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旧制度与伏尔泰的启蒙

大师|旧制度与伏尔泰的启蒙

伏尔泰(1694年—1778年

  • 伏尔泰“姗姗来迟”中国

伏尔泰从没想过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到中国:法国大众奢侈服饰品牌Zadig&Voltaire(擦地哥&伏尔泰)已进驻北京、上海奢侈品聚集街区。Zadig是伏尔泰最著名的一部小说《擦地哥》中主人翁的名字。2012年,这个品牌在中国时尚界引发众怒,因为该品牌在巴黎的新酒店发布会上,品牌主理人声称:“为了保证私密性和安静的环境,我们对客人是有选择的,我们将不接待中国游客。”

无从考证这个300年后的时尚品牌,和当年的伏尔泰及其作品《擦地哥》有何关系,300年来的世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物质飞跃,受过义务教育的东方年轻人,对来自西方的奢侈品牌的兴趣一定比对伏尔泰本人更浓厚,了解得一定也更多。这说明世界虽已斗转星移300年,但伏尔泰那一代人在18世纪开启的领先的西方现代文明,所奠定的世界文明格局,至今仍按其老规矩运转。即便,年轻人们已经对教科书上的伏尔泰视若无睹。

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来临的世界现代性,已然是之前刚刚过世的伏尔泰、卢梭等启蒙分子的身后事。他们的思想奠定了今日世界的格局,但因为他们本身没有活到革命那一天,更没有活到今天的世界,要不然一定会对今天巴黎酒店拒绝中国客人这样的装“贵族”不走“群众路线”的丑事大加鞭挞。伏尔泰不仅不歧视中国,还写过《风俗论》《论宽容》等书,其中对中国传统思想十分谦卑,倍加推崇,常常借以猛烈抨击自己所处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时期的神权体系。

《擦地哥》对法国读者来说,讲的是东方的故事,主人公擦地哥是古巴比伦王朝(今叙利亚、伊拉克所在)的青年,他阳光善良但十分倒霉,正直勇敢但被乖戾权贵玩弄至匪夷所思,聪明深察但往往陷入作死境地。对这部小说一般的理解是,伏尔泰在借古喻今,讥讽当时身边的现实,但少有人看到在伏尔泰文学自由的精神框架下,这其实是一部先锋了至少200年的黑色幽默小说。要知道,18世纪的世界,还是全球一抹黑的君主王朝时代呢,具有现代性的文艺作品涌现那是后来的事了。

但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不是属于法国路易十五的,也不属于干政的主教和大法官,而是属于伏尔泰一个人的。100年以后的法国文豪雨果说过:“整整一个18世纪都属于伏尔泰,那是伏尔泰的时代!”而且,雨果没有将这种影响和地位局限在法国一国之内,他很清楚,伏尔泰属于全世界,是人类的良知,是新世纪的先知。

其实,伏尔泰著作早就翻译成日文等东方语言,对东方世界的变革起到过关键影响。明治维新的思想奠基人福泽谕吉,就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但对伏尔泰这样的大思想家的作品,系统而分门别类地翻译成中文,则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商务印书馆秉持“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在改革开放后才陆陆续续出齐了伏尔泰史学方面的著作——《路易十四时代》《查理十二传》《路易十五时代简史》《巴黎高等法院史》《彼得大帝在位时期的俄罗斯帝国史》,以及哲学方面的《哲学辞典》《风俗论》《哲学书简》等书。

著名的翻译家傅雷翻译过伏尔泰的小说,如《擦地哥》。但是,他的翻译重点主要在巴尔扎克等法国现实主义作家身上,一点没有突出伏尔泰小说的先锋性;其次,伏尔泰小说是在其不能写作排演戏剧捞金的情况下,流亡及研究历史哲学之余,表达其“文学自由”观念的随手之作,往往一挥而就,简单幽默,适合白天刚创作完,当晚就朗诵来取悦上流社会的夫人们。

也就是说,在中文世界,伏尔泰的鼎鼎大名是偏颇的,伏尔泰思想传播是被“启蒙”二字掩盖了光芒的,傅雷的小说翻译水平可称精品,但仅这点影响是难以让中国人和大师伏尔泰会心的。

大师|旧制度与伏尔泰的启蒙

先贤祠里,葬着众多的法国伟人。入口首先看到的就是伏尔泰的墓,法国启蒙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

大师|旧制度与伏尔泰的启蒙

进入法国先贤祠的众多对法兰西作出非凡贡献的非凡人物

  • 少年得志,上达天听

伏尔泰出生于1694年,算是启蒙思想家当中的老大哥,卢梭比他小18岁。伏尔泰出身于巴黎的资产阶级家庭,在后来的大革命中是革命的中坚力量,是打倒王权神权贵族等前两阶级的第三阶级。但伏尔泰不是一个革命者,他甚至为母亲拥有的贵族血统感到自豪,也喜欢结交上层社会的青年。

