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小武》推出整二十年，賈樟柯一直緊握手中的攝影機，用鏡頭凝視當下，當下的鉅變，鉅變中的人。
他用一寸一寸的膠片，在電影中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世界。
賈樟柯似乎一開始便做好了長跑的準備，一直保持兩年一部長片的頻率，在自我的認知裡突飛猛進，在市場的喧鬧中往前走。
最近幾年，賈樟柯搬回汾陽老家，扶持新導演，辦平遙影展，開藝術中心，在當下探尋改良電影生態的可能性。
在藝術創作和改良電影生態上，賈樟柯都選擇做一個長跑者。
江湖
2015年戛納國際電影節，賈樟柯被授與“金馬車獎”，上臺領獎時，他說，曾經以為電影可以改變世界，如今世界改變太小了，要繼續拍下去。
三年後，賈樟柯拍出了《江湖兒女》。
電影的定檔發佈會在一個吊著巨型水晶燈的宴會廳舉辦，賈樟柯被眾人簇擁著步入大廳，臉色沉靜。
他剛從戛納回來，身上穿的還是出席電影節的那套藏藍西服。
發佈會上，漂亮的女主持人追著問，“賈導，你怎麼變得這麼慈祥了？”賈樟柯聽了嘴一歪，樂了。
《江湖兒女》的拍攝跨越了四季，行駛七千多公里。賈樟柯首次開放投資，增加了合作方，12家公司參與制作發行，王中磊親自站臺。
發佈會還原了電影中的場景，八九種白酒倒在一個白色瓷盆裡，眾人圍成一團，喝“五湖四海酒”，杯子碰在一起，有幾分江湖意味。
面對資本的老問題，賈樟柯的回答乾脆利落，“資本都是我挑的，想給錢的人多著呢，跟我想法不一樣，我一分也不會花你的，不是一路人。”
這僅僅是江湖的一面。
1999年，賈樟柯29歲，剛拍出《小武》，被電影局喊去談話。這場談話後，賈樟柯被停止拍攝影視劇的權利。
更令他意外的是，在文件的一旁有幾行小字，“請局領導關注此事，不能讓這樣的電影，影響我國正常的對外交流”。他在書中記錄了當時的迷茫，“人心如此玄妙，複雜得讓人難懂。”
2002年的一場對談中，孫健敏問他，在人際複雜的電影圈，如何保證自己的創作沒有雜念。
賈樟柯的回答決絕，不屑，“我根本不介入那個所謂的圈子，更對其中的恩怨不感興趣。”
2018年，賈樟柯拍出《小武》整二十年，時間帶給人鉅變。
工作室的大廳裡擺放著戛納國際電影節頒發的“金馬車”，三年過去，“金馬車”有些褪色。
“時間可以帶給人很多容顏的改變，意識、價值觀、做人做事的方法改變，還有整個社會的變遷對他們的影響，”賈樟柯說，“我現在對無言以對、五味雜陳非常感興趣”，拍電影就像我們生活一樣，我們就生活在無言以對、五味雜陳的環境裡，“這是時代給我們的。”
時代變革下的個體，一直是賈樟柯鏡頭的焦點。
從“故鄉三部曲”到《江湖兒女》，賈樟柯有意保持著作品與作品間的連續性，在電影裡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世界。
荷爾蒙
2017年初，許知遠去汾陽採訪賈樟柯。
飯局上，大家推杯換盞，酒過三巡，許知遠拍著賈樟柯的肩膀，扭頭對旁邊的朋友說，同齡人中，他最佩服的就是賈樟柯。
他對賈樟柯的評價極為精準，“他有一種罕見的平衡感，在感受力與理性分析之間，在個人命運與時代情緒之間，在知識分子與江湖氣之間，在創造力與商業運作之間，在中國社會與世界舞臺之間，在故舊與陌生人之間，他似乎都能從容不迫。”
