的中國受到前所未有重視的基本原因。
2005年，錢學森向溫家寶總理提出一個問題，後來被稱為“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雖然他當時只是針對科學研究而言，但這個問題可以推廣到很多領域。
比“錢學森之問”更為一般、更具準確性的問題是：相對於我們的人口規模，相對於我們的經濟總量，相對於我們的教育投入，從我們的教育體制中走出來的具有創造力的人才，不是沒有，為什麼這麼少？
中國是世界上在校學生最多的國家。2016年，中國高等教育在學規模有3600多萬，高校在校生2700多萬，高校每年錄取本科專科學生700多萬，均為全球第一。
相對於這樣巨大的人口規模、經濟規模和受教育者規模，無論是科學技術成就、人文藝術貢獻、還是新產品新品牌新商業模式，在中國產生的創新不是沒有，確實太少。
近年來，我們也有不小進步。以自然科學研究為例。據《自然》雜誌引用的數據，中國發表的研究論文的數量在2005年佔全球總量的13%，到2015年增加到佔全球總量的20%，僅次於美國。雖然論文數量已居世界第二，但是科學研究的突出成果仍然不多。
中國到目前為止只有1人獲諾貝爾科學獎，況且中國的人口是日本人口的11倍。所以，即使拿我們的現在與日本的70年代比，並考慮到我們的人口規模，從諾貝爾科學獎這個指標來看，我們的差距也是明顯的。
數學的菲爾茲獎是另一個指標。中國內地至今還沒有產生過獲得菲爾茲獎的數學家。中國香港、越南、伊朗都產生過獲得菲爾茲獎的數學家。我們當然不能以諾貝爾獎或菲爾茲獎為唯一指標，但是它們有標誌性。“錢學森之問”是一個值得重視和思考的問題。
值得探討的問題是，我們缺乏創造性人才的原因是什麼？具有創造性思維的人才通常具有哪些要素？我在這裡提出一個關於創造性思維的三因素假說：創造性思維由知識、好奇心和想象力、價值取向三個因素決定。
創造性思維首先來源於知識。這似乎沒有爭議。不過，對知識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們說的知識通常指學科和領域的專業知識。但是，知識也應該包括跨學科知識、跨領域知識、跨界知識，而這些正是我們的薄弱環節。
所以我對“錢學森之問”的第一個回答是：我們的教育體制中培養的學生缺乏創造性人才的第一個原因是學生的知識結構有問題。我們的學生過多侷限於專業知識，而缺乏跨學科、跨領域、跨界知識，而這些往往是具有創造力的人才的特徵。
創造性思維的第二個來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十幾年前，清華大學物理系邀請了四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來訪。在探討他們為什麼取得科學成就時，清華學生提出的詞是基礎好、數學好、動手能力強、勤奮、努力等。然而，這四個人回答是一樣的，不是這幾個詞中的任何一個，而是說好奇心最重要。
愛因斯坦說過，“我沒有特殊的天賦，我只是極度地好奇。”(I have no special talents, I am only passionately curious.）他還說過：“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只是侷限於我們已知的一切，而想象力將包括整個世界中那些未知的一切。”
他在這裡講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是超出知識以外的因素，這正是在我們以知識為中心的教育中不受重視的方面。
在我們的應試教育下，當學生學習的唯一目的是獲得好成績，當教師教書的唯一目標是傳授標準答案，那麼很可能的結果就是，受教育年限越長，教師和學生越努力，雖然學生的知識增長了，知識點掌握多了，但是他們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卻被扼殺得越系統、越徹底，結果是好奇心和想象力保留得越少。
那麼我對“錢學森之問”的第二個回答是：不是我們的學校培養不出傑出人才，而是我們的學校在增加學生知識的同時，有意無意地減少了創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
創造性思維的第三個來源與價值取向有關，也就是與追求創新的動機和動力有關。
當前影響創造性人才培養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普遍的短期功利主義.個人和社會都想在創新上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就是插個杆子，太陽一照，馬上就能看到影子。
各種評價機制多獎勵可度量、可量化的成果，但是有創造性和長遠的成果往往難度量、難量化。短期功利主義也是創新中的“同質性”和創業中的“羊群效應”的深層次原因。
喬布斯的創新也是來自一種激情，他的信念是“不同思維”。面對IBM這樣的大公司在計算機領域的霸主地位，喬布斯相信我要與你不同。
長期以來，IBM的座右銘是其創始人沃森(Thomas Watson)提出的“Think”(思維)，這就是ThinkPad名稱的來源。1997年，當喬布斯重返蘋果時，公司正處於低谷。他為蘋果公司精心設計了一個劃時代的廣告“獻給瘋狂的人”(To the Crazy Ones)。
一般來說，創新的動機有三個層次，分別代表了三種價值取向：短期功利主義、長期功利主義、內在價值的非功利主義，每一個後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具體到當前情況，對短期功利主義者而言，創新是為了發論文、申請專利、公司上市，這些能夠在短期帶來獎勵的結果。
如果創造性思維是知識、好奇心和想象力、價值取向三者的乘積：
創造性思維=知識x好奇心和想象力x價值取向
那麼，在這三種價值取向下人的創新動機不同，所產生的創造力也不同，如圖2所示。
我們的現實情況是，具備第一類動機的人很多，具備第二類動機的人也有，但具備第三類動機的人就寥寥無幾了。
我們之所以缺乏創造性人才，除了知識結構問題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價值取向上太急功近利，太功利主義。急於求成的心態，成雄敗寇的價值觀，導致的是抄襲、複製，而不大可能出現真正的創新，更不可能出現顛覆性創新、革命性創新。