伏尔泰也不是一个钻营者,他的表现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作为正统天主教徒,他既反对耶稣会,又结交了优秀的拉丁文学者奥利维神甫等神职人员。靠着少年时就展露的戏剧才华,和叛逆出众的思想,他成为王公贵族家的座上宾,高谈阔论,受尽优待,享尽赞誉。此时的伏尔泰已经打定主意,放弃父亲安排的法律学业,不管不顾地做一名诗人!父亲阻拦道:“诗人都是废物!”伏尔泰骄傲地回答:“法官的头衔有钱就能买,诗人的桂冠金不换!”

在这叛逆的青春期,适逢“太阳王”路易十四驾崩,不满现实的伏尔泰写讽刺诗嘲笑时局,迅速被抓进了巴士底狱。年轻的伏尔泰因言获罪,曾两次被投入巴士底狱,但他的遭遇和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牢狱之灾不同,巴士底狱关押的可都是一些有影响有地位的人士,可以带仆人同住,皇家支付伙食费,伙食还很不错,国王有时还送来上等的葡萄酒。伏尔泰在和狱友们下棋打牌之余,开始写作史诗《亨利亚特》和戏剧《俄狄浦斯》。

在被不痛不痒地惩罚之后,伏尔泰得到了摄政王的亲自接见,但他没有接受收买,因为他的经济头脑告诉自己,在“太阳王”薨毙带来的价值混乱和无序自由中,可以靠新鲜出炉的戏剧《俄狄浦斯》收割市场了。

这出古希腊著名的悲剧,被伏尔泰编写得很有巴黎当世的时代感,一经面世场场爆满,创下了45场的连续演出纪录,24岁的伏尔泰旗开得胜,名利双收了。

同时,史诗《亨利亚特》的出版,让伏尔泰尽情地表达了宗教宽容的主张,反对宗教狂热和迫害,伏尔泰从自由的表达中找到了自我的价值。

功成名就之后,父亲的原谅也姗姗来迟,朝廷的关注则与日俱增,摄政王锦上添花地赐予伏尔泰一笔2000法郎的年金。依托自己的法律老本行和银行界的人脉,伏尔泰将自己的获利进行投资,不久就积累起大量财富。

  • 现实的批判者,神权的掣肘人

即便成为新贵,伏尔泰还是得罪不起那些老牌贵族家族的。因为贵族骑士的挑衅和一次殴打,顺风顺水的伏尔泰流亡英国。这对他来说或许是一件好事,把他从纸醉金迷的上流生活中解救了出来,他看清了自己在挨打后他的那些贵族朋友竟然不以为然,甚至笑骂他是自找的。他也看破了和朝廷成天眉来眼去的虚荣,他要到君主立宪后的英国去找寻自由。

彼时,英国已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政治环境要宽松得多,民主自由的气氛相对浓厚。伏尔泰在这里找到了希望,更找到了潜心写作的素材和灵感。他将作品题献给商人朋友,因为在法国,商人没有社会地位,作品只能题献给皇家和贵族。伏尔泰学会英文后,还首次将英国科学家牛顿,以及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的思想和方法翻译介绍给法国人。为此,他花了很多时间来钻研牛顿的学问,尤其是万有引力定律和光学原理。这些理论一般人很难看懂,伏尔泰则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深入浅出的手法向法国人介绍牛顿的学说,因为他心中饱含着这样的热情:要在法国唤醒官方和民众,像英国一样对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致以高度的敬意,而不是仅仅看社会精英的贵族出身。此时,伏尔泰的前女友,演员勒库弗勒小姐不幸去世,法国天主教会不准其安葬到教徒墓地,原因之一是没有做死前的宗教仪式,更重要的可能是演员在当时法国被认为是下贱职业。伏尔泰气愤极了,他写道——

在古希腊可以给她设立祭坛,

在法国却不可以!

要是她生在伦敦,

一定可以安葬在

哲人先贤骑士明君墓旁!