這些可描述的，不可描述的，可解釋的，不可解釋的，賈樟柯全部把它放在自己的電影裡。
他的電影世界，對縣城，對山西方言，對葉倩文的歌，有著近乎偏執的審美。
每個演員接戲之前，山西方言都會成為一種壓力。
《江湖兒女》中飾演斌哥的廖凡帶著點無奈地說，“直接暈了”，因為直到拍完電影，他都沒分清“你”、“我”，用汾陽話怎麼說。
年歲漸長，賈樟柯的電影世界越發枝繁葉茂，但大樹的根穩穩地紮在小城汾陽，這是賈樟柯的“邊城”。
1970年，賈樟柯出生在山西汾陽。
汾陽是山西呂梁市平川四縣之一，307國道從縣城穿行而過，成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繁忙的運輸通道，大貨車呼嘯而過，揚起一陣塵土。
《小武》裡那些灰色的街道和屋瓦，在這裡依然有跡可循。
賈樟柯七八歲的時候，文革剛結束，街道上常常聚集著很多年輕人，插隊回來的，上學畢業的，退伍回來的。
無論從哪一路匯聚而來，大家都是一個身份，待業青年。
那時候的年輕人，普遍都帶著點反叛精神。
幼時的賈樟柯過早地接觸了這些叛逆青年主宰的“江湖”，大哥打架的時候，他在後面遞磚頭。
“那時的大哥必須帥，很乾練。”
前天晚上賈樟柯沒睡好，眼袋掛在臉上，提不起精神，但回憶起過去，話頭立馬被打開了。
記憶中的大哥，白色塑料鞋邊永遠一塵不染，還得身手不凡，比如槍法特別準，抬手“啪”一槍，鳥就掉下來了，“我就跟著撿鳥，一天能撿好多。”
少年時的賈樟柯有過一段混沌的青春，他揮霍著身體裡的荷爾蒙，呼朋喚友，打架、戀愛、落榜，在街上游蕩，在報攤上看攤，閱讀天南海北流經此地的文字。這些文字充盈了一個縣城少年對世界的最初幻想。
八十年代，美國的霹靂舞在中國風靡一時，這個風氣瀰漫到小城汾陽，也給賈樟柯的青春刻下了深深的印記。
他看了七回電影《霹靂舞》，盯著學基本動作。
基本動作很快就學會了，年輕人的好勝心作祟，他覺得得來幾個高難度的才能鎮住人，於是他每天在縣體校的體操館練空翻。
有一天，他正在那練，過來一個人，說“小夥子，我關注你很久了，你特別刻苦，咱們呂梁舉重隊要招人了，你有沒有興趣報一下？”
有段時間，他迷戀吳宇森電影裡的江湖，把家裡存的葡萄糖瓶子偷出去賣，正好能賣兩毛錢，換了去看錄像。
在瀰漫著腳臭味和煙味的錄像廳裡，賈樟柯跟著周潤發咬著牙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學著男人的樣子長大。
十多年後，賈樟柯見到了吳宇森，在舞臺上，他向吳宇森鞠躬，“他的電影就是我經歷過的江湖”。
直到現在，賈樟柯的電影中，依然有吳宇森電影的影子。
父親
在合作之前，廖凡沒見過賈樟柯，但喜歡他的電影。
“看他的電影我老覺得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這麼一箇中年人，”廖凡說，賈樟柯比他想象中健談，邏輯性很強，沒有廢話，就像他寫的劇本，清晰，樸實，文字極其簡練。
賈樟柯的文學天賦，得益於父親的影響。
賈樟柯的父親是名語文老師，他出生後，父親沒有給這個心愛的兒子按字輩往下排，而是取名“樟柯”，樟木做的斧柄，雖不起眼，但很關鍵。
小時候，父親經常帶著他爬城牆，站在城牆上看外面的公路，很久才能看到一輛車。父親出身不好，沒上成大學，一生不得志。
冬天的夜晚，四下安靜，爐肚子裡的火苗呼呼作響。