所以我對“錢學森之問”的第三個回答是我們的價值取向出了問題：不僅是學校，而且整個社會都太急功近利、太功利。
破題之道：
如何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
一、“寫的好”就是“看的清”
清華經管學院本科教育改革九年曆程，學院的思路是通過批判性思維教育。批判性思維教育是融合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粘合劑，批判性思維教育也是連接通識教育與個性發展的橋樑。
批判性思維教育具有跨通識教育、專業教育、個性發展的一般性特徵。學院把批判性思維教育上升到這樣的一個高度來認識。這是一個新認識。
學院在推動批判性思維教育方面有兩項具體行動，就是重點建設通識教育中的兩門課程：《中文寫作》和《批判性思維與道德推理》。
寫作課，這是一門目前在國際高校，包括頂尖學府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開設的大一新生必修課。
這門課旨在訓練學生就一個主題正確地提出問題，找到強有力的論據，清晰有效表達出自己的觀點，並能客觀評估他人觀點的能力，最終培養的是學生的理性思維和書面表達能力。
一手研究、文本細讀、批判性思維是貫穿其中的教學方式。要達到訓練目的，以哈佛大學為例，12人一個小班，一個學期要開設70多個課堂，兩個學期方可覆蓋每年入校的1600名學生。
寫作為什麼與批判性思維相關？原因是寫不好，是因為想不清。同學們發現，《中文寫作》課不單是技術性的寫作技巧，而更加是批判性思維的書面呈現。至今《中文寫作》課在清華經管學院一直堅持開設了9年。
二、想清楚“為什麼”比“如何做”更重要
經濟管理學院如何在本科和研究生(包括專業碩士)階段培養在商界具有創造力的人才，並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遵循。
2015年10月24日，Facebook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學院顧問委員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用中文為清華學生上了一課。有趣的是他講的主題不是“如何創業”，而是“為什麼創業”。他結合自己創建Facebook的經歷，講述了關於“使命”“用心”“向前看”的三個故事。
他說從一開始他就很明確，他的使命不是創建公司，而是使人連接。他鼓勵清華學生創新，但告誡同學們在做事之前，一定要先問“為什麼去做”。
扎克伯格的這堂課對學生的啟示是：想清楚“為什麼去做”比學會“如何去做”更重要。這就是價值取向的意義，而這正是我們的創新創業教育中最為需要的。
三、教育改革必須培養批判和創造思維
技術進步，特別是人工智能的發展，對人在經濟中的作用將產生重要影響。在人工智能時代，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教育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因此，人工智能最有可能替代甚至超越人通過死記硬背、大量做題而獲得知識的能力，並且機器在這方面有絕對優勢：機器能夠學習的知識量超過人，機器的記憶力也超過人。這就是替代作用。
可是另一方面，人的創造性的工作是人工智能還不能取代的。在這方面，人工智能卻可以輔助人，幫助人提高效率，這就是互補作用。
所以，面對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我們的教育必須要有調整，努力的方向很明確，就是我們教育出來的人要做機器不能做的事，那就是具有創造性的事。
教育改革應該把推動批判性思維與創造性思維教育放在重要位置。針對批判性思維教育，我提出三條改革建議：
第一，要把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作為大學教育的必要環節。
批判性思維教育首先要體現在重點建設若干門課程上，比如寫作、溝通、邏輯、統計、倫理、道德課程，但也要體現在所有課程和所有培養環節中。
第二，要把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心態和習慣即心智模式作為更高的教育目標。
這就要求不僅要教學生如何思考，更要啟發學生思考什麼，並鼓勵學生為追究深層次原因多問為什麼。
第三，批判性思維教育需要寬鬆和寬容的氛圍。
大學和社會都要創造有利於學生自由發展、個性發展的空間和條件。要允許學生犯錯、失敗，允許學生與眾不同的發展路徑和成長方式。
針對創造性思維教育，我也提出三條改革建議：
第一，要改變學生的知識結構，增加學生跨學科、跨領域知識，並使學生能夠融會貫通不同學科和領域的知識。
鼓勵本科生在第一學位之外學習第二學位，鼓勵研究生獲得不同學科的雙碩士或雙博士，鼓勵學生融合文、理、工、醫、藝。
第二，要有意識地保護學生的好奇心，激發學生的想象力。
好奇心是比物質激勵和精神激勵更強的創新驅動力。要給學生充分的想象空間，不要輕易打擊不符合當前規範的“胡思亂想”。
第三，全社會都要克服急功近利的短期功利主義，在價值取向上要有更高追求。
不能低估推動創新的內在動力。創新可以驅動經濟發展，但不只是為了驅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也不是社會發展的唯一目的。創造力最終使人更自由、更幸福。
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是人的思維發展的高級階段，它是人類文明高級階段的基石。中國要為人類文明作出貢獻，批判性思維與創造性思維教育不可或缺。
來源 |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
作者 | 錢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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