虽然身为天主教徒,但是一天又一天,一件又一件事情的耳闻目睹,伏尔泰对教会渐渐失望透了。流亡英国期间的《哲学书简》中,他对主要的宗教派别——朋友会、长老会、唯一会、英国教会、阿利安会,进行了缺陷审视,对教派纷争做了准确又深刻的分析。紧接着,是对英法两国现实政治的优劣比对和无情揭露——一个英国商人敢于自傲,敢于和罗马公民平起平坐。即使是贵族子弟,也没有人看不起商人。

  • 嘴上刻薄辛辣,内心王道敦厚

《哲学书简》本是伏尔泰和朋友之间的私信交流,但未经他同意,被一个法国书商在法国出版,这下惹了麻烦。政府认为这本书充满了爆炸性的煽动颠覆的宣传:“这是一只满载火药的游艇,足以构成社会安全的重大危机。”法院将其列为禁书,“堆在王宫前面大石梯下焚毁,因为它违反宗教,妨害善良风俗,不敬权威。”政府的禁令在1734年6月10日执行,那位书商被投入巴士底狱,刚结束流亡从英国返回法国的伏尔泰也被通缉。

墙内惹麻烦墙外香,此时的伏尔泰在欧洲已有较大的影响力,并不是欧洲所有的王室都视他为心腹大患。此时,普鲁士帝国年仅24岁的弗雷德里希王储向伏尔泰伸出了橄榄枝。7月的一天,伏尔泰收到王储的一封信,信中充满了对伏尔泰和他的思想的赞誉和钦佩。正受到法国宫廷仇视的伏尔泰,感到极大安慰,并且因为弗雷德里希王储的身份,他对欧洲的政治也燃起了希望。两人从此频繁通信。

实际上,在伏尔泰的思想中,通过《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等书,明白无误地展现出他期待明君的王道政治价值观。伏尔泰虽然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赞誉有加,但他认为法国久远的君主制度使人民习惯了臣服,并且教会和贵族成为左右国王的势力,一次次把法国推向混乱的深渊,因此,法国应当实行君主制,巩固君主的最高权力,排斥教会和贵族的参政。

只不过,现世的国王和朝廷,远远达不到伏尔泰对国王的期望值——伏尔泰是“哲人王”思想的拥趸,认为国王应当通晓哲理,以哲学思想治国。这要求着实太高了,国王一般都只会背书名。

好不容易遇到个年轻有为爱读书的弗雷德里希,此君年纪轻轻就写出了一本书《反马基雅维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王道思想家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应该同时拥有狮子般的凶猛独裁和狐狸般的狡诈治国手段,这种思想当然是伏尔泰坚决反对的。弗雷德里希写出著作来反对,这让伏尔泰大为赞赏。

伏尔泰不知道自己被摆了一道。等到弗雷德里希继承王位,他意识到《反马基雅维利》对自己的王位不利,因为他在书中反对的,恰好是自己当上普鲁士国王想做的——狮子般的凶猛和狐狸般的狡诈。伏尔泰被授意收回该书的出版,整个人为了帮弗雷德里希擦屁股忙得屁颠屁颠,心里一定也是哇凉哇凉的。

年届五十的伏尔泰想着向法国宫廷及教会示好,以结束自己长期被查禁和流亡的生涯。为此他把自己反对宗教狂热的新剧作《穆罕默德》题献给罗马教皇,想要狐假虎威,让法国天主教会知道自己是虔诚的,而且披着罗马教皇的圣衣,不是好欺负的。

法国当局趁势给了伏尔泰台阶下,任命他回国做宫廷史官。伏尔泰凭着史诗《丰特诺瓦》讨好路易十五,当选上了自己觊觎半生的法兰西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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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莱侯爵夫人,是伏尔泰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她还是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尤其在数学和物理领域见解独

  • 侠骨柔情,义不容辞

伏尔泰可不是一个附庸权贵的人,不是什么油腻的中老年。他进驻宫廷的生涯短得可怜,后来他回忆:“我在1744年和1745年是朝臣;1746年就改过自新了;1747年幡然醒悟。”他坦言:“那不是我的光荣时期。”

有一天晚上,伏尔泰在枫丹白露宫看情人艾米丽和皇后及几个贵妇人一起玩牌。艾米丽输得很惨,伏尔泰在一旁观察,看出皇后耍了老千,他马上用英语对艾米丽说:“别玩了,你怎么玩得过老千!”

他以为在场没人听得懂英语,结果失算了,皇后当场发火,伏尔泰和情人灰溜溜离开。鉴于自己几十年来的前科,伏尔泰和艾米丽当夜逃离了枫丹白露宫。

他的这个情人艾米丽,可不是一般人。她在正式场合被称作沙特莱侯爵夫人,是当时有名的才女。因为父亲是伏尔泰的好友,艾米丽从小就认识和崇拜伏尔泰。伏尔泰从英国流亡归来时,沙特莱侯爵统兵边地,侯爵夫人艾米丽和伏尔泰趁机在一起整天谈论牛顿的理论。两人一拍即合,成为15年的亲密情侣,直至艾米丽去世。

伏尔泰因《哲学书简》被通缉,干脆就和艾米丽住进了法国东北靠近比利时的沙特莱侯爵的锡雷庄园。庄园里人头攒动,都是两人的朋友。但伏尔泰和艾米丽有严格的工作时间表,除了吃饭,二人都在各自的工作室勤奋用功,伏尔泰写作,艾米丽研究物理和几何。两人非常相爱,午饭和晚饭时间,会召集宾客朋友们一起天南海北地聊,分享各自的工作成果,顺带撒撒狗粮。