父親捏著報紙，大聲地朗讀著上面的文字，是廖承志寫給蔣經國的信，“經國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
“你知道我第一次知道意識流是什麼時候？”
賈樟柯翹著腿，挪開嘴裡的雪茄，一臉興奮，我還坐在自行車的大梁上，我父親和他的朋友，兩個教師推著車，穿著中山裝，立在那兒談意識流。
賈樟柯文字裡潮溼的底色，受到了父親的影響，也得益於這樣的影響，為他種下一顆文學的種子。
稚嫩的江湖氣和著文學潮溼的底色，成了賈樟柯電影特有的氣息。
十八歲那年夏天，賈樟柯跟父親講，他要去山裡的同學家補習英語，要走十幾天。
父親很高興，“去吧去吧”。賈樟柯獲得了短暫的自由。
他沒去補習，而是跟著一個演出團走穴，跳霹靂舞，一直過黃河到了榆林。
每一個父親在兒女身上，都寄託著一個自己的夢，賈樟柯的父親也不例外。
最早，父親期望賈樟柯成為一名外科醫生，高中文理科分班，賈樟柯選了文科，外科大夫的希望破滅，父親又期望他考上南開大學，高考落榜後，父親覺得，像他一樣，當個小學教師也不錯。
然而，賈樟柯最後成了一名導演。
“他確實不知道我經歷了什麼，怎麼長大的。”
在知乎“大家談”的分享會上，賈樟柯說，青春時期太淘氣了，《站臺》是對父親的一個交代。
2006年春天，賈樟柯的父親去世了。
“突然就去世了，他沒有太多快樂的時間。”
巴西導演沃爾特·塞勒斯的紀錄片鏡頭裡，賈樟柯心中起起伏伏，沉默了很久。
那一刻，只有耳旁呼呼的風聲，還有枯草在擺動。
踏入洪流
晚上十點，四十九歲的梁景東從飯局抽身，周圍頓時安靜下來。與趙濤不同，他現在仍然是山西傳媒學院的一名老師。
從《小武》開始，梁景東很少缺席賈樟柯的作品，《站臺》中，他是穿喇叭褲，拎著錄音機，剛從廣東回來的時髦青年張軍，《山河故人》中，他是礦工樑子。
與賈樟柯相識太久了，梁景東把這種相識抽象成一種宿命，“我先到一年，可能我在等他。”
1993年，梁景東在北京電影學院進修，賈樟柯剛考入北電，兩個人住一個宿舍，不用多聊，一聽口音就知道是老鄉。
梁景東回憶，賈樟柯在北電的學習“像吸墨水一樣”，眼神裡充滿渴望，很有力量。
有一晚宿舍停電，大家來了一場即興表演，還在燙腳的梁景東表演一個畫畫的人，賈樟柯興奮地說，“樑子，我要給你拍十部電影！”
在北電生活開始之前，賈樟柯度過了一段沉寂時光。
上世紀九十年代前後，社會思潮正處在令人窒息的時期。
20歲的賈樟柯去省城太原學畫畫，在郊區租房住，每天吃白菜雞蛋煮掛麵。
冬天越來越冷，賈樟柯一個人拉著平板車，走兩個多小時，去煤廠買煤，天空飄著點小雪，他拉著煤車走著，腦後飛過一架直升機，他哭了。
賈樟柯在上學與回家之間僵持著，進退兩難，處在人生的窒息階段。
但是，偏偏他看了《黃土地》，一下子被震住了，“我感覺它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種表達方式都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可能性，我一定要去搞電影。”
三年後，他去了北電。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文化資源遠比今天匱乏，賈樟柯和王宏偉、顧崢幾個人成立了一個青年電影實驗小組，目的就是交換錄像帶，觀摩影片。
法國大使館文化處曾在三里屯的法國小學，放映法國導演特呂弗作品全集，不過要憑藍色的入場證入場，賈樟柯找美術系的同學畫了幾張，連續看了好幾個星期，沒有中文字幕，都是法文對白，“就這樣看也很過癮。”
