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
9月16日，“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阵容超豪华，发言超犀利，来看看吧。
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
吴敬琏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投资去拉动的，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过高的杠杆率，造成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如果要降杠杆，那么增长率就下去了，如果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那么杠杆就上来了，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几率就增大了。
行政手段去产能，这是计划经济
楼继伟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
理事长
“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企、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现在很多的做法却把目标、任务当手段。
为了去产能就给各省下指标，这是用传统办法，靠行政手段去产能，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
国内营商环境还不完善，企业如果照章办事很多事都很难做
白重恩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营商环境还不是很完善，企业如果都照章办事，很多事都很难。但是中国有一个特惠模式，在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
但特惠模式会带来很多问题，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优的安排，是次优的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的时候，特惠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
杨伟民
中财办原副主任
资金运用应突破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
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地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权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
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改革约束机制越来越多，激励机制却越来越少
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
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往往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改革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现在最大的双轨就在要素市场。
我们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健全，但是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下一步改革要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其中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能有效防止贪腐
吴晓灵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会主任
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地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善法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党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
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是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建设法治国家有非常好的论述和规划，新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把党描绘的蓝图付诸实践，让全国人民能在阳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改革开放是一道有舍才有得的选择题
管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高级研究员
中国渐进性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深水区、攻坚战。不同的人对于很多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管涛认为，不同的看法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处于不同的立场。
他要求更加稳妥推进改革，如果改革进展顺利的话，有利于凝聚共识、推进改革，如果改革遭受挫折的话，会给改革增加新的阻力。
第二，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道有舍才有得的选择题。
这有两个政策含义：
1、任何政策的变化都有利有弊、有得有失，在这种情况下，要区分政策调整的后果和意外的冲击。对于政策调整的后果，我们应该保持政策定位，对于意外的冲击就要考虑调整政策的节奏和力度。
2、有的时候改革政策调整不一定有绝对的对错，最后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取决于最后是不是做成功了，成功了就是一个正确的政策选择。
第三、改革开放预案比预测重要。
改革开放涉及到利益的调整，那么会有很多这种变化，特别是进入攻坚战，以前的很多经验不能简单地照搬，特别是又遇到目前的这种稳中有变的内外部形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预案比预测更加重要。
他认为，我们要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的基础上，做好政策调整的方案准备，遇到什么情况怎么办，这样有备无患。
经济下行，民企开始主动并入国企寻求自救
李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理事长
“这一次的国进民退，是民企在面对经济下行的剧烈压力下采取的自救措施”，李扬称，不这样做，恐怕就得不到资金，成本降不下去。而这样做了的话，企业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弊端也是显然的”，李扬强调，“国企的效率普遍比民企低一些。民企并入国企后，国企就会开始往民企派领导、派书记等等，很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李扬认为，这正是推进国企改革的契机。“在这次浪潮里，如果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过两年再看，后果会是令人堪忧的。”
只给民营企业番号，既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
段永基
四通控股董事长
段永基强调，要想深化改革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我接触的民营企业来看，目前的感觉是形势日趋严重、信心大减”，“到底深化改革怎么搞？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便是在国有企业混合经营之下，民营企业也是很难的”。
段永基称，总说国有企业是执政基础，“如果国有企业是八路军，至少民营企业是新四军，可老把民营企业当忠义救国军，就给番号，既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他认为这是思想不解放造成的现象，“思想不解放就阻碍了深化改革，希望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多做一点重量级的呼吁”。
农民工占70%，中国劳动力市场非常扭曲
宋晓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宋晓梧提出了一个数据，在中国劳动力市场里，在4.2亿城镇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了2.8亿，农民工占到了整个城镇就业的比例的67.5%，将近70%。“这样一种就业市场或者说劳动力市场是非常扭曲的，”宋晓梧称，“我们考察任何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没有出现这样一种在整体就业人员中的这种双轨制。”
宏观税负越来越高，企业利润边际已被减没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
随着市场化的发展，财富的继续涌流，同时我们的政府分割国民财富的这样一种机制，没有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这种分割比例是越来越高的。
大约是2010年以后到现在，我们的一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增长了12个百分点。同时，还有像土地财政和更广义的就是我们的所谓劳保等等这一方面，构成了我们的宏观税负。宏观税负高到什么程度？企业的利润边际已经被减没了，甚至是负数了，这个数字是从2012年开始就是这样，现在越来越低。
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郑新立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在其看来，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逐步加大。第二，我国M2增速已经下降到名义经济增长速度之下。第三，民间投资增长低迷，占全社会投资比重已经由最高水平的65%下降到了60%，甚至还会继续下降。第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我国上市公司中，营收额低于还本付息额的企业已经占到17%，由于连续经济下行，金融风险正在孕育之中。
中国将在2025年变成发达国家，要承担更大责任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林毅夫表示，目前，世界上85%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到2025年左右，我国将变成发达国家。那个时候，也还有66%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在2025年左右又将成为高收入国家，就需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负有更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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