伏尔泰年过五十还是避免不了不断逃亡的日子,虽然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也从来没有缺过钱,但却从来没有在自己出生的城市巴黎拥有过一处房产。直到60岁,伏尔泰发现自己仍然无处可去,只好在日内瓦以朋友的名义买下了一处房子,一开始他觉得日内瓦是共和国,是新教徒的地盘,不会有麻烦。可他忘了自己是个惹麻烦的人,他不仅跑到了论敌卢梭的老家买房子,还骂卢梭和当地神父都是“可怜虫”。于是最后,伏尔泰只好在法国和日内瓦边界地方多买了几处房子,哪里风声紧,就随时从哪里越过国界逃跑。

超越理想主义,总在进攻与妥协的政治家。

话说当初伏尔泰被刚刚登基的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希摆了一道,但他后来还是接受国王的邀请,到柏林混了三年,意图辅佐出一位“哲人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为此,他不惜把自己个人的荣辱放到一边。

伏尔泰很快发现,自己不过是被拉来装点门面的,而且每天干的工作,就是帮着修改那些朽木不可雕的诗文。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大,最后竟闹到伏尔泰退还弗雷德里希当初给他的一切宫廷勋章,扬长而去。

弗雷德里希可不是好惹的,他意识到伏尔泰带着自己拙劣的诗文离开,是想让全欧洲看到自己这位所谓开明君主的真实嘴脸,因此他不仅不接受伏尔泰退还的东西,还在半途截住伏尔泰,软禁了他很长时间,最后扣留了他的财物,一脚将他踢出了普鲁士帝国。

一方面,伏尔泰从未放弃期待一位明君圣主的出现。另一方面,他死咬着干政的教会和贵族,作为自己一生战斗的敌人。他一面通过自己的著作,向人民输出理性、科学、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思想,一面抓住现实热点,揭露和抨击教会的反动和罪行,积极参与调查,帮助解救那些受到宗教迫害的人们。

1762年,善良的胡格诺教徒老卡拉,被天主教会污蔑杀害了自己的想要改宗天主教的儿子。伏尔泰对此案产生极大疑问,最终调查得出了天主教会幕后操作宗教狂热,迫害无辜异教徒的结论。伏尔泰大声疾呼,发起为老卡拉平反昭雪的活动,用4年时间,停下手里的一切工作,使巴黎高等法院最终撤销了对老卡拉的判决,枢密院宣布为受害者一家完全恢复名誉。

伏尔泰晚年置产之地,周边农民的生活很困苦。他在自己的别墅周围建立工业村,投资办厂,广纳技术人才,建立缫丝车间和制服厂。本来伏尔泰因为一生对戏剧的爱好和投入,总要在住处修建小剧场,在远离巴黎的穷乡僻壤排演自己的剧目。为了发展民生,他不惜把自己的剧院改造成车间或养殖场。加之他善于经营,事业很成功,远在柏林的弗雷德里希大帝也不计前嫌地真诚赞誉他:“照耀世界的光明来自瑞士的一座名叫法尔奈的村庄。”更有甚者,有人称赞伏尔泰是“欧洲的孔夫子”,意在表扬他的宅心仁厚,经世致用。

伏尔泰的工作范畴和光芒不仅在欧洲,对于世界各地的人类和社会发展状况,他都高度关注。为了分享他从古老中国智慧中习得的良知和经验,他找来中国元朝剧作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写出了悲剧《中国孤儿》,印证古老的王道政治虽败犹荣,最终必能教化改弦易辙的现代社会。为此,伏尔泰不惜和同为启蒙思想家的卢梭展开了殊死辩论,并且痛骂那些远在中国一线的传教士不尊重古老东方的礼仪。

大师|旧制度与伏尔泰的启蒙

路易十六在没上断头台前,读到伏尔泰与卢梭的著作, 恨得咬牙切齿, 称“这两个人摧毁了法国”

伏尔泰笔下尖酸、幽默,偶尔不忘自黑,使这种斗争远离了残酷性,也赢得了包括资产阶级和贵族们的支持。路易十五死后,巴黎不再拒绝伏尔泰,他和弗雷德里希也重修旧好。84岁高龄的伏尔泰回到巴黎,并在工作时病逝。教会不许他葬在巴黎,但法国大革命随后迅速到来,伏尔泰在身后被补行国葬,迁葬先贤祠。今天人们到先贤祠可以看到,他和卢梭两人的雕像,喜剧一样面面相觑。

(原创自志道教育所属杂志《新教育家》张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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