1995年，在重慶一個小縣城裡放了9年電影的程青松，告別故鄉，考上北京電影學院，“那年我得到了無數人的恩惠，賈樟柯是其中一個。”
賈樟柯雖然是文學系，但並不滿足寫戲論劇本。
大二時，他正張羅著拍片，要拍一個考生。
程青松成為賈樟柯早期短片中的主角。幾個人常在北航的大排檔吃紅燜羊肉，喝啤酒。
徐浩峰、楊超是那屆導演系的學生，徐靜蕾在表演系。
但是，那屆的同學告訴程青松，賈樟柯是班裡最有想法的一個人，文學系的做導演，“這個印象特別深”。
1993年的北京還是一個大工地，北三環住了很多農民工，離開故鄉的賈樟柯對周圍的環境並不陌生，但在電影學院，總瀰漫著一股貴族氣。
“學生們如果互相攻擊，會罵對方‘農民’”，賈樟柯十分吃驚，“並不單因為我自己身上強烈的農村背景，而是吃驚於他們的缺乏教養。”
電影學院精緻的、充滿優越感的氣質，令賈樟柯猛地發現自己內心經驗的價值——一種被銀幕輕視的部分。
這種從自我經驗出發的創作，是他“電影信念”的一部分，也成為他日後創作的出發點。
成名後的賈樟柯經常談到他的創作衝動，當一個人午夜睡不著的時候，它突然湧動在心裡一種自己都看不清楚的情感，“那一剎那就是你拍電影的理由。”
故鄉汾陽的劇烈變遷誘發了這種原始的創作本能。
1997年4月10日，賈樟柯開拍《小武》。
2017年初，在“山河故人·家廚”，許知遠笑眯眯地問賈樟柯，“你覺得成為現在的你，運氣佔多大成分？”
賈樟柯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而是講了個故事——
1998年《小武》完成後，賈樟柯對發行尚一無所知，柏林電影節快開幕了，香港的製片人給了賈樟柯一個地址，《小武》被寄了過去。
在柏林，這個偶然的舉動被另一個更大的偶然延續。
那一年，柏林電影節收到上千部電影，評委們看完電影，準備回家了，突然看到桌上還有盤錄像帶，中國寄來的，錄像帶被塞進放映機的肚子裡。
這個巨大的偶然促成了賈樟柯的第一次柏林之旅。
《小武》在青年論壇放映結束，燈光亮起，賈樟柯在主席的帶領下上臺。
他後來說，那是他走過最漫長的一條路，兩邊的人站起來為他鼓掌，很多人衝過來要和他握手，禮遇來得有點猝不及防，“我一下子覺得這個事嚴肅了。”
那一年，《小武》獲得柏林電影節青年論壇大獎，從此，賈樟柯成了一名導演。
獨立，決絕
《小武》幾乎一出生便風華正茂，海外發行始終佔據賈樟柯電影收入的主體。這種略顯決絕的獨立，從起步就已形成。
在《小武》之前，賈樟柯已經有一個固定的拍攝小組。
程青松回憶，“他們早上要出去拍東西，很早，還有張陽，顧崢他們，好像精力特別旺盛。”
梁景東離開北電後，與賈樟柯一直通信。
1996年，兩人又碰上了，“你別剪頭髮了，留著吧！”
賈樟柯的一句話，梁景東的頭髮留了4年，《站臺》開拍時，梁景東的頭髮快齊腰了。
餘力為從《小武》開始與賈樟柯合作，幾個人就著北航大排檔的豆花魚火鍋聊電影。
他們總能在世俗世界裡找到美感，荒蕪的，嘈雜的，貧窮的，詩意的。
幾場戲拍完，大家大概知道賈樟柯想要什麼。齒輪和齒輪緊緊咬合，固定的團隊支撐著賈樟柯的很多即興創作。
這個獨立的電影王國裡，趙濤是另一種獨特的存在。
二十年的拍攝，賈樟柯的鏡頭對準趙濤，從青春作伴到人到中年，一直沒移開過。
賈樟柯的微博裡有張照片，照片裡的趙濤裹著長羽絨服，在方磚墁地的小院裡遛狗，頭頂是鏡藍的天。
那一刻，他又沉靜在閒散的時光裡，像他電影裡的人一樣。
從《站臺》到《江湖兒女》，從汾陽到戛納，趙濤陪伴賈樟柯，拍電影，闖江湖，經歷過人生的很多最佳時刻。
《江湖兒女》上映前，兩人排滿了通告，趙濤在房間裡化妝，賈樟柯在隔壁對著電腦打字。
不工作的時候，趙濤幾乎不出門，“我在家裡忙，導演在外面忙”。
賈樟柯搬回老家，趙濤也跟著兩頭跑，她現在的江湖就是她的家庭。
如此安穩的現世並不是故事的全部。
趙濤至今記得《站臺》有一場戲，“導演說，兩個女孩子抽菸，說兩個話題，第一個話題是張軍，第二個就是畫眉，第三個你們隨便說，就是這樣的。”
趙濤不知道什麼能說，什麼該說，就說了好多，拍了十多分鐘，都沒詞了，心想這個導演怎麼還不喊停，“真的我都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這樣的磨合不僅存在於趙濤和賈樟柯之間，也存在於團隊的其他人身上。
一瓶水擺在那兒，美術老師覺得可以，賈樟柯覺得不行，應該把瓶子上的字轉到後面去，再細緻到瓶子的顏色。
梁景東的表述更抽象一些，“你有時候替他操心，可能你會著急。”
既然要一起做，肯定會有參與的成分，他不像切豆腐，這個過程是一個交流、理解、知道做什麼的過程。
賈樟柯做事的專注，對郝蕾觸動很大。
2008年，賈樟柯帶著《河上的愛情》參加威尼斯國際電影節。
嘈雜的機場，賈樟柯旁若無人地坐在地上，開電腦看稿子。
“你還用做這個？”這個細節一直刻在郝蕾心裡，“一般拍文藝片的導演都挺自我的，賈樟柯沒有。”
風浪裡走
在我們談話的那個小房間，進門擺著一個落地櫃，櫃子裡裡外外擁擠地擺放著各種各樣的獎盃，工作室的大廳裡還立著幾個玻璃櫃，裡面擺放著世界各地電影節的榮譽。
賈樟柯在海外大放異彩的時候，人們對他十分陌生；當賈樟柯歸來，被人尊奉為“大師”，人們似乎依然對他一知半解。
越來越多的人好奇，賈樟柯身上沉靜的氣質從何而來。
很多時候，平靜的表面總蘊藏著湧動的暗流。這些年，賈樟柯一直走在大風大浪裡。
《站臺》拍完三年了，賈樟柯在賣盜版碟的店瞎逛，在他伸手開門走的剎那，老闆說，“假科長”的《站臺》要嗎？他出了店門，心在狂跳，像丟了孩子的家長，忽然在人販子家看到了孩子，興奮著，鬱悶著，患得患失。
2006年，《三峽好人》在國內只有七天放映時間，賈樟柯站在北大百年講堂，拋出一個至今振聾發聵的聲音，“我想看看在這個崇拜黃金的時代，誰還關心好人。”
拍了十多年，賈樟柯飲譽海外，在國內上映的影片卻屈指可數。
2013年，戛納電影節第一次向賈樟柯伸出了橄欖枝。
賈樟柯憑藉《天註定》斬獲第6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編劇獎。
賈樟柯手握紅綢繫著的獎狀，激動地親吻了趙濤，電影一刀不剪，將在國內公映。
“我對中國電影的環境有信心，我對中國社會開放程度有信心，我也對觀眾的理解跟接受有信心。”
賈樟柯在公開場合極少流露興奮，但那一刻，他連用了三個“有信心”。
2013年10月，《天註定》卻未能如期上映，種種紛擾，令人唏噓。
《天註定》被禁之後，他有過一段低谷，巴西導演沃爾特·塞勒斯拍攝的賈樟柯紀錄片，記錄了當時的情境。
“我現在的考慮不是拍哪一個，第一個選擇是我還要不要拍。”
疲憊不堪的賈樟柯靠著沙發，慢慢地吐著菸圈，這是中年賈樟柯的艱難時刻。
然而，久經江湖，縱然心繫千鈞，自是風輕雲淡。
郝蕾常常感慨，以前資金不那麼充足沒有干擾他，排片少沒有干擾賈樟柯，有的片子不讓上也沒有干擾他， “賈樟柯是一個很強大的人，很強大才不會受干擾。”
兩年後，賈樟柯帶著《山河故人》去了戛納。
戛納電影節“導演雙週”單元舉辦了授獎儀式，授予賈樟柯終身成就“金馬車獎”，成為獲獎的首位華人導演。
頒獎時，賈樟柯託著“金馬車”，不無感激地說，這個鼓勵來得特別及時，“是對我未來的一種鼓勵。”
在賈樟柯還沒搬走的時候，程青松和他住一個小區，沒事就坐一塊喝茶，有時也看到賈樟柯陪著母親在小區散步。
今年世界盃，賈樟柯送給程青松一個足球，在微信裡提醒他，“三十分鐘球到你家。”
賈樟柯說，最近幾年，他特別想把焦點放在人身上。
電影中的“人”被放大了。
《山河故人》裡，他講述了“生、老、病、死”，這些每個人都無法迴避的艱難時刻。
郝蕾看完電影，給賈樟柯發了條很長的微信，“《山河故人》完全像詩一樣，有建立感，非常完整，就像一個老人在敘述整個人生，其實人生就是這個樣子。”隨著年齡增長，郝蕾對人生的唏噓感越來越著迷。
“《山河故人》放棄了很多已有的格局和觀念，以及賈樟柯非常熟練的拍攝方法，”郝蕾說，“從《山河故人》開始，賈導上了一個很大的臺階。”
賈樟柯的電影變得寬厚，柔軟。
程青松一直是賈樟柯電影的觀察者，他認為，如果在更自由的創作狀態下，電影的敘事方式還會是賈樟柯式的，只是題材有些不一樣。
“從地下到地上，肯定有一些艱難的選擇，因為我理解，想讓觀眾能看到他的電影。”
拋開題材不談，在程青松看來，賈樟柯的改變也是藝術創作的本能，“他現在的心態，思考的問題，知識的積累，在電影語言方面的進步，每個時期都不一樣。他不可能用拍《小武》的方式來拍新電影。”
這種改變也投射在最親近的人身上。
最近五年，趙濤的感受越來越明顯，“每當拿到劇本，我覺得不像在讀劇本，像讀小說，我發現導演現在試圖用更多的人物，更多的線索，更廣闊的空間，講述人的複雜性和社會變遷的劇烈性。”
今年八月，《江湖兒女》宣傳方邀請了數十家媒體，專門辦了一場集中觀影活動。
“我們那個時候因為地下電影，不讓放給人看，進不了電影院，就找一些地方放，那是不正常的。”
賈樟柯平靜地說，電影就應該這樣，現在只是回到了一種常態。
情困
“無情”，是賈樟柯這兩年談話的高頻詞彙。
最近一次是談到電影《江湖兒女》的主題。
“我們必須依賴情感才能生活下去嗎？”他自問自答道，“我覺得未必，佛教所謂無情嘛。”
對賈樟柯而言，“金馬車獎”不僅僅是一個鼓勵，也意味著一個導演“自我認定階段”的過去，他開始進入另一個更自由的階段，這種自由多半指的是幻想的、歷史的、超越個人經驗的創作。
但是，這種自由，外界並沒有太多感知。
“賈導，你的電影賺錢嗎？”
“賈導，你為什麼接廣告？”
“賈導，你還跑路演？”
“賈導，你變了！”
2004年，《世界》作為賈樟柯的第四部電影，首次在國內公開放映。
賈樟柯在15天跑了11個城市，一路面對媒體重複的問題，彼此喋喋不休。
“我們堅持多元價值的表達，我們又不拒絕商業，不抗拒在工業渠道里推廣電影。”
賈樟柯說，我的電影，在地下這樣拍，地上也這樣拍，我不會因為它是地下就加料，也不會為了通過就削弱我的關心和批判。
這是賈樟柯2004年的聲音，到了2018年，這樣的困擾仍在，漫長的時間裡，他被這些問題裹挾其中，糾結，較勁。
賈樟柯對商業的認知，可以追溯至他的中學時期。
上學時，他組織同學，倒賣酒，“賺了很多錢，在中學裡，我們比《小時代》裡的人有錢多了，還倒賣煙，我們還有一個同學倒賣鋼材，主要做的就是煙、酒和鋼材。”
上大學的時候，他給別人當“槍手”，演“猴子”，賺一點錢來貼補拍片。
他從未排斥過商業。
賈樟柯對商業的駕馭，也得益於他早期拍攝的積累。
電影工業對人的改變，曾令他恐懼，“經過《站臺》，只要你相信你自己的電影，工業裡頭的人，自有他們的好處。一個有能力的導演應該學會這些，而不是懼怕它、躲避它。”
《天註定》最終沒有上映，他遭遇了意外的財務危機，一條一條接廣告，拍了20多條。
賈樟柯說，商業是人類社會僅有的幾個連接方式之一，人類在這個組織體系裡變得更有效率。
有時，賈樟柯也調侃，“你是我家會計啊？你看就行，愛看看，不愛看不要看，你管我掙還是賠？”
拋開情緒性的表達，他給出了一個很嚴肅的回答，“我對商業無情，無好感，也無惡感”，你要這麼反感商業，你別上班，你別收你的工資，你就在家種地，種地也是個商業，也得有一畝二分地。
這句話把一旁的許知遠逗樂了。
賈樟柯隱隱地感覺，人類智慧的某種侷限性，都是因為情困，“可能無情會更好地處理事情。”
轉場
“沒有了青春的人都愛眯個午覺。”
賈樟柯自己也走到了人生的又一個關口。
在知乎“大家談”的活動中，賈樟柯坐在臺上談了快半個小時，意猶未盡，被出來控場的支持人打斷。
這時候他摸索著膝蓋，清了清嗓子，“給我五分鐘時間，我說一下我的生活，”他像個急於表現卻被老師忽略的孩子，真摯又迫切的樣子，讓臺下的人忍不住發笑。
2015年，北漂青年賈樟柯“逃離”了北京，搬回老家汾陽的村子賈家莊。
賈家莊不是個普通的村莊，它是國家4A級景區，曾被評為“全國文明村”，村裡有條美食街“賈街”，賈樟柯的“山河故人·家廚”坐落在這條街上，家廚有山西人最愛吃的過油肉，也有賈樟柯力薦的清水桃仁。
他有一半的時間都在老家，上午九點多開始工作，中午眯個午覺，下午看書，寫字，晚上出去和朋友會面。
因為光灼傷的緣故，賈樟柯老戴著墨鏡，老朋友擠兌他，“裝X明星和獨裁者喜歡墨鏡”，賈樟柯懟回去，“算了吧，電焊工也戴墨鏡。”
賈樟柯迷戀老家的煙火味。
他說，離開故鄉，是因為人在年輕時需要獲得一種經驗，回到故鄉，是為了建構一種新的角度，理解生活，理解自己。
老家的時間緩慢，幽靜，他開始“胡思亂想”，“我們對實體生活的感受越來越弱。”
賈樟柯說，從無線電波的捕捉與利用，到數碼信息交互，都是籠罩在人類與宇宙間的迷霧。
人類社會的神性在消失，我們不再進行人類與宇宙的直接對話……
誰也沒想到，賈樟柯“變科幻了”，看上去，他對自己的轉變首先吃了一驚。
和他探討問題，他很自然地切換到“科幻頻道”，“外星人”、“宇宙”，類似的詞一個一個往外蹦。
他談到《江湖兒女》中巧巧的獨身經歷，說了一段話，人類社會如果是外星人規定好的程序，那就按這個走，任何一個人也沒有能力穿越到四維空間，去改變這個程序，人類社會有它自身發展的軌跡，作為個體是非常無能為力的。
賈樟柯的電影中常有科幻的影子。
《三峽好人》裡，趙濤站在水氣瀰漫的長江邊，看著UFO從天際飛過，讓人產生了一種超現實感。
《江湖兒女》中有個民間科幻作家，是徐崢演的，裡面有7分鐘的長鏡頭闡釋他的太空理論，“那個理論的原創者是我，”賈樟柯憨厚地笑了，拉長的眼袋周圍蕩起一圈笑紋。
這種轉變並非完全不可解釋。
在賈樟柯2002年的一場談話中，他談到自己從過時的理論、陳年老片中尋找現實問題的出路。
“像愛森斯坦，達芬奇一樣，他們發現了很多原則，從未引起我們的注意，而這種疏忽是因為我們已經不可能像他們那樣，通學科，又融入科學，並在一種宗教的尋找精神中向著形式主義的方向朝聖。”
他常常談到自己寫的“天體物理論文”，朋友看完說，“導演，你想的這些是低級科幻。”
“低級科幻”並不影響他“分享的慾望”，他像個捂著寶貝的孩子，卻按捺不住心中的雀躍，“咱倆可以聊聊。”
在知乎的活動上，有影迷問他，最想拍的時間段是什麼時候，歡快的氣氛頓時嚴肅起來，賈樟柯收起笑臉，
“如果將來存在賈樟柯的歷史三部曲，1927年，1949年，1966年是我非常想拍的。”過去的二十年，賈樟柯發現問題，捕捉變化，現在，他開始追溯過往，試圖探尋我們如何走到今天。
程青松說，電影理論出身的賈樟柯，一直保持著對電影語言的研究，賈樟柯電影的先鋒性決定了他“總是走在別人前面”。
長跑
2018年年初，賈樟柯出版了第二本電影手記，郵政綠的封面，像他寫給世界的告白。
這本書裡，大多數時候，他都在緩慢的抒發，情感趨於靜態。
看過第一本電影手記的讀者不難發現，賈樟柯花了很多時間，在方法論的探討上，他希望與世界達成共識，偶爾還會有激烈的爭論。
這幾年，他對共識的形成越來越提不起興趣，除了共識夾帶的暴力性，這個過程十分消耗創作力。
“共識的形成是教育家該做的事，不是藝術家的事。”
賈樟柯選擇與這個世界和解，“我們應該在自我的認知裡突飛猛進，要往前走。”
2016年是賈樟柯的“產業年”。
這一年，他初步搭建起一塊完整的電影版圖。
年初，他突然宣佈，要在老家賈家莊村建一個賈樟柯藝術中心；不久，賈樟柯在上海註冊的暖流文化，只用了一週時間，就完成了一輪融資，估值3億；之後，賈樟柯打造的全球短片內地首映平臺“柯首映”上線；8月，賈樟柯就任上海溫哥華電影學院院長，在電影教育上發力。
人們試探著從功利的角度解讀它，辦了九年“金掃帚獎”的程青松不以為然。
“大家覺得賈樟柯回到地上來，就拼命享受地上的紅利，其實不是這樣，賈樟柯做這一切，只是想在改良電影生態上做一些努力。”程青松說，賈樟柯為電影做的事，遠不止此。
賈樟柯說，“一個地區電影文化的培育，需要一點時間，一點耐心，文化是個慢功夫，慢慢改變吧。”
梁景東並不常與賈樟柯聯繫，年歲漸長，梁景東也好奇，賈樟柯這份力量到底從何而來，
“特別有計劃，這種計劃又不是故意要這麼做，是他一層一層走的，有些人發展到一定程度就開始休眠了，但是他停不下腳步來，他要表達，他要去完成。”
梁景東越來越為這個老哥們鼓勁加油，卻常常為他的身體擔憂，“他跑得已經很快了，大多數人都追不上他。”
許知遠驚歎於賈樟柯處理複雜關係的能力，程青松更願意把這種能力歸結於“雙子座”天生的兼顧能力，“既理性又感性。”
2017年深秋，古老的小城平遙多了一塊巨型銀幕。平遙電影展開幕的前一天晚上，賈樟柯只睡了三個小時，什麼感受都沒有，“就是忙”，備忘錄上有20件事，幹完一件，劃掉一件，測試完最後一塊銀幕，“超開心”。
開幕式紅毯，賈樟柯打著西式的領結，和趙濤在臺階上迎來送往，像一場家宴。
從世界歸來的賈樟柯在老家開啟了他與電影的下半場，這裡將是他真正